劉起釪：經書淺談——《尚書》

尚書什麼官

第一節 從《書》到《書經》

我國有一部最古的史書，叫作《尚書》，它大體是相當於奴隸制時代的一部歷史文獻彙編。“尚”是上代的意思，“書”就是歷史簡冊，用現代的話說，《尚書》就是“上古的史書”。但兩千年來儒家卻把它作為儒經中最重要的一部經典，尊稱為《書經》。而這部《書經》卻有一半是假的，那是晉代出現的“偽古文”各篇；只有一半才是真的，即漢代傳下的“今文”各篇。

這一半真的“今文”，主要是商周兩代統治者的講話記錄。不過商代的幾篇在流傳中受周代語言文字的影響，經過加工，有些篇是到周代才由商的後裔宋國人寫定的。另有關於虞夏的四篇，其中最簡短的《甘誓》，可能是夏代作為口耳相傳的重要祖訓傳下來，到商代寫成文字，到周代重新加以寫定的。其餘三篇當是戰國時根據一些古代所傳資料及神話傳說等加工編造成的。只有西周幾篇才是儲存下來的當時的原有文獻。

這些真文獻原來只稱《書》，是經常跟在統治者左右的史官記下來的。當時左右的史官分別用竹簡記“言”和記“事”，記“言”，就成為上面所說的統治者的講話記錄，儲存下來的就是《尚書》；記“事”，就成為編年大事記，儲存下來的是《春秋》，後來還發現了《竹書紀年》。《尚書·多士》記周滅商後，商遺民不服，周公就對他們說：“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是說商的上代傳下來的典冊（即竹簡，“典”是放在架上的竹簡，“冊”是繩子編連著的竹簡）裡，記載著商湯革掉夏命的事，說明周革商命，是有你們祖宗的先例可援的，你們也就用不著怨恨周人了。由這就可知商代史宮的記載到周初還存在。《墨子·貴義》說：“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說明當時存在的《書》確實還不少，周公掌握了它們，所以很熟悉商代史事。

但是由於竹簡容易毀壞，經過二三百年後就無法儲存下去，這隻要看傳下來的《春秋》就知道了。《春秋》本是魯國的編年史記，當然應從魯國第一位國君伯禽開始。可是傳下來的《春秋》卻從伯禽以後的第十四位國君隱公開始，就是因為魯隱公以前的竹簡，在魯哀公以後整理時已毀壞了。即使是隱公以後的也斷爛了不少，例如《桓公十四年》雲：“夏，五。”《莊公二十四年》雲：“冬，郭公。”這顯然是殘缺的結果。可見古代史官雖然記下了大量史書，卻又遭到了大量的毀壞。加上統治者有意的破壞，如《孟子·萬章下》所說：“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史記·六國表》所說：“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有了這些情況，就使古代歷史文獻受到很大摧殘，能傳下來的就很少了。

到戰國時代，百家爭鳴，是我國古代學術繁榮時期，各家都鼓吹自己的學說，儘量拿往古的歷史來做論證，因而都設法蒐集古代文獻史料，於是百不存一的古代的《書》，也就被先秦學者蒐集了一些。當時引用《書》的次數最多的是《左傳》，共達五十多次，所引到的篇名有十八篇，而《墨子》引到的達二十二篇，其餘儒、法、雜等百家及一些史書都紛紛引用，除了泛稱《書》的以外，所引到的篇名合計達四十餘篇，其中三十餘篇是現存《尚書》中所沒有的，可知道這些戰國人讀過的《書》，後來又失傳了。而傳到漢代的二十八篇中，先秦諸子沒有引用的也有十四篇。可知在戰國時《書》的存在情況頗紛歧。就是戰國人所引的各篇，彼此的出入也很大，例如儒家的《書》中有《甘誓》，《墨子·明鬼下》也有，二者中心內容完全相同，但文句有很大歧異。又即使墨學一家所引同一篇書，也互有紛歧。例如《墨於·非命上、中、下》三篇都引《仲虺之誥》，文字卻各有出入；又《天志中》及《非命上、中、下》都引《泰誓》，文字也各有不同，當然與儒家《孟子》及《左傳》引的更有出入。這是由於竹簡在流傳中易造成損壞斷爛，更因各家傳抄，又易有錯亂脫誤，以致造成了這許多紛歧現象。

更有一情況是，戰國時各家利用舊文獻，只是要求為自己的學說服務，如果原有適合自己的，他自然正好利用；如果沒有完全適合的，他們可以改造，甚或索性自己來編造。《韓非子·顯學》說：“孔子、墨於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正說明了這種情況。所以儒家就編造了作為虞夏時代的《堯典》、《皋陶謨》、《禹貢》等篇。前兩篇就是儒家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作為古代固有的歷史提出；後一篇《禹貢》原是戰國之世走向統一前夕的總結性的地理記載，是兩幹多年前的地理學家關於亞洲東部地理的一部科學傑作，可是儒家卻拿它來作了大禹時代的作品，把禹美化為繼堯舜後的一個聖王。把這三篇和《甘誓》同商、周兩代的《書》配起來，儒家的古史系統就結構完備了，他們宣傳自己的主張就有本本做憑據了。

