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馬非馬’只是入門級辯術？戰國名家的邏輯簡直燒腦
白馬非馬是名家的觀點嗎
文丨舞雩
大家好，國學趣談欄目又跟大家見面啦！
也許我們經常會聽到這樣一句俗語，叫“名不正，言不順”。
從古至今，人們都很在意“名”，因而，在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中，就有一個學派專門研究“名”，被稱為“名家”。
所謂三教九流十家，名家便是其一。
/玩邏輯的學派
名家的產生，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的禮官。
而到了公元前536年，中國第一部成文法，鄭國的《鑄刑書》頒佈之後，社會上就出現了類似律師的一類學者。
他們在“思以其道易天下”的過程中，為了播其聲，揚其道，釋其理，最先圍繞“刑名”問題，根據法律條文進行辯護，專門從事名詞概念的探討，於是被稱為“辯者”。
漢代學者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第一次將“辯者”歸類為“名家”。
時間來到春秋末期，適逢激烈的社會變革，舊有的許多傳統概念已經不能反映新事物的內容，而新出現的概念還需要社會的公認。
“名不副實”，反應的就是當時社會的普遍問題。
於是，為了討論出“名”與“實”內裡的正確邏輯，名辯思潮興起，以惠子和公孫龍為代表的名家諸子開始綻放光彩。
不過，按漢代司馬談所言，名家從“刑名”到“形名”，最後到“名實”的辯證邏輯推演，實際是“控名指實”，“參伍不失”。
因此，雖然名家擅長論辯，但其論辯又流於“苛察繳繞”，疙疙瘩瘩，詭譎奇異，所以歷史上一直名聲不好。
這其中，那個讓儒家無語，道家搖頭，法家嗤鼻的男人可出了不少力。
/公孫龍的詭辯術
公孫龍行走的時代，正是最恣肆飛揚最激昂澎湃的戰國中期，百家爭鳴，諸子並出。
豪逸如孟子，逍遙如莊子，浪漫如屈子，淵弘如荀子，群星燦爛，光照天地。
不過若論“語不驚人死不休”，只怕非公孫龍莫屬。
他留給歷史的剪影，是一副滔滔雄辯的傲然姿態。再匪夷所思的命題，似乎也能推演得順理成章。
莊子說他：“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莊子·天下》）
可見其難纏之甚。
他是趙國人，印象裡燕趙盡皆慷慨悲歌之士，想不到也會有像他這般誣妄怪誕之徒。
不過由他複姓公孫來看，此人當是出身華族貴胄，或許是家世沒落之故，令他早年四處遊蕩求學，習得一身的嘴皮子功夫。
據傳當時趙國一帶的馬匹因為感染瘟疫而大批死亡，秦國為了隔絕瘟疫流入國內，嚴禁趙國的馬匹進入，在函谷關口張貼告示：凡趙國之馬不得入關。
恰好，公孫龍從趙國騎著白馬趕往秦國，當來到函谷關前時，關吏說：“人可入，馬不能入。”
“我座下的是白馬，不是馬，為什麼不能入關？”公孫龍反駁道。
關吏：“白馬怎麼就不是馬了。”
“我的名字叫公孫龍，所以我是龍嗎？”公孫龍說。
關吏愣住了，心想這怕不是個傻子，指著牆上的告示說：“按規定，凡是趙國的馬，不管白馬、黑馬都不能入關。”
於是，公孫龍開啟了“苦口婆心”的“教導”，說：“馬是以形來命名的，白是以色來命名的，白馬是以色而不是形來命名的，所以白馬不是馬！”
“白馬還是馬，多了個白字就不是馬了？”關吏反駁。
公孫龍回道：“不是這樣的，比如你想要一匹馬，黃馬、黑馬都可以，但想要白馬，黃馬、黑馬就不可以。”
“假使白馬就是馬，就是要求白馬與馬完全一致，那白馬與馬就沒有差別，若沒有差別，為什麼黃、黑馬一會兒可以，一會兒不可以呢？”
“所以想要馬，黃、黑馬是一樣的，但白馬就不可以，所以白馬非馬！”
“那按你這麼說馬有了顏色就不是馬，全天下的馬都是有顏色的，難道全天下沒有馬？”關吏譏諷。
公孫龍回答：“馬當然是有顏色的，故有白馬，倘若馬無色，則馬只能說是“馬”，哪能取名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
關吏：“……………………”
無話可說的官吏最終還是被公孫龍說昏了頭，暈乎乎地放任公孫龍騎馬而去，後者由此聲名大噪。
/白馬非馬的深層邏輯
必須指出，“白馬非馬”的論證思維與日常思維是完全不一樣的。
在日常思維中，人們一看到一個名，立即聯想到這個名所對應的實，這就是“循名責實”。
當人們一聽到“馬”這個詞，人們腦海中首先呈現的是一個“四足，無角，項有鬛，尾有鬃”的動物（譚戒甫《公孫龍子形名發微》前言）。
一聽到“白馬”這個詞，腦海中首先呈現的是一匹白色的馬，熟悉《西遊記》的人甚至會聯想到唐僧的坐騎白龍馬。
在日常思維中，馬是現實生活中的一種動物，白馬即現實生活中白色的馬。
在這種邏輯中，白是對馬的修飾，白色的馬與馬是種與屬的關係，所以白馬當然是馬，相反“白馬非馬”就不能成立了。
如果一個名與實相應，就是名副其實，如果不相應，就是名不副實。
這種思維追求的最佳狀態是墨家所說的“名實耦合”(《墨子經說上》)，即名與實完全對應。
但是“白馬非馬”的論證思維與此完全不同。
“白馬非馬”的論證思維是有意識地將名與實暫時脫離關係，從而斬斷了日常思維中名與實的直接聯絡，並且只關注於名，暫時不思考實，更不關心名與實的關係，不關心名與實是否相符。
在這種思維下，白馬與馬只是兩個不同的名，自然“白馬非馬”就顯示出一種另類的邏輯正確。
/諸子鄙視鏈的底端
