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畫潤格高低，對近代書畫藝術家有什麼影響？

書畫潤格

對近代藝術家的影響

■亓立敏

天津美術學院藝術與人文學院研究生

一、近代書畫潤格

近代商品經濟的發展改變了中國人傳統的義利觀，傳統書畫在近代工商業社會的薰染與經世致用的理念影響下，由指向內在的精神轉變為面對社會，服務大眾，動搖了傳統文人畫非功利的價值追求，成為謀取資財的手段。在這樣的背景下，傳統文人書畫家完成了由志向化向職業化的過渡與改造，近代書畫市場發展蓬勃，書畫市場交易的運作機制愈加完善，書畫家懸榜掛單成為平常之事，訂潤成為書畫市場流通的最基本方式。潤格成為近代書畫市場流通的槓桿，還是書畫家生存境遇的真實寫照，而且為解讀近代書畫市場和書畫家生存狀態提供了一個絕佳視窗，也讓我們能從中窺探近代受書畫市場歡迎的藝術風格，以及藝術家的創作因此受到了哪些影響。

潤格又稱潤筆、筆單、潤金、潤單等，是書畫家為自己的出售作品所列的價目標準，是藝術作品商品價值的直接體現形式，其產生與書畫家對自己作品物質價值的認同是分不開的。

“潤筆”一詞早在隋代就已經產生了，盛於唐代，宋代多見，明清兩代“潤筆”之風更盛，並且出現了以貨幣計算的“潤例”“潤格”。書畫家制定“潤格”不僅僅是謀取利益，更是阻止“畫蟲”（炒賣書畫牟利者）的有效辦法。

陸儼少晚年寫的書畫潤格

潤格的制訂、公佈方式等都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化的。古代潤筆方式大多為買家隨意付酬，畫者一般不主動索價，而到了近代，畫家主動明碼標價，書畫創作使用的材料、技法形式等成為藝術家潤筆的制訂條件，並且潤格必清楚標明尺幅大小、形式、題材、畫法的價格，以及折扣等，有按質論價、按難易程度取酬的方式，潤格的高低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書畫的形式與內容。古人常用的是以物易物的方式，表面看沒有買賣關係，實質上在感情交往中存在著事實上的交易，而到了近代以物易物直接被現錢交易所取代。近代的書畫潤格一般由書畫家自己制訂，有時也請人代訂，代訂潤格的多為老一輩的名人或社會名流，以表現作者藝術水平已趨近成熟，得到認可。請名人代訂既有捧場又有抬高身價的意思，為的是透過公認的方式，以符合社會藝術品價值的公共度量標準，推銷各自的作品，例如吳昌碩為陳半丁訂潤，蔡元培為陶冷月訂潤例。公佈潤格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南紙店、畫店或畫會為書畫家做銷售代理，一種是利用報紙、與美術有關的出版物等近代的傳播媒介。利用近代傳媒作為潤例公佈的主要渠道，一方面大大拓寬了書畫商品的接受群體，另一方面使廣大市民直接參與到了藝術品交易中，促使傳統書畫藝術日益趨向平民化和大眾化。

齊白石寫予友人的信

近來多有短減潤金。代人求畫者，即不敬衰老，請莫再見。丙子（1936）九月，本主人堅白。

二、影響近代書畫潤格的因素

精神勞動無法用一般的物質勞動衡量方式來進行測算，所以，藝術作品的價值往往與其價格有嚴重的背離現象，決定近代書畫潤格的因素是多元與複雜的，但還是有一些可供參考的。

第一，是書畫家因名聲大小而潤格有高下。

像北京南紙店、畫店收購畫片，分上、中、下三等，上等是文人墨客集團，如齊白石、陳半丁、張大千等；中等是中級畫家，像清代如意館、高手畫匠；下等是平民畫家、畫工等。

第二，是同一畫家在不同時期，因畫名不同而使潤格有高低之分。

像著名畫家齊白石，北京人最初並不喜歡他的畫風，因此他的潤格，一幅扇面比同時一般畫家的便宜一半，也少人問津，後經過友人陳師曾的點撥，齊白石意識到自己必須“破格”，遂自出新意，變通畫法，從此作品有了新的生機。1922年陳師曾帶齊白石几幅山水畫赴日本參展，全部售出並賣價豐厚，此訊息傳入國內後，齊白石名聲大噪，書畫潤格倍增。

第三，是繪畫內容、題材、技法、畫種等影響潤格高下。

例如，在江兆申的回憶中，他代人向吳湖帆求扇面，“湖帆定例也是十六元一面，因為我是代求關係，湖帆一高興給了青綠。等我拿了十六塊錢去取件時，卻說：‘青綠加倍，要三十二塊。’我只好淨貼腰包”。齊白石對不同畫題或技法的作品收取不同的潤筆，“畫紅較多的花卉，以及山水人物、工筆草蟲等，特別增收一成”。不同的畫種，潤格也不同。

第四，是國內外政治經濟時局也嚴重製約著潤格的制訂。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經濟混亂和通貨膨脹對書畫市場衝擊很大，風雲萬變的經濟形勢使書畫家多次修訂潤格，物價飛漲時，書畫家甚至以米計潤。