大抵在戰國時儒、墨等學派手中都有《書》，而且還按王朝彙編成了《夏書》、《商書》、《周書》。不過在戰國時還沒有《虞書》一詞，《左傳·文公十八年》出現過一次，顧炎武《日知錄》已辨其非；又還沒有《尚書》一詞，《墨子·明鬼下》曾出現過一次，王念孫《讀書雜誌》已校訂為“尚者”之誤。《尚書》這一書名，是漢代今文家提出的。

戰國時儒家的課程原是“詩。書、禮、樂”四項，《禮》、《樂》只是他們經常在講堂外排練的實習課，因此講堂上的課本只有《詩》、《書》兩種。可以說《詩》是他們的文學課本，《書》是他們的歷史課本。由於儒家的教育宣傳影響大，《詩》、《書》就成了當時士大夫的兩本典型讀物，《商君書》提出要秦國禁絕的也就是這兩種。但到孟子、荀子時的儒家課程中加上了《春秋》，成為五種；到《禮記·經解》中又加上占卜用的《易》，成為六種，合稱“六藝”。（《莊子·天下》亦列此六種，《天運》有了“六經”之名，然此二文不屬《莊子·內篇》，其寫成時代較晚）。因為古時“樂”的譜子無法寫成本本傳下來，所以到漢代就只有《詩》、《書》、《禮》、《易》、《春秋》五種，作為“五經”。這部原來的古史文獻《尚書》，便成為儒家所宣揚的“二帝”（堯、舜）、“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及周公、孔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烴煌聖典，尊為《書經》，儒家所倡導的“道統”就靠這部《書經》堅實地樹立下來，成了兩千年間統治中國人民的主導思想。

第二節 《今文尚書》、《古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

漢代的這部經書，是由秦博士伏生藏在屋壁裡躲過秦的焚書和楚漢戰亂才傳下來的。他從屋壁裡取出時，竹簡又斷爛了不少，經過拼湊整理，只存得下列二十八篇：

《虞書》、《夏書》：《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

《商書》：《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周書》：《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伏生使用這二十八篇在齊魯之間傳授門徒，門徒中經過數傳後，形成了西漢《尚書》學三家：歐陽氏學，大夏侯氏學，小夏侯氏學。在漢武帝到宣帝時，先後列於學官（等於現在的大學，但在王朝內），所教的是伏生二十八篇和武帝時民間所獻偽《泰誓》，共二十九篇（歐陽氏把《盤庚》分為三篇，共三十一篇）。伏生的本子最早應是秦朝原通行的小篆字型，後來改用了當時通行的隸書，等到西漢中後期古文字出現後，便被稱為“今文”，意為漢代現今用的文體，這三家便被稱為“今文三家”。今文家原是些方士化了的儒生，他們在漢代神學“陰陽五行說”的思想指導之下解釋《尚書》，以之與讖緯之說相結合，使經學成了“神學的侍婢”。他們的說法神秘、空疏、繁雜，而又特別強調“家法”、“師法”，必須嚴格遵守。他們又強調“通經致用”，常舉一些經文做標籤，用方士式的神秘說法為漢王朝服務。至漢末熹平年間，把歐陽氏本《尚書》刻入《漢石經》，作為統一文字的官定本。

漢代又曾出現《古文尚書》。所謂“古文”，是指早於小篆的先秦和六國所用的大篆或籀文等字型。當時離先秦時間不遠，出現這種文字的本子是完全可能的。計自西漢中期開始，先後相傳出現過好幾次。第一次是《史記·儒林列傳》所說的孔子十一世孫孔安國家傳本，比今文多“逸書”十餘篇。第二次是《漢書·藝文志》所說的“中古文”，劉向用以校三家經文。第三次是《漢書·儒林傳》所說的成帝時張霸獻的“百兩篇”，即離析二十九篇為百篇，又加這百篇的“書序”編成的兩篇。當時以中古文相校，發現它是偽造的，便被廢黜，但“百兩篇”中所載的《書序》卻從此流傳，成了《尚書》學上影響最大的事。第四次是《漢書·楚元王傳》中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所說的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壁中古文，多出“逸書”十六篇（其篇名載《尚書·堯典·正義》），由孔安國獻上，劉歆請把它和其他三部古文經立於學官，遭到今文家反對，從此引起了中國學術史上兩千年之久的今古文之爭。第五次是《漢書·景十三王傳》所記東漢初年始有的傳說，謂河間獻王得到《古文尚書》。以上五個本子只有第一部孔子家傳本較確切，其餘諸本都有些撲朔迷離，又諸本只有經文，而沒有傳注。第六次是《後漢書·杜林傳》所說的杜林所得漆書古文字一卷，他整理加工，並授門徒，傳下同於今文篇目的二十九篇，沒有所謂古文“逸書”。由門徒衛宏，再傳賈逵、馬融、鄭玄等，先後都做了傳注，馬、鄭本並將《盤庚》、《泰誓》各分為三篇，《顧命》中分出《康王之誥》，共為三十四篇。這些古文家的注，不同於今文家宣揚神學和漫無邊際的雜說，而是在尊祟“聖道王功”前提下多做文字訓詁、制度名物等的解釋，因此使《古文尚書》大顯於世，終漢之世雖沒有立於學官，卻取代了今文三家的地位。後來到魏晉時，貴戚王肅做了注，終得立於學官，並在魏正始年間刻入了《三體石經》中。