不過這樣的邏輯正確在當時並不受各國君主重視，也被其餘諸子抨擊猛烈。
“名家”之所以為“名家”，是因為他們只從名本身來思考問題。
名就是概念，是一種觀念性的東西。
郭沫若《十批判書》：“白馬非馬”的論證思維可以說完全是一種概念遊戲，是一種“觀念遊戲”。
這種概念遊戲無關於實物，如果把這種概念硬套在實物上，很容易出現荀子所說的“以名亂實”的現象。
同時，這種觀念遊戲也無關於國治民安，從這個意義上說，“白馬非馬”當然是“不以功用為的”、“無益於治”的。
胡適《諸子不出於王官論》：“諸子之學皆起於救時之弊。”
而先秦諸子的興起都為了要救治時弊，“白馬非馬”這種概念遊戲、觀念遊戲既不關注實物，也不關心時事，當然會受到注重實用的各家諸子的鄙視。
所以公孫龍雖然辯盡天下無敵手，但諸子對公孫龍並不買賬。
公元前256年，陰陽家鄒衍替齊國出使趙國，平原君向其請教“白馬非馬”之論。
鄒衍毫不客氣地指出公孫龍是“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有害於大道。舉座稱善。
從此平原君便絀遠了公孫龍，這位當世最強的辯手就此失去了廟堂之上施展口舌的機會。
/離堅白與合同異
所幸公孫龍並不在乎，繼“白馬非馬”之後，他又丟擲了“堅白石二”的命題，再度重新整理了學術江湖的動盪指數，並由此而開創了“離堅白”派，當真是“一石激起千重浪”。
所謂“堅白石二”，是說對於一塊質堅而色白的石頭，以觸覺可知其堅，不可知其白；以視覺可知其白，不可知其堅。
兩種情形下，堅或白都是自身隱匿，非被外物所遮蔽，故曰“自藏”。
之所以會自藏，正是因為堅與白二者互相排斥，無法由同一感官同時感知，顧此則失彼，顧彼則失此。
不存在白中之堅，也不存在堅中之白，堅和白都從屬於石這個載體。
要麼，堅白石＝堅＋石（白自藏）；要麼，堅白石＝白＋石（堅自藏）；總之，堅白石≠堅＋白＋石。
從邏輯角度而言，這樣的推理近乎無懈可擊，因為人們無法否認觸覺與視覺的差異。
不過，令人意料不到的是，“離堅白”之說最強烈的反擊者並非來自外部，而是同為“名家”的惠子。
比起公孫龍，惠子作為“名家”的掌門人，可以說在江湖地位上還是要高過一籌的。
惠施是莊子的老朋友，兩人莫逆於心，就連學術論調也有些相近。
莊子講“萬物一馬”，惠施也講“萬物畢同”，且惠施走得更遠，認為“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完全彌合了事物之間的差異，走向了與公孫龍相反的另一個極端。
惠子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
大到無窮大，沒有邊界，這是宇宙的概念；小到無窮小，不可分割，這是粒子的概念。
佛教有云：“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一沙一世界，一葉一婆娑。”
惠子當時的邏輯辯證大概某種程度上類似於此。
一個摳字眼非得說萬物不同，一個直接忽視主觀差距直接說萬物等同，很好奇當時兩派子弟是不是和華山劍氣之爭一般，見面即仇家，唇槍舌劍非得辨出個勝負來。
/一些有趣的邏輯
也正因為有了“離堅白”和“合同異”的相互印證，名家才在戰國時期大放異彩。
但名家並非只有這兩種理論。
譬如“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意謂一尺長的捶杖，今天取其一半，明天取其一半的一半，後天再取其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如是日取其半，總有一半留下，萬世都取之不盡。
私以為此句的經典程度，猶在“白馬非馬”與“堅白石二”之上。彼二者只是邏輯真實，而此句則內蘊某種絕對真實，所謂真理在其中矣。
“一尺之捶”是有限物體，“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是無限分割，這根本就是現代數學上的微積分概念，想不到其哲學源頭竟在此處。
又如“飛鳥之影，未嘗動也”，意謂飛鳥所經過的每一個時空點都是獨立的，飛鳥在時間的某一瞬息，必然停留在空間的某一位置，其所投下的影子也必然是靜止的。
對於連續的時空而言，飛鳥在移動，但若從每一個具體的時空點來看，飛鳥未曾移動。
再如“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意謂用矩畫出來的並不方，用規畫出來的並不圓，因為矩規所畫出來的方圓，只是個別的方圓，並非絕對的方圓。這講的其實是哲學上的“共相”與“殊相”問題。
共相是抽象的、普遍的，殊相是具象的、獨特的。
共相的方圓只存在於概念之中，惟可意會，不可目見；而殊相的方圓則誕生於矩規之下，明明白白，就在眼前。
名家這些頗有內理的深層邏輯，讓古中國的名實學大放異彩，與古希臘的邏輯學、古印度的因明學鼎足而三，且毫不遜色。
這是先秦名家對中國思想史的一大貢獻。但由於諸多原因，名家在先秦只是曇花一現，不能不說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大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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