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心理學思想中的人本主義心理學部分，應該怎樣理解？
機能心理學時期，杜威倡導一種反分析的論調，提倡從整體視角來看待意識和行為。
在杜威看來，就像意識不能從意義上再分析為它的基本構成成分一樣，行為在意義上也不能再分成基本的感覺
-運動元素，心理學必須從整體的角度來看待它們。
事實上，杜威並不是真正反對分析，而只是反對在不合適的語境下進行分析。例如，他認為對刺激
-反應的分析，不應該是在時間序列上的分析，而是在目的和功能的語境下去理解。此時期，杜威將心理學的這種整體和協調視角遷移到對教育制度的理解中，他認為現行教育制度的銜接只是時間序列上的銜接，在目的和功能上存在著分裂的現象。
杜威針對當前教育制度銜接不順暢的現象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嘗試將大學與中小學教育更加緊密和更有成效地銜接起來，並重點強調了心理學課程在銜接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
但是，教育制度的修復與調整是整個教育系統的任務，杜威只能作為一個倡議者的身份出現，並未起到真正的實踐推動作用。此時期，杜威所理解的心理學與教育之間仍然是弱連結的關係，但是他也開始突破考察教育的宏觀思維。
他欣然接受了芝加哥大學哲學系主任的職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
“在芝加哥大學的那個系裡，包括了教育學、哲學和心理學”。在芝加哥大學，杜威更加確認心理學同教育理論與實踐的關係，雖然此時期他仍然沒有形成系統的連結思路，但已為教育心理學時期打下伏筆。
杜威認為，高中教學以教育目標的分離為標誌，一個方面，它必須起著聯合低年級教學和大學教育的銜接作用；另一個方面，對於不打算進入或者沒有跨入大學的學生而言，它應當是受教育的最後階段。
與作為大學預備學校的預科學校不同，高中承擔著培養除升學以外的其他能力的責任。這是同一制度中能力的分層問題。正是因為高中所佔有的特殊位置，以及它對教育制度整體的其他部分所產生的影響，杜威認為高中其實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中介：是大學、非大學行業和職業人士之間的中介。
高中與大學的作用與反作用
作為中介，高中一方面會修正大學的目的和方法，使它們與日常生活發生更緊密的聯絡；另一方面，高中要反思低年級學校和大學的理想和方法，以鞏固和提升未能進入大學深造的學生的能力。
1、
高中對大學的影響
在杜威看來，當高中除了升學以外還承擔著其他目的，尤其是培養社會所需要的其他能力的目的，那麼大學就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它必須迎接高中環境變化的競爭，修正它的課程和方法，以提供同等或者更出眾的吸引力。
大學的生存狀況也需要遵循適者生存的法則，從而適時的進行自我調整。
事實上，
杜威認為，大學的政策、課程和方法，在高中的壓力之下，已與生活走得更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也恰恰滿足了高中的狀況及其所提出的要求。
例如：大學兩性混合教育，是對高中男女同校作出的調整；課程的多樣化，以及課程為商業和政治科學做準備，是為與高中畢業進入社會那部分學生競爭而作出的調整；提供更大範圍的選修課程，是在高中和大學之間引入諮詢和合作的方法。
2、
大學對高中的影響
杜威認為，高中作為一種中介，不僅給大學帶來了使其與生活走的更近的壓力，同時還接受了來自大學的壓力，並將這種壓力分解到低年級。
甚至，杜威認為，高中對小學和中等學校工作產生的反射性影響已經初露端倪，已在同樣時間做更多、更好的工作以為大學做準備。甚至對那些未考慮進入高中或者大學的學生而言，也為他們的生活提供了更深層和更高階的準備。
