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曆史文化脈絡：“以夷制夷”的理論淵源
前言
所謂以夷制夷
，就是要對大部分“夷狄”或“蠻夷”實行間接統治，讓他們能自己管理自己，並利用其內部矛盾去制服與中原王朝為敵的“夷狄”或“蠻夷”。這種思路旨在用少數民族或部族來治理少數民族或部族，或者用少數民族和部族的方法來戰勝少數民族和部族。
前者多具有歸順秦漢等中原王朝統治的自治性質
，亦即“因俗而治”，也帶有讓不同少數民族和不同部族相互制約的意味；後者則承認非漢民族比漢族確有某些長處，實際是“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較早表述。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
。
從總體上說
，華夏文化的原典都是鄙夷
“蠻夷戎狄”的。如《尚書·舜典》：“蠻夷猾夏，寇賊奸宄。”《詩經·宮》：“戎狄是膺，荊舒是懲。”所謂“《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
但隨著華夷之間的戰爭與交往越來越多
，至戰國時期關於以夷制夷的設想及其踐行便逐漸開始產生。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據《史記·趙世家》記載，為了增強趙國的軍事力量，趙武靈王下令全國向胡人學習，都穿短小緊身的胡服，並訓練騎馬和射箭，使趙國在短時期內成為令人矚目的強國。
值得注意的是，趙武靈王曾特別闡發了胡服騎射的必要性
。此外，趙武靈王主張胡服騎射，還意味著胡人的騎射戰術在軍事上確有長處，而絕非公子成等人所說，都比不上華夏文明。這也完全符合《詩經》中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古訓。
從這個方面來說
，胡服騎射即成為華夏民族善於向其他民族學習的淵藪，並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成功範例為後世所繼承。具體來說，以夷制夷理論又可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是倡導“因俗而治”。從內容來看，這與秦漢王朝的遠近有別政策有很多重疊交叉之處。
所不同者
，因俗而治更強調以夷制夷的具體做法，而遠近有別則重在宏觀理論上的認識。以屬國為例，史載匈奴渾邪王歸降，武帝“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這裡的“因其故俗”，就是保留匈奴原有的社會組織，讓投誠漢王朝的匈奴人自己來管理自己。
儘管朝廷在屬國中也設定了一些官吏參與管理
，如《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所說
。
但屬國裡的匈奴人基本都實行自治，並被給予很多優待，卻是毋庸置疑的。強調取長補短。這一主張可概括為師夷長技以制夷，也等於公開承認
“蠻夷戎狄”在某些方面確有長處。
由於時代的侷限
，秦朝君臣對這個問題還沒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在秦軍當中也有數量不少的“蠻夷戎狄”兵。但西漢建立後，隨著漢軍白登之圍的大敗，漢朝君臣對這一問題有了充分認識。因此，如何抵消匈奴的軍事優勢便成為漢朝君臣重點考慮的問題。
其中晁錯的思路最具有代表性
，他認為漢朝在綜合國力上遠遠超過匈奴，軍隊的數量和潛力也遠遠大於匈奴，但騎射是匈奴最大的軍事優勢。而短時期內即可抵消其騎射優勢的方法，就是讓歸義的匈奴人和其他遊牧民（部）族同匈奴騎兵作戰。
因為這些“歸義蠻夷”也同樣有騎射的“長技”
，而且以夷制夷還可以達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的效果，所以他才從戰略高度最早提出了“以蠻夷攻蠻夷”的主張。
這不僅在理論上闡明瞭以夷制夷的必要性
，而且使得“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設想成為西漢王朝的共識，對取長補短、勇於和樂於學習非漢民族的“長技”發揮了重大作用，併為西漢以後歷代王朝所繼承，產生了極其深遠的歷史影響。當然，以夷制夷的設想也存在一些侷限。首先，以夷制夷投入巨大，在無以為繼的情況下往往會中斷或消解。
以夷制夷的設想實際是建立在強盛的大一統王朝的基礎上的
，無論是“因俗而治”，還是“以蠻夷攻蠻夷”，抑或其他，都離不開強大國力的支撐和充裕財政的保證。而一旦出現大的內亂或王朝更替的情形，其國力衰落、財政匱乏，這種以夷制夷的執行就會被嚴重破壞。
儘管作為戰術
