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斯科特的洞見與偏見：人類為什麼會選擇農耕與定居？
閱讀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的作品彷彿有一種特殊的魔力，他既是一種對習以為常並內化為某種常識的知識的一種挑戰，卻在另一方面使得作為讀者的我們更為困惑——看似處於現代文明中的我們，彷彿壟斷了對於理性和進步的定義。而在詹姆斯·斯科特的智識之旅中，這種來自文明社會的傲慢與自負，其實是一種不由自主的規訓與霸權話語的產物。無論是在《弱者的武器》和《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斯科特對這些文明邊緣與被所謂進步主義敘述所“放棄”的基層組織中，找到的某種彌足珍貴的地方性敘述，還是在《國家的視角中》斯科特對於那些以造福人類為名的極端現代主義的大型工程對地方自主性和經驗的蠶食的批判。斯科特對人類進入近代世界以來的線性史觀，進行了無情的批判與嘲弄。多少荒誕與野蠻藉助了進步的名義，而那些文明的褶皺處所滋長的生存智慧，卻以另一種方式捍衛著人性的存在。
《作繭自縛》作者：（美）詹姆斯·斯科特 譯者：田雷 版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22年5月
然而，我們今天所身處的歷史，是否依舊某種程度上是早期人類發展過程中的唯一路徑？而人類對大型工程的崇拜和對於簡單化治理邏輯的推崇，是否在早期文明中就已經初現端倪？那些經驗性、地方性的知識，是否必須在人類演進過程中成為被拋棄的選項？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勢必要追溯到人類文明的起源。斯科特把自己的學術地圖攤及到人類走出矇昧的初曙，在那裡人類選擇了最初的組織模式與公共生活。也在那裡決定了未來的命運。然而在斯科特的假設與想象中，這一切並不是人類的必然歸宿。也許我們並不能改變歷史的走向，但是提出另一種同樣可能性卻在今天這個扁平化與簡單化的世界同樣重要。也許超越文明-進步的世界觀看待歷史與世界，常常會讓我們以另一種方式理解人類社會的複雜與探索人性更寬廣的意義。
撰文丨孫硯菲
以《農民的道義經濟學》《弱者的武器》《國家的視角》和《逃避統治的藝術》等經典之作聞名於世的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近些年涉獵早期國家歷史，並推出了他的新作《作繭自縛》。此書雄心勃勃，意在顛覆以下我們所熟知的關於人類歷史的傳統標準敘事：
一，農耕取代狩獵採集，人類開始定居生活，這一新石器革命是人類歷史程序中的一大飛躍；
二，伴隨著農耕、定居生活而來的是國家的出現，國家出現是各個文明形成的標誌；
三，農耕、定居生活、國家、文字等要素構成了一個文明體系，這文明體系一步步將人類帶向更美好的生活，而遊離在這體系之外的狩獵採集、刀耕火種、茹毛飲血、居無定所，無國家、無文字的人群是化外之徒，是蠻族，他們食不果腹，艱辛困頓，生活在黑暗之中。
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1936年生，現為耶魯大學政治學和人類學斯特林講席教授，創立並主持耶魯農政研究中心。斯科特於1992年當選為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1997年至1998年擔任亞洲研究協會主席。2020年，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將最高榮譽“阿爾伯特·赫希曼獎”授予斯科特，以表彰他“廣博而卓越的跨學科研究”。其主要著作《農民的道義經濟學》《弱者的武器》《支配與抵抗藝術》《國家的視角》《逃避統治的藝術》均有中譯本，讀者眾多。
斯科特考察的案例主要是在美索不達米亞南部的沖積平原。這裡是最早出現國家的地方，而且對其他地區的國家形成也有很大的影響。早在公元前8000-前6000年，這裡就已經出現了穀物和家畜的馴養，但是直至四千年之後才出現了種植穀物和飼養家畜為主的農業經濟體，最早的小型國家也要等到公元前3100年才出現。為什麼會有這四千年的漫長的缺口期呢？
農耕與早期文明的形成
