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孤獨到不知如何跨年

又到一年跨年時，這一年，對於北京的很多年輕人而言，難。

尤其是在年終這一波大廠裁員之後，很多孤身在北京打拼的年輕人，感覺到了徹頭徹尾的寒意。

孤獨者，如何跨年？

大都市間的比拼中，北京常常因為不夠新潮而遭到怠慢。就拿節假日去處來說，無論萬聖還是聖誕，為上海青年提供的小紅書打卡點都比比皆是，反觀北京，人們似乎只能在藍色港灣和三里屯這幾個有限選擇中犯難。

但我們真的需要多麼光怪陸離的場面嗎？

好像也不盡然。不管是都市白領，還是小鎮青年，身處紛亂世界裡都多少流露出一致的凋零感。國外甚至有專人擔任“孤獨大臣”的職位，期待以此解決社會中無處不在的孤獨問題。

在臨近元旦之際，智商稅研究中心找了幾個北京的朋友聊天，講講他們如何偶遇孤獨，如何奇妙跨年。

走出家門撒個野

有些孤獨者選擇宅在家裡孤獨，有些孤獨者選擇走出家門孤獨，但終究還是選擇孤獨。

剛看到秦向堯（化名）時，微胖但愛笑的樣子很難讓人把他和賽車、跑山等炫酷的詞聯絡起來。

他準備獨自開車上山跨年。

畢業兩年有餘，他沒能按自己的任何一項喜好謀生。白天銀行坐班，閒時聽聽老羅，符合大多數人對普通男生的刻板印象。秦向堯說，自己聽從父母的安排進入單位，同事和領導都不知道自己擁有這麼“燒錢”的愛好，“他們應該只覺得我挺有背景，但我也有點懶得解釋。”

他喜歡一個人開車上山，爽，刺激，孤獨地排解孤獨。

許多地標在車窗外掠過，有些熟悉，但絕大部分陌生。哪怕理智上知道自己曾經來過，坐在車裡飛速往夜色遮蔽下瞄一眼，似乎也很難感到親切。

考慮到安全和便利等問題，秦向堯上山很少找人陪，經他描述，跑山似乎是個註定孤獨的愛好。“要為副駕上的人考慮很多。比如開多少碼合適，在山上待多長時間，有沒有可能影響人家第二天的行程，一來二去，符合要求的圈外人很少。”秦向堯笑了笑，“圈裡的就更不可能了。坐車哪能有開車好玩，都是大老爺們，比起坐在副駕上陪你看星星，他們更願意跟你在山路上賽一段，然後到山頂點根菸，全程不超過五句話。”

不過事實上，跑山也不是那麼講究孤身一人的事，選擇妙峰山為跑山點的人不少，遇到的次數多了，孤獨的人們也形成了某種默契。“一會兒應該能碰到個哥們兒，三十好幾，家裡有老婆有倆娃。一個小孩小學，另一個才幼兒園，孩子睡著之後，哥們兒再偷偷開車上妙峰山喘口氣。”

“其實不用撒多麼精妙的謊，大女兒跟爸媽住，他下班後得陪著吃頓飯再到老婆和小兒子那兒，晚點回家就是條微信的事。”他停頓了一下又補充道，“但畢竟在一起那麼久，你說他老婆知不知道呢，我沒問過，想也知道八九不離十，可他還是瞞著。

成年人需要有自己的秘密，哪怕只隔了層紙，有時候想到未來是這個樣子，就感覺我現在也不算孤獨。”

對追求心靈相通的人來說，同床異夢的虛無會比獨自生活更難捱，親密之人的不解與質詢是消磨愛意的鈍刀，哪怕心裡藏的秘密稱不上滔天，好像也無法長時間面對澄澈的眼睛。所以在之前的很多次節假日裡，秦向堯都拒絕了陪伴，選擇一個人把車開上妙峰山，在山路上把車速提到平日裡難得一見的水平，跟天上的銀河和山下的燈火度過午夜。

他說，今年的跨年夜多半還會延續這個傳統。

人人都需要樹洞

雖然方寒（化名）為自己性格打上的標籤中不乏急躁、缺乏耐心和有失穩定等詞彙，但在同事眼中，方寒強大且可靠。二者存在矛盾，又很難區分孰對孰錯。或許同事仍未看透她的保護色，也或許方寒對自己實在要求過高，但這種衝突客觀存在，不知不覺就成了為雙方劃出更大割裂空間的虛空之刃，彼此都體味到“無人知此意，歌罷滿簾風”。

上一個跨年夜，方寒找了一個外賣小哥陪自己聊天，年也就這麼過了。

“我想了解他們工作的情況，過程中發現他對我的工作也有好奇，講述小哥自己經歷的同時，也回答了他對我提出的問題。”當時的方寒是個撰稿人，透過向公眾號供稿的形式謀生，在外賣小哥眼中，那就是一個“在家坐著就能賺錢的” “簡單又幸福的事情”。

這當然是個錯誤的認知，畢竟世界上本就沒有好掙的錢。方寒說，看得出來，小哥不瞭解她從事的職業，與此同時，生活的辛苦又讓他顯得無暇關心其他。小哥告訴方寒自己是單身，缺錢也缺時間，沒有找女朋友的打算。“現在平均一天能掙300，平均一天得跑十個小時以上。租房和吃飯就相當於一兩個星期的收入，耽誤了時間，可惜。”

同樣置身於都市洪流，不同的人會遇到自己不同的問題。不同職業下，人的生活狀態區別如此明顯，這種分離感幾乎發生在每個人身上，心理的寂寞壓過形式的獨立，也無怪乎這座城市中的人們常常感到不安與驚懼，以至於歸因給孤獨，期待