1915年吳昌碩潤例

影響書畫價格的因素是多元的，有時與真實的藝術水平及其評價吻合，有時又有很大的出入，但基本上，我們還是可以從時代書畫家的作品價格中發現他們的藝術價值。

三、書畫潤格高低對近代藝術家的影響

需求者對作品的偏好程度決定了書畫的有效供求關係，從而對市價的形成起著引導作用。尤其是在民國時期，時局動盪，藝術家們大多以此謀生，潤格的高低直接影響到他們的生活狀態，因此藝術家們在創作時難免受到市場的影響。

19世紀七八十年代，相比當時的物價，可以發現當時書畫價格甚是低迷，普通畫家的普通扇冊只能抵得上衙門裡的中等員役一至三天的伙食費，只能買兩三支筆、兩三隻雞毛撣或者一斤肉，因此靠賣畫為生是很辛苦的事情，書畫家必須“生產”大量的“產品”，才能生存下去。“海派四傑”之一的蒲華當時作品的市價不高，生活境況甚是困苦，吳昌碩描述他：“有人自杭來，述蒲老狂態，天寒購得棉襖長過膝，小衫而長過襖，插入褲內，外著長衫，兩袖折而穿之，左右臂如蟹鉗，而身體則如大甕矣。跳笑作畫，如京班武戲中所著之飄風然。可嘆可笑，俟其回滬，必速告之。”於是吳昌碩為蒲華謀求書畫訂戶：“公周石兄惠鑑前曾寄上蒲作英茂才水仙一張（並拙詩數首），此君光景甚寒，而落拓如故，其胸襟可取也。茲又奉去一畫又一聯，是蒲君書贈者，俱乞檢收。蒲君書畫皆走氣，詩題畫尚可。伊欲至虞山一趟，先生能為之招呼否？”書畫家在市場中處於被動，很大程度上是被市場推著走的，因此無法成為一個專心追求藝術的書畫家。這些因素都間接地反映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書畫家由志業向職業轉型過程中的痛苦歷程。

1924年錢瘦鐵潤例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居民不管是消費還是收入都居全國之首，所以眾多藝術家來到上海討生活。這時期書畫家的生活水平比19世紀七八十年代要好很多，書畫已經脫離日用消費品的價格水平而上升到藝術品的高價位。書畫家由此可以有一定的財力、精力從事純粹的藝術創作，而不是完全為市場所左右。而且民國時期，依靠薪酬生活的城市新型知識分子階層已經形成，很多書畫家進入新式學校，或委身於報館、雜誌等文化機構，或在法院、銀行、機關等處工作，潤筆收入成為薪酬之外的有益補充，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書畫家的生活水平。

因為書畫家們由志業向職業的轉型，購畫的收藏者對作品的選擇和評價對這些從事商業性創作的書畫家們的創作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書畫家在創作時難免在腦海中出現購畫人的身影及其聲音，從而影響書畫家們的自由創作。在商業性繪畫中，書畫家即使能自覺意識到要保持自己的創作個性，但也不能迴避流行趣味或購藏者趣味對自己創作的影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書畫家和其作品購藏者共同完成了書畫創作並決定著基本發展趨勢。

2020年陳茗屋潤例

購藏者中有著各種各樣的身份，商賈和官吏居多。商人購書畫成為當時的一種風尚。在近代，人們價值觀受到西方的衝擊，商人的地位升高，在當時的眾多購藏者中，商人出於各種目的，紛紛購藏書畫，即使是假畫有時候也會被商人高價買去，這是當時的社會環境與觀念改變的結果。在近代商品經濟發達的上海，士和商兩種文化在上海已經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了。在文人的影響下，商賈有著一種自覺不自覺的尚文崇雅的趨向，尤其是在繁華的都市氛圍中，富商、官吏們趨文附雅的生活觀念與行為方式進一步被強化了。而官員因自身所處的社會地位，往往能得到很多觀賞古今書畫的機會，他們是書畫市場上強有力的購藏人。無論真正的藝術家還是附庸風雅的暴發戶，只要他們參與到書畫的購藏活動中，他們就成為書畫商品的消費者，就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書畫家的創作狀態，從而影響書畫藝術的風格走向。

近代潤格是書畫家自我評價和市場定位的載體，連通了藝術品與商品、藝術家與市場的關係，反映了近代書畫家商品意識的覺醒。近代書畫潤格也為我們儲存了眾多生動鮮活的藝術經濟的資料、細節甚至藝術家情感的真實流露。從近代書畫家們高低不等的潤格中，我們可以發現不同層次的藝術家對各自深淺不一的藝術造詣有著相對準確的定位。這說明即使是在商品經濟的洗禮下，書畫家們仍然遵從於中國書畫統一的價值評判標準。當然，我們也要警惕由於市場炒作所造成的書畫價格與市場認可程度錯位的現象。潤格就像一扇視窗真實地展示了近代書畫市場蓬勃興旺又良莠不齊的局面，也讓我們瞭解到不同個體的書畫家在不同時期的生活水平，以及他們作品的受歡迎程度，這對於研究書畫家個案和不同時期藝術的審美趣味，無疑都是大有裨益的。

參考文獻：

［1］陳永怡。 近代書畫市場與風格遷變［M］。 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7。

［2］胡志平。 清末民國海上書畫家潤例與生存狀態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學，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