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末知識分子之雙重心態，看“維新變法”運動之失敗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佈《明定國是詔》宣佈實施變法：“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嗣後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試圖對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軍事、教育等進行全方位變革，以挽救大清統治。9月28日，慈禧太后下達諭旨，將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等6人，即所謂的“戊戌六君子”，押赴菜市口開刀問斬，命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康有為、梁啟超等戊戌變法之核心領袖則出逃海外；光緒皇帝被囚禁在瀛臺。至此，宣告歷時103天的“維新變法”運動失敗，晚清知識分子第一次“救亡運動”流產，給後世留下了深刻之經驗教訓。“維新變法”之所以失敗，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之結果，其中晚清知識分子群體激進又保守之雙重心態是重要原因。在此，筆者就來談談知識分子雙重心態與清末“維新變法”失敗之關係，歡迎行家點評。

01.甲午慘敗，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民族危機加深，站在時代前沿，關注國計民生的知識分子不免走向極端

1895年4月，李鴻章在日本馬關簽下恥辱之一筆，即是《馬關條約》，出賣大量權益之同時，承認朝鮮半島獨立，宣告歷時數千年之華夏“宗藩體系”徹底瓦解，大清在遠東之國際地位一落千丈。談判之前，日本態度蠻橫，李鴻章試探性詢問可否減少條款，可陸奧宗光卻說：“中堂見我此次節略，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已。”如此盛氣凌人之話語，實乃是對中華之藐視。曾幾何時，處在東亞國際秩序去中心的華夏，一向以“天朝上國”之姿態面對“倭奴”日本，從未將其放在眼裡。唐朝白村江之戰、明朝抗倭之戰、壬辰倭亂等等，中華無不是碾壓著日本，讓其一點脾氣都沒有。可如今一切都變了，日本崛起，中華卻衰落。

慘敗甲午，被日本痛打，還割讓權益，可謂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成了西洋眼中的“東亞病夫”。為此，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之狂潮，德、英、俄、法等紛紛劃分勢力範圍，中華民族危機空前加深。對此，深受傳統儒家孔孟思想影響，標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知識分子，站在時代最前沿，感受到了危機之來臨，他們迫切希望能改變現實，挽救中華之危機。強烈的危機意識、救亡意識，使得知識分子的心態走向極端、偏激、盲目，他們希望迅速改變貧弱之現狀，希望一夜之間就能變強圖存，再次站在世界民族之巔峰。此種心態，不切實際且代價很大，卻也可以理解，可以短期內被大眾所接受。

甲午慘敗後不久，維新派領袖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五書》中說到：“外釁日迫，間不容髮，遲之期月，事變之患，旦夕可至。”維新派知識分子感受到了民族危機之嚴重，中華到了“亡國滅種”之邊緣。接下來，康有為在《進呈日本明治變 政考序》中說：“大抵歐美以三百年而造成之政體， 日本效歐美以三十年而養成之，若以中國之廣土眾民，近採日本，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可以看出來，面臨著“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之背景下，晚清知識分子之心態是偏激的，也是衝動的。

02.全方位之大變革，排擠一切“保守”勢力之做法，激化矛盾，孤立自我

當歐美列強兩次用“堅船利炮”和“廉價商品”開啟中華大門時，以奕訢、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彭玉麟等為代表的洋務派官員，掀起了一場旨在挽救大清王朝統治，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洋務運動”。他們打著“自強”與“求富”之大旗，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開辦工廠，推動大清近代化。但是，實踐證明，僅僅變革技術的“洋務運動”不足以拯救大清；甲午慘敗，宣告“洋務運動”破產，“自強”成了一句笑話。對此，康有為、梁啟超等先進維新知識分子覺得有必要來此全方位改革，對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教育、軍事等領域進行大變革，給大清來次“大換血”。正如康有為在《上清帝第六書》中說：“能變則存，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此等改革之心，何其迫切。