斯科特提出了人類定居的溼地起源。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南部衝擊平原是一大片溼地，環境溫暖溼潤，是多個生態區的交錯地帶，一邊是海水環境，一邊是兩河的淡水生態，故而野生動植物資源異常豐富。先民們可以在多元的生態環境中漁獵、採集，雖已出現了農耕和畜牧，但後者只是食物來源的補充。多樣的生存方式保障了食物安全，先民們沒有理由轉向依賴單一的農業，這樣反而會帶來生存風險。溼地物產的豐饒，吸引了先民們開始定居生活。但他們總是在不同的生態區裡覓食，人群處於相對離散的狀態，這並不利於國家的形成。
尼布甲尼撒二世，是巴比倫王國的國王，在位時間約為前605年－前562年，知名於建成空中花園、毀壞所羅門聖殿。他曾征服猶大王國和耶路撒冷，並流放猶太人。
此書最重要的觀點是，正因為先民們放棄多元的生存方式，轉向依賴穀物種植作為主要食物來源，才導致了早期國家的形成。那麼，是什麼導致了他們放棄了已經持續數千年的狩獵採集為主、穀物種植為輔的生存方式？為什麼轉向穀物種植為主的農業體系是早期國家形成的關鍵？
對於前一個問題，斯科特接受的是乾旱假說。根據這個假說，公元前3500-前2500年這段時間裡，兩河流域一帶氣候變得極其乾旱，先民們不能夠再從溼地環境裡汲取多樣的食物來源，他們不得不蜷縮在剩餘河道的沿岸，集中種植穀物。換言之，正是大幹旱迫使美索不達米亞衝擊平原南部的先民們無奈地走向了大規模穀物種植的生存之道。對於這一假說，書中著墨不多。後一個問題，即“穀物立國”假說，才是斯科特所要強調的。與社會學家查爾斯·梯利
（Charles Tilly）
一樣，斯科特也認為追溯起國家的起源，無非是小團伙成功徵收了保護費。而穀物則為收保護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因為穀物莊稼最適合集中作業，有固定的成熟收穫期，可計量、分割和估價，方便儲存、運輸與配給。也就是說，穀物對國家的形成來說具有無與倫比的“行政優勢”。與之相比，狩獵採集的捕獲難以估價、不便運輸與儲存，對徵稅不友好，且遊獵者行蹤不定，不便控制。
位於伊拉克的古巴比倫王國遺址。
與賈雷德·戴蒙德
（Jared Diamond）
的觀點相似 ， 斯科特也認為從狩獵採集走向農業是人類的悲劇。他進一步認為，建立在穀物種植之上的早期國家對人類是禍非福。
首先，與狩獵採集者相比，農人穀物為主的高碳水飲食，使他們營養不足、骨骼脆弱、易受疾病侵襲，平均壽命縮短。再者，農人的生活圍繞著飼弄三五種農作物、七八種家畜展開，日復一日艱辛勞作，生活的節奏被莊稼與牲畜所支配。從這個意義上，斯科特說，人類在馴化動植物的同時，也被它們馴化。“當智人邁出農耕這一步時，其命運也就決定了，我們這個物種就如同走進了一座苦行的修道院，裡面的監工就是少許幾種植物……它們基因裡的發條裝置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除了服從別無他法”。與狩獵採集者相比，農人們不僅擁有的閒暇時光大大減少，活動空間大大受限，其掌握的自然界知識以及對自然律動的感知力也大大減弱。對於這最後一點，我們現代城市人體會得並不真切，我們週末農家樂，感受到了一點鄉村風光，便覺得自己走到大自然當中了。但我們只要讀讀普里什文的《大自然的日曆》，便能感受到森林之中的獵人對鳥獸之語、草蟲之音的敏銳體察又豈是終日侍弄莊稼的農人所能相比的呢。
更要命的是，斯科特說，早期國家，或者說穀物國家的出現，是人類走向被控制的開始。農耕勞作本就艱辛，農耕人口生產在滿足自身生活所需後，根本沒有動力多做生產，但早期國家為了要向他們徵收“保護費”，便需要強制農耕人口生產出多於自身需要的剩餘。強制性的勞役自然會引起人口逃逸，故而早期國家需要實施人口控制，將人口聚集在國家的核心產糧地帶。按斯科特令人記憶深刻的說法，早期國家就是“人口機器”。國家築起城牆，並非只是為了禦敵於外，也是為了防止交稅人口外逃。早期國家還透過各種手段來最大限度地拓展人口基數。它們頻繁地發動戰爭，最主要的目標就是搶掠人口以滿足對勞動力的需求。斯科特堅信，奴隸制對所有的早期國家都非常重要，因為它們需要奴隸來補充外逃的人口，來承擔苦役。
定居農業：被歷史鎖定的發展之路？
上述的觀點可以概括為一句話：穀物農業促使了國家誕生，在國家誕生之後，穀物農業和早期國家合力將人類關進了籠子。
雖然充滿強制，但早期穀物國家其實非常脆弱。斯科特分析道，早期國家對幾種穀物的依賴性如此之強，一旦天災歉收，便容易導致饑荒；國家的出現使人類定居點的規模史無前例地擴大，對木材需求的激增致使河流上游的森林被過度砍伐，於是引發了水土流失、河道淤塞、洪水浩劫等一系列後果；大規模農業的密集灌溉又會引起土地鹽鹼化、糧食減產；早期國家還造成了史無前例的物種大混居，人與攜帶著各種病原體的牲畜混居一處，出現各種人畜共患病