，以夷制夷仍然發揮著作用，但作為國家戰略卻可以說被完全瓦解。許多“蠻夷”不是脫離了秦漢王朝，就是紛紛自立，甚至對兩漢王朝採取敵對政策。以秦亡漢興為例，秦始皇南平百越，北擊匈奴，使秦朝的疆域極大拓展，而西漢建立後，其疆域卻大為縮小，甌越、閩越、南越和西南夷都成為獨立或半獨立地區。
這就使得秦朝以夷制夷的成果大多化為泡影
。其次，也是兩漢王朝始料未及的，以夷制夷帶來了一些嚴重隱患。以夷制夷的本意是師夷長技讓少數民族或部族自相攻擊，從而達到制服與漢王朝敵對的少數民族和部族的目的。但在實施的過程中，被用來以夷制夷的少數民族或部族也逐漸學會了這種策略，反過來以夷制夏。
他們大多借著漢王朝的扶持
，在打擊與漢王朝為敵的少數民（部）族的同時，不斷壯大自己的勢力，把自己當成了與漢王朝討價還價的籌碼，甚至成為使漢王朝感到憂慮的地方割據勢力。
以東漢為例
，從光武帝開始，對南北匈奴便採取分化政策，讓南匈奴和漢軍一起抵禦北匈奴，並讓烏桓也一起打擊北匈奴和鮮卑，同時監督南匈奴。但在北匈奴被制服後，烏桓、鮮卑卻逐漸成為北方邊境的大患，南匈奴亦多次反叛。這不能不說是以夷制夷的一個嚴重後果。
除了“因俗而治”的諸多記載外
，西漢時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以夷制夷的事例，莫過於西漢前期對騎兵大軍團的組建和武帝及武帝以後對大量少數民族軍隊的使用。如前所述，西漢自高祖平城戰敗後，其朝野上下便意識到騎兵大軍團的重要性。
為了戰勝匈奴強大的騎兵
，漢朝必須學習匈奴的騎射長技，以漢朝的騎兵大軍團來對抗匈奴的騎兵大軍團。而組建騎兵大軍團，需要一定時間的積累。首先要做的就是養馬，因而馬政也成為西漢王朝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一個關鍵。
從張家山漢簡來看
，漢初馬政涉及養馬、用馬和馬的買賣等方面，儘管其中養馬的律令多為對官營馬場的規定，而用馬的規定又多有限制諸侯王國的意圖，但漢初就開始重視馬政卻毋庸置疑。從文中“今”字來看，“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的措施是已經實行的馬政，晁錯也未說此政的創立與文帝有關，可見其淵源應當更早。
這就進一步說明了漢初君臣對馬政的重視
。隨著馬匹的逐漸增多，漢朝對騎兵大軍團的組建也初見成效，漢軍騎兵已多達十餘萬人。經過前後六七十年的發展，到了武帝前期，漢朝對騎兵大軍團的組建成效斐然，主要有大將軍衛青和驃騎將軍霍去病兩大騎兵軍團。史載漢匈數次大戰後，“漢馬死者十餘萬匹”，由此便可見一斑。漢朝騎兵大軍團的組建，對漢武帝“威服”匈奴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兩漢以夷制夷的踐行對民族與邊疆地區的治理髮揮了重大作用
。其歷史意義在於，兩漢王朝已把以夷制夷作為民族與邊疆地區治理的主要方法，以夷制夷不僅卓有成效，維護了大一統帝國的穩定，而且成為國家制度，促進了許多少數民族或部族的漢化，為漢民族的壯大補充了新鮮血液，也為漢民族和少數民族的密切聯絡和友好交往奠定了更加堅實的基礎
。
前揭漢武帝的“威服”匈奴和開疆拓土
，漢宣帝時南匈奴的稱臣，漢元帝時的“雖遠必誅”，東漢和帝時北匈奴的被迫西遷，以及南匈奴在境內的長期定居，就是最有力的證明。另外，以夷制夷的大力踐行也使漢朝的政治精英更加認識到少數民族的長處。為了取長補短，他們主張向各個少數民族學習，並利用他們的長技，從而更加豐富和發展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理論。
從西漢前期組建騎兵大軍團開始
，到西漢中後期“蠻夷戎狄”兵被大量使用，再到東漢時期以“蠻夷戎狄”兵為主，都反覆證明了這一點。更重要的是，由於“漢人”已不再是東漢軍隊中的主要構成，因而如何更好地招募少數民族官兵，也成為朝廷高度關注的一個問題。
《後漢書·應劭傳》載
，為了平定“邊亂”，在究竟應招募哪些胡兵的廷議中便出現了烏桓、鮮卑和羌胡的爭辯。“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朝廷最後採納了應劭的“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的建議。
東漢以夷制夷的踐行還推動了東漢兵制的變革
。與西漢主要採用徵兵制不同，東漢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募兵現象。而招募“蠻夷戎狄”兵的普遍，即為以夷制夷而大量使用“蠻夷”兵，或“羌胡”兵等，就是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遑論東漢時期史不絕書的“蠻夷”“秦胡”“羌胡”和“胡兵”“胡騎”的募兵記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