民族危機加深，康有為、梁啟超走向了極端，他們改革面過廣，力度也深，可缺乏相應的配套措施，這注定他們會遭受強烈反對，改革推進困難重重。就拿政治改革來說，維新派重點是裁汰冗員，將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等中央衙門裁撤；地方督撫也來次大變動，湖南、雲南、廣東巡撫被裁撤，巡撫事務由同城總督兼管；河東河道總督裁撤，由河南巡撫兼任，其餘地方官員也做相應裁撤。裁汰冗員有錯嗎？答案是沒錯，可問題是力度大，沒循序漸進，沒配套措施，致使下崗官員失去生計來源。陳夔龍在《夢蕉亭雜記》中如是說到：“戊戌政變，首在裁官。京師閒散衙門被裁者，不下十餘處，連帶關係，因之失職失業者將及萬人。朝野震駭，頗有民不聊生之戚。”如此一來，怎能不出問題，怎能沒阻力，又怎會成功。

激進改革政策，必然遭受強烈抵制，說明維新知識分子政治上不成熟，難以承擔起救亡圖存之重任。那麼，他們可否爭取中間勢力的支援呢？答案是否定，維新知識分子將一切中立官員，包括洋務派官員等，都視為阻礙改革之勢力，沒對他們進行爭取。例如，李鴻章打算加入梁啟超組建的強學會，並贊助5000餘兩白銀，可被無情拒絕。其實，李鴻章是贊同維新變法的，只是沒康、梁等知識分子那麼激進、偏激罷了。戊戌政變後，李鴻章對慈禧說：“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為康黨，臣無可逃，臣實是康黨。”失去李鴻章，無疑是康、梁維新變法失敗之重要原因。李鴻章，何許人也？洋務派主要領袖，被譽為“東方俾斯麥”，雖說言過其實，卻也證明其能力確實很強，否則也不可能在波濤洶湧的晚清政局站穩腳跟，還有所作為。

缺少成熟政治家之參與，康、梁等維新知識分子感覺改革困難重重，看不到實際效果。為此，他們又走向另一極端，即是邀請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來華主持維新變法，並讓出部分主權，爭取列強支援。這就不對了，日本發動甲午戰爭，害苦了大清王朝，導致中華在遠東之國際地位一落千丈。此時，康、梁等居然想邀請伊藤博文來主持變法，拱手讓出大權，這勢必會遭受強烈抵制。御史楊崇伊直接上奏慈禧：“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而慈禧一旦表現出對變法之抵制，康、梁則又走向極端，即是想暗殺慈禧，發動政變，奪取政權，還政光緒。如楊崇伊所言：“康逆潛蓄異謀，託辭變法，乃弟便服私入椒途，剪髮改裝，見諸奏牘，同心謀逆，立有合同，無人不知，憚於發難。”可以說，康、梁政治上不成熟，缺乏理性精神，連邀請外國人主持變法，暗殺慈禧之事都能想得出來，其失敗也就在所難免了。

03.“眾人皆醉唯我獨醒”之心態，卻不得不屈服現實，走向相對“保守”

知識分子走在時代最前沿，深刻感受民族危機之嚴重，由此而煥發出強烈之民族救亡意識，以致走向極端、偏激。但是，覺醒的畢竟是少數人，而不是普通平民大眾，更不是保守的封建官僚，“精英獨自覺醒，大眾在沉睡”是當時社會之真實寫照，康、梁等不得不面對現實。如此，康、梁等維新知識分子一方面高喊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平等、立憲等政治理念，另一方面卻不得不向現實屈服，繼續抬出數千年來備受封建士大夫、普通民眾所認可的孔孟思想，走向了相對之“保守”，迴歸了傳統。此外，康、梁等人本身就成長於傳統社會，從小就受傳統儒家思想之薰陶，這注定他們無法與傳統徹底決裂。如此，維新知識分子在走極端路線之同時，也適當的“保守”，並藉助傳統來實現改革目標。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之出爐便是證明，這兩部著作是變法之理論依據。

《新學偽經學》言：“始偽偽，亂聖制者，自劉歆；布行偽經、篡孔統者，成於鄭玄。於是奪孔子之經以與周公，而抑孔子為傳，於是掃孔子改制之聖法，而且為斷爛朝報”。認為，歷朝所信奉的古文經乃西漢劉歆偽造，是為王莽篡漢服務的政治工具，不足為信。

