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片中,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時如何突出價值導向?

在影片中,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時如何突出價值導向?

鮮明的人物形象是吳天明電影創作的重要特徵,其人物形象的塑造集中於對現實人性的真實刻畫上,呈現多元化、複雜化的狀態。吳天明用鏡頭表達了一群普通人的命運和遭遇。

在他的影片中,人類彷彿永遠無法突破歷史洪流和社會矛盾對自身的制約,大部分都遊走在中國傳統的道德標準之內

。並且,其鏡頭下的經典人物,無論是盤老五、孫旺泉,還是巧珍、舒心等,都是現實意義上的好人,他們的性格中都不同程度地隱含著或自私或懦弱、又或是庸俗的因素,但都表現出一種理想的精神趨向。

在影片中,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時如何突出價值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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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化的道德守望者形象

吳天明的電影風格較為固定,其鏡頭下出色的人物形象很多,而他所鍾愛的主要角色的形象往往頗有相似之處。

吳天明影片中的男性角色大都佔據主導地位,並掌握著一定權威。他們是固執的,無言地向命運抗爭,在面對社會的日新月異,面對一次次命運給予的挫折中成長起來,但骨髓中始終流淌著傳統的血液。

在影片中,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時如何突出價值導向?

隨著吳天明創作歷程的發展,其鏡頭下的男性形象愈發理想化。

《人生》中的高加林顯然是一個有缺陷的角色,其道德批判的傾向十分明顯。吳天明在塑造這個人物的時候將其性格缺陷掩藏在“負心”這塊並不遮羞的遮羞布後。

而事實上,高加林的缺陷,在於雖然有著理想抱負和與之相匹配的才幹,卻始終不主動作為,

自私且沒有堅守底線,既不認清現實又不接受族群經驗

。高加林為了報復巧珍父親對他的輕視,在大庭廣眾之下騎腳踏車載巧珍出行,引得村中流言紛紛,全然不顧巧珍這個本就處在弱勢地位的女子在村中的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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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到黃亞萍的熱烈表白後,高加林毫不猶豫地拋棄了巧珍。

儘管在這次抉擇中,黃亞萍的“詩歌”與巧珍的“豬娃”形成的鮮明對比似乎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事實上,“詩歌”不是讓高加林放棄巧珍的真正原因,黃亞萍提過的飛機、火車、北京、南京才是高加林真正渴望的。

同時,高加林作為一個深受不正之風迫害的受害者,卻為了自己的利益,心安理得地藉著叔父的“東風”進入自己渴望的圈子。即使他兢兢業業,但其是非觀的解體便意味著他的未來已然被堵死。

這位在吳天明創作初期出現的典型缺陷型人格,以其對中國社會變革時期青年人群道德心理的犀利對映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了意味深長的一筆。

在影片中,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時如何突出價值導向?

從《老井》中的旺泉開始,吳天明愈發注重理想人格在影片中的成長與完善。故孫旺泉的人生雖有缺陷,卻最終被迴歸傳統與集體所獲得的家庭和名譽所彌補。旺泉是吳天明塑造的眾多男性角色中最具代表性的,他的存在極為真實且現實。

從一個與愛人情投意合、夢想走出大山闖蕩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的知識青年。

到被現實與環境所迫最終放棄自己的人性渴望和個人意願徹底融入老井村的農民,他身上所透露出的飽含著中國傳統社會族群意識和自我救贖精神的人格人性,讓每個中國觀眾都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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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雖對旺泉的個人情感悲劇抱有同情之心,但依然從心底裡對他的選擇感到深深的認同,因為這是固屬於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模式。吳天明表示:

“中國的傳統是集體至上,個人價值向來不被重視,所以犧牲個人一切是很自然的,是歷來謳歌的行為。”

事實上,他也曾對《老井》中角色的道德價值做出反思:“但我不大明白的是,馬克思不是說過,全人類的自由取決於個人自由的充分發揮嗎,我們為什麼不應該在可能的情況下重視一下個人的幸福、個人的價值呢?”但最終,

其鏡頭下的旺泉卻依然向著他所認同的中國傳統道德體系頭也不回地大步邁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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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後,無論是《執行長》中的凌敏,還是《百鳥朝鳳》中的遊天鳴,都成長為與命運抗爭、堅韌且固執的理想形象。塑造具有特色的女性形象是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電影導演們所追求的。在中國電影史上,

出現過大量關注和表現女性的優秀電影作品,並塑造出大量大膽潑辣,極具“反叛意識”的女性形象。

他們大多以女性的生存狀態和命運來反映社會現實,但最終的落腳點卻仍然迴歸到對歷史、社會、政治的反思上。與這些導演相比,吳天明對於女性形象的描繪顯然是不同的。他並沒有去塑造多種型別、風格各異的女性形象。吳天明所塑造的大多數女性都具有中國傳統理想女性的美好品質,

即善良、勇敢、堅強、勤勞、善解人意、深明大義以及忠貞不渝。

在影片中,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時如何突出價值導向?

《非常愛情》作為吳天明唯一一部以女性為主人公的電影,女主角舒心最大程度契合了吳天明心目中的完美女性形象。少女舒心善良而嬌俏,愛情甜蜜,可好景不長,愛人遭遇意外成為植物人。此時的舒心迅速成長起來,對病中的田力充滿了耐心與愛心,當然她的堅持最終等來了美滿的結局。

儘管其中也用部分筆墨去表現舒心在守護丈夫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誘惑以及內心的無助與悲哀。

在影片中,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時如何突出價值導向?

但由於吳天明對這個角色過多地傾注了理想性情感,使得這些設定反而成為塑造完美形象過程中的增味劑,人物形象甚至被拔高到略有失真的程度。

相似的情況其實在早期《人生》和《老井》中的巧珍與喜鳳身上已經發生過。

《人生》中有著金子般心靈的痴心女子巧珍,她內心輕視著自己的農民身份,骨子裡認為不識字不懂詩只知道家中豬娃的自己,配不上知識分子高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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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於愛情的勇氣也不過是建立在高加林被打回農民原型之後,甚至卑微的要主動犧牲自己去撐起未來的家,許諾讓本該撐起家庭半邊天的男人繼續享受“星期天”的特權,

即使被拋棄也毫無怨言,依然想要去幫助落魄的高加林。

而《老井》中的喜鳳,即使知道丈夫並不愛自己,依然全心全意依戀、支援著旺泉。只不過那時的女性還只是表達愛與美的符號,並沒有上升到女德守望的程度,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影片中的女性形象愈發理想化,

最終成為一組模糊的影子,訴說著吳天明對於道德與傳統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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