西晉永嘉之亂，文籍喪失，今、古文都散亡，連石經也遭破壞。司馬氏逃到江南建立東晉，仍要靠儒家思想維持統治，又廣求經典。豫章內史梅賾獻了一部《古文尚書》，計有經文五十八篇，其中包括西漢今文二十八篇，但把它析成三十三篇（分《堯典》下半為《舜典》，《皋陶謨》下半為《益稷》，《顧命》下半為《康王之誥》，《盤庚》仍分三篇）。又從百篇《書序》中採十八個篇題，從當時有的一些古籍中搜集文句綴成二十二篇（十八篇中《太甲》、《說命》各作三篇），另新撰《泰誓》三篇，這就是偽古文二十五篇，用此來湊成劉向、鄭玄所說的古文五十八篇之數。全書各篇有標為《孔安國傳》的注，並有一篇《孔安國序》。但從《史記》、《漢書》看，孔安國並沒有做過這些東西，又二十五篇與劉歆所舉孔安國逸書十六篇的篇題也不一致，它的破綻顯然存在。但它積聚了八百年來人們所稱引的《尚書》和四百年來今古文經師的解說，加以章櫛句比，做到每句都有解釋，這在《尚書）學上是一個很高的成就，因此為人們所樂於接受，加上王朝的提倡，於是就盛行於世，一直傳下來，被人們看成是漢代孔安國所傳的真古文。

到唐代，命孔穎達撰《五經正義》，《尚書》就以這部《孔傳》作正注，孔穎達撰的《正義》作疏，成為官定本頒行全國，其經文並刻入《唐石經》中。宋代把《孔傳》和《正義》合成《尚書註疏》，明清時刻在《十三經注疏》中。

到宋代，有了與漢學不同的學術思想，經過吳棫、朱熹等人的探索，由蔡沈總括兩百年間探索成果，撰成《書集傳》一書，明清時刻在《五經大全》中。它是宋學的代表作，與《尚書註疏》分別代表了《尚書》學史上的兩個時代。此後它就成了科舉法定本，元明以後民間鄉塾中都只讀它。

既然是偽書，不論怎樣被推崇為神聖的經典，遲早總要被人識破。所以唐代就開始有人懷疑它，宋代吳樾正式提出了考辨，以後遞經明梅鷟、清閻若璩、惠棟等人進行了嚴密考證，最後判定這部書是“偽《古文尚書》”，《孔安國傳》是“偽《孔傳》”，這一本子是“偽孔本”。但偽孔本中儲存了今文二十八篇，它們是商周文獻的孑遺，仍是今天研究古史的珍貴史料。

第三節 清代及近世學者對《尚書》的研究

這些珍貴史料的最大的問題是艱澀難懂。因為它主要是三千多年前岐周地區一個民族的方言，早成了死文字，戰國時人就只引用少數好懂的句子。到漢代更難懂，司馬遷就只把一些能懂的抄到《史記》裡，而對於一些明明是重要史料的“殷盤周誥”，只因它不好懂，就都一筆帶過。加以後來“又有脫簡、錯簡，今文三家及古文、偽古文各有傳抄錯誤，到唐代改寫成楷書時又有改錯，就使此書非常難讀，因此韓愈以“佶屈聱牙”作為此書的特點。幸喜自清代中葉的學者開始用文籍考辨之學去研究它，至今已二百餘年，留下了不少有價值的成果。如段玉裁、王念孫父子、俞樾、吳大澂、孫詒讓及皮錫瑞、章炳麟等，都有很好的研究。還有江聲、王鳴盛、孫星衍、陳喬樅等蒐集的資料亦有參考價值。近代又在清人成就的基礎上，加上西方學術影響，以及甲骨文、金文研究的成熟，新材料的增多，把《尚書》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如王國維、楊樹達、郭沫若、陳夢家及於省吾、胡厚宣、徐中舒諸先生等，皆有新成就。顧頡剛先生更以極精博的功夫研究它的一個個問題，從而把《尚書》的研究推向日益深入。在經過這樣的科學整理研究之後，這部最古的歷史文獻，必將很好地應用到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研究中去。

如果讀者手中有一部《尚書》，要很快就能辨別其中各篇的真偽，以免把偽篇誤作真材料使用，只消知道上文所舉西漢今文二十八篇才是真的就行。或者檢視蔡沈《書集傳》，其中在篇題下注明“今文古文皆有”的，就是真的，“今文無、古文有”的，就是偽的。

——本文刊於《文史知識》198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