《孔子改制考》言：“孟子大義雲：民為貴，但以民義為主，其能養民，教民者則為主，其殘民、賊民者，則為民賊。”“春秋，詩皆言君主，惟堯典特發民主義，自欽若昊天后，即舍嗣而巽位，或四嶽共和，或師錫在下，格文祖而集明堂，闢四門以開議院，……故堯典為孔子之微言，素王之臣制，莫過於此。”重新對孔子進行解讀，並賦予其資產階級之思想。

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這兩部著作，顯然不是為了研究孔子和經學而撰寫，其目的是為了藉助孔子進行改革，玩“託古改制”，以減輕變法之阻力。在康有為看來，古文經是假的，大夥被欺騙了幾千年，難道如今還要繼續被欺騙嗎？難道就不進行變革，還原經書本來之面目嗎？接下來，康有為將孔子塑造成一位傑出的改革家，孔夫子老早就有自由、民主、平等之思想，還主張開設議會，實行憲政。封建士大夫均為孔子信徒，熟讀孔孟之書，康有為顯然是想以此來堵住反對者之嘴巴，拿孔子做擋箭牌。當然，這並沒啥效果，因為康有為給孔子附會太多神秘之東西，將孔子弄得面目全非，不但未能得到士大夫之支援，還遭受保守勢力強烈抗議，原本中立的官員也走向維新派之對立面。

04.專制主義政治生態下，追求近代化變革之雄心壯志，結果是自我否定

傳統政治力量之阻力過大，維新派知識分子不得不將儒家思想資產階級化，並將其作為變革之理論依據，這是知識分子相對“保守”之一面。此外，秦漢以來日益強化的君主專制政體，使得知識分子在追求政治變革時，不得不面對這嚴酷之現實，以致畏首畏尾，生怕得罪最高當權者，得罪皇權勢力。如此，註定他們改革具有保守性，缺乏必要之魄力與創新。甲午慘敗之後，康、梁等強烈呼籲進行變法，其重點領域是變革政體，開設議會，實行憲政，玩“君主立憲”制，這無疑是正確的，也是獨具眼光的。但是，等到真正落實變法措施時，卻再也不提議會、憲政，而是主張裁汰冗員、開設工廠、獎勵實業、興辦教育、創辦報刊雜誌、翻譯西方書籍，等等。可以說，維新變法在落實具體措施時，跟之前的洋務運動沒啥兩樣，還是停留在“器物”層面，並沒深入“制度”層面，這是維新派向舊勢力妥協之表現。

光緒皇帝《明定國是詔》對維新變法如是說：“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 嗣後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依然是“洋務運動”之老調，沒啥新意。

曾幾何時，甲午慘敗，列強乘機掀起瓜分中國之狂潮，中華民族危機加深，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知識分子強烈呼籲變革，開設議會、實行憲政，以此來應對這千年未有之變局。可落實變法時，議會、憲政，何在？這足以說明，維新知識分子已經向現實妥協，走向了“保守”之改革道路，對自我進行了否定；改革之雄心壯志，終究抵不過現實之殘酷，他們只能迴歸傳統，否定自我。

從上述可知，清朝在甲午戰爭中遭遇巨大慘敗，傳統“宗藩體系”徹底瓦解，中華在遠東之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宣告了以“自強”與“求富”為目標的洋務運動破產。此時，列強乘機掀起瓜分中國之狂潮，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中華面臨著千年未有之變局。在此背景下，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知識分子走在了時代前列，他們強烈要求進行一次徹底變革，掃清一切阻礙近代化之障礙，其思想不免走向極端、偏激，從而遭受保守勢力之強烈反對。另一方面，兩千餘年之專制主義傳統，構成了改革之巨大阻力。對此，維新知識分子又不得不向現實進行妥協，走向相對之“保守”，甚至是自我否定。此種極端、偏激，又相對保守之雙重心態，是維新知識分子力量弱小且政治不成熟之表現，這注定他們無法實現救亡圖存之目標；維新變法運動只能是“百日維新”，變法實施103天后，以慈禧為代表的保守勢力發動“戊戌政變”，宣告維新變法失敗。

參考文獻：《明定國是詔》、《戊戌政變記》、《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夢蕉亭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