（zoonosis）
必不可免，加上人群密集，瘟疫很容易傳播開來。由於這種種因素，早期國家非常容易崩潰。
《拾穗者》是法國巴比松派畫家讓·弗朗索瓦·米勒於1857年創作的一幅布面油畫，現存放在巴黎的奧塞美術館中。
每當讀到古文明的消亡，我們往往為之扼腕嘆息。史家也將青銅時代晚期東地中海地區各個王國的相繼崩潰稱之為黑暗時代。斯科特則對黑暗時代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早期國家的崩潰並不意味著人類重新墮入黑暗。的確，集權王國的宏偉工程的確停止了，城市消失了，也許文字也中斷了，但對於早期國家的屬民來說，他們得以掙脫國家的奴役與束縛，不但重獲自由，而且改善了生活。因此，斯科特說，早期國家的崩潰不過是“一個充斥著壓迫的社會秩序”被埋葬了，有什麼好為之悲嘆的呢？
從同一視角出發，斯科特給予了“蠻族人”極大的敬意。在他眼裡，蠻族的生活方式是他們的有意選擇，他們拒絕定居、拒絕農耕、拒絕文字、拒絕國家，是因為他們深諳自由之可貴，洞悉定居、農耕、文字、國家會帶來的後果，因而不願意將自己送進“文明”編織的牢籠裡。蠻族人享有農耕人群只能奢望的自由。不僅如此，蠻族人一面透過控制長距離貿易路線，一面憑藉軍事優勢騷擾定居農耕國家向其勒索“保護費”，日子過得比農耕人群滋潤。事實上，農耕人口向遊牧地區移民完成“自我蠻化”並不少見。在斯科特的筆下，從早期國家誕生直至現代民族國家將蠻族的空間擠壓，幾千年的歷史，都是蠻族的流金歲月。
位於東南亞內陸山區的贊米亞山民。
《作繭自縛》與斯科特之前在《逃避統治的藝術》中的觀點一脈相承。斯科特對東南亞研究最重要的兩個觀點是：生活在東南亞山地
（贊米亞）
、在國家統治之外的居民，自動地選擇了遠離國家的生活，並精心設計了逃避國家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山藥、紅薯、芋頭等塊根類作物以及從新世界傳入的玉米、木薯等作物由於它們自身的屬性——即適應性極強、成長迅速、成熟期不同、不需要太多照料等等，對於山地居民逃避國家的徵收
（或者說搶掠）
起到了關鍵作用。斯科特因此稱它們為“逃避作物”。可以看出，《作繭自縛》再現了這些觀點和視角，並將之推向整個人類的宏觀歷史。
本書同樣強調作物特性，只不過穀物特性賦予其種植者的不是逃避統治的可能性，而是使他們折服於國家的徵收與控制。本書同樣站在國家統治邊緣的視角，來揭示國家的非必要性與危害性。兩書中，斯科特無政府主義者的視角都是昭然若揭的。對於這一點，斯科特本人也並不諱言。可以說，無政府主義視角讓斯科特從近年的考古發現、史前史以及早期國家的歷史研究中汲取材料，來完成對傳統史觀的顛覆。無獨有偶，近年出現的另外一部影響力巨大、試圖重寫人類歷史的著作《萬物的黎明：人類新歷史》
（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
的合著者之一格雷伯也是無政府主義者兼人類學家。雖然立場相似，《萬物的黎明》分析農耕對不平等以及早期國家形成的影響卻與斯科特大異其趣。感興趣的讀者不妨兩本書對照著閱讀。斯科特、格雷伯們從無政府主義視角出發重寫人類歷史所引起的熱烈反響，折射出這個“任是山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徵徭”時代的讀者對無孔不入的國家力量的恐懼與厭棄。
文明的“陷阱”：人類的選擇與宿命
我對《作繭自縛》有不少存疑的地方。首先，斯科特最重要的觀點是穀物特性是國家形成的關鍵，然而，它需要更認真地對待一個替代性假說
（alternative hypothesis）
，即羅伯特·卡內羅
（Robert Carneiro）
的限制理論
（circumscription theory）
。邁克尓·曼
（Michael Mann）
關於早期國家形成的牢籠理論
（caging theory）