杜威將從四年級到八年級的升級制度看作是學校系統的最大缺陷，因為在此前後學生所接受的教育內容不會發生變化。
之前，學生已經有了讀寫能力，之後，他繼續學習讀寫，而不是利用他的讀寫能力掌握新的領域；之前，學生已經掌握了繪畫的技巧和計數的能力，之後，他繼續繪畫和計數，而不是利用這些能力去掌握面對新世界的方法。
杜威看來，這種麻木和機械的現狀應當進行變革。
當大學下放學習內容給高中，向高中施加壓力，高中應透過向低年級學校轉嫁和提出更高質量的要求，以及觀念改變和方法創新來滿足大學的這一需求。
例如：低年級引用推理的方法教代數和幾何來代替普通算術中的數字運算；用作為完全體系的文學名著閱讀代替枯燥的碎片化文字學習；用簡單實驗和觀察的方法代替直接的給予結果。
高中作為低年級學校教師培養機構
從整個教育制度的視角來看，杜威認為高中是低年級學校師資的培養機構，高中教師承擔著為低年級學校做準備的責任。這是由當時現實教育制度和教育意識的匱乏所導致的。
首先，教育界尚未足夠意識到未來教師需進行專業培訓；其次，師範學校的數量不足以滿足培養未來教師的需要；再次，師範學校中至少有一半時間被非專業性工作所侵佔。總之，在杜威看來，高中是低年級師源的主要出處，是培養低年級學校教師的主要希望，那些有責任塑造教育結構的人理應認真關注這一問題。
當提及高中在教育制度中的這一角色時，杜威設想到反對意見，這種意見認為為應付大學和社會商業意識的壓力，當前高中課程的數量和程度已足夠沉重，不應再增加課程，而應該減少課程。但是，杜威以堅信的口吻指出
“當任何事情一旦要求付諸行動的時候，努力帶來的就不是混亂和困難，而是秩序和從容”。
他更建議從行動中進行修正，而不是完美考量之後的行動。杜威將教師職業培訓課程的意義和建議總結如下：
首先，學校應該意識到教師職業培訓是必修的，因為教師培養課程將給予普通課程以實用的目的。
只有這樣，未來教師才能將學過的知識教給其他人。甚至，杜威反覆提及
“教就是最好的學”的觀點，他說：“學生能夠在教學中使用所學知識之前，他不能從高中畢業。
這才是最好的測試和最佳、最穩固的同化保證
”。杜威雖然沒有討論具體的培養方法，但是他指出教師需要透過職業培訓課程發展同情心和心理學的見識以成為兒童的協助者，幫助兒童處理個性發展中的問題。杜威相信透過教師職業培訓改善未來教師與兒童之間的關係，可以進一步改善一個教師應對40-60個學生的超負荷狀況。
其次，在杜威看來，教師職業培訓課程並不意味著加重學生的學習負擔。
因為，它只是以對現有課程的另一種切入視角來選擇和調整已經在實施的課程，而不是增加新的課程。實際上，當未來的教師瞭解幼小兒童的需要和方法，課程的內容會更加深入、豐富、可理解而非沉悶。
最後，杜威建議增加兩項新的學習，分別是心理學和社會倫理學。
在他看來，心理學提供手段，社會學規定目的。心理學需開設一門課程，他證明心理學將有助於緩解而不是加劇課程的堵塞現象。
第一，
高中階段處於青春期，正是反思的年齡，充滿著對自我的興趣、對自我與他人的關係及其調整的興趣。有效利用這種興趣是最有教育意義的方法。
第二，
透過開設高中心理學課程，許多學習在興趣上將得到強化，在難度上會降低。
在杜威看來，意識不到心理學的這種基礎和重要性，就會在學習過程中樹立起人為的困難和障礙。
他相信看和聽、注意和記憶、感知和想象、情感和意志，都能夠成為學校教育極為重要的和具有啟發意義的部分。至於社會倫理學，杜威申明並不需要開設一門課程，而只需考察和討論實際社會生活中的各種事實。
總之，在杜威看來，無論是作為研究個體人特性的心理學，還是作為研究有機體人特性的社會倫理學，都與高中學生的主導興趣和衝動相關，在高中提供訓練低年級未來教師的課程中應充分考慮如何利用它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