也深受限制理論的影響。根據限制理論，原初國家，即古代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墨西哥谷地和秘魯的深山峽谷與海邊小河流域形成的早期國家，其環境有一個共同特徵，核心地區資源條件非常利於農作，而核心地區的四周即是沙漠、山巒或海洋，生存條件惡劣。由於環境的限制，居民們無處可逃，或者利弊權衡後而不願逃逸。限制理論中，環境條件對人口所造成的限制機制才是國家形成的關鍵，至於種植什麼作物並不那麼重要。從限制理論的角度出發，即便核心地帶種植的是各種塊根類作物，如若環境條件能將人口關住，也能夠形成國家，到時候國家自然會形成一套徵收、計量、儲存塊根類作物
（比如將其磨成粉曬乾，或者進行烘焙）
的方法，以及圍繞著各種塊根類作物生長週期而產生的“農曆”和國家執行的時間節奏。對我來說，透過與各種替代性假設進行對話來獲取一個更可靠的論點是治學的首要。不過縱觀全書，似乎斯科特更關心的是輸出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觀點，而不是該觀點在材料和證據層面獲得強有力的支撐。
《國家的視角》作者：（美）詹姆斯·C。斯科特 譯者：王曉毅 版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年5月
比如，斯科特筆下的早期國家與強制、控制、奴役緊密結合，完全是暗黑形象。書中把中國的秦朝，埃及的古王國、中王國和新王國，斯巴達這樣非常成熟的農業國家也作為早期國家的例子。然而，以下才更貼近早期國家的狀況：早期國家的控制手段極其有限，各種對控制有利的意識形態也尚處於萌芽階段；早期國家都是“城邦國家”
（city-state）
，每個國家的核心區非常之小，絕大多數地區都尚不在國家的控制範圍內；早期國家控制範圍之外的廣闊天地裡生活著大量採集狩獵的人群，住在國家這個“籠子”中的人走出國家回到採集狩獵社會也非常容易。因此，早期國家形成後的一長段時間裡，所管的事情不可能太多，強制性也不可能太強。
斯巴達城遺址。
在社會學中，對“國家”
（state）
以及任何重要概念一種通行的處理方法是：把某一經典定義——如韋伯對國家的定義——作為理想型，然後將具體歷史場景中的各種國家與該理想型定義進行比較，從而迫使我們回到各種複雜的歷史場景中來理解和分析“國家”這一現象。斯科特在書中採取的則是一種較為人文學者的做法，那就是提出“國家性”
（stateness）
這一概念。在某個概念之後加個“性”來形成新概念的方法與社會學的理想型方法有一定的同工異曲之妙，因為它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概念的清晰性和歷史的複雜性之間的張力，因此也是一個常用的方法。在國家性這一概念的指引下，我們不用糾結一個政治實體是否已經跨越最低門檻成為了國家，而轉而考察它的國家性程度就行了。然而，斯科特在運用國家性這一概念的時候，前後很不一致。一方面，他論證烏魯克等美索不達米亞衝擊平原上的最早期國家已經穩穩當當地具備了“國家性”；但另一方面，他又將山地與遊牧的“蠻族”描述成無國家者，似乎全然忘記了山地與遊牧部落都具備不同程度的國家性，並且在歷史上也出現過酋邦、王國、甚至大帝國。這難免讓人不禁懷疑斯科特是不是為了論證的方便，而刻意對“蠻族”歷史上出現的國家性視而不見。
電影《賽德克·巴萊》劇照。
斯科特對早期國家的定義很具有揭示性。然而在他的論述裡，似乎彼時的民眾所要面對的只有國家一個黑幫。事實上，彼時的民眾除了要面對早期國家這個帶有“駐寇”性質的大流氓外，還需要面對各種帶有“流寇”性質的小流氓。而奧爾森
（Mancur Olson）
的經典研究告訴我們，流寇比駐寇要可怕得多。這就將我們拉回到霍布斯的國家理論——在這種情形下，權衡利弊，是不是隻能無奈地接受大流氓？對國家之外的暴力認識不足、對霍布斯經典理論的輕輕帶過，或許是斯科特此書的另一大問題。
雖然對書中提出的一些假說和具體論證抱有疑議，但並不妨礙我對此書給予極高的評價。對於此書的根本性觀點，即建立文明與國家其實是人類在作繭自縛，我是完全贊同的。也許我們不用太過拘泥到底是穀物特性還是別的什麼原因，因為人類自從有了選擇能力後就一直在作繭自縛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我相信，對於深受農耕定居文化、強國家歷史傳統、文明/野蠻二分思維和線性史觀影響的國內讀者，閱讀《作繭自縛》必定會促使我們反思我們的歷史觀、視角和方法，在接受衝擊的同時得到啟迪。斯科特的文筆遒勁老到，流暢優美。譯者田雷以精當的譯筆將這一優點很好地傳遞了出來，為中文讀者帶來了絕佳的閱讀體驗，是非常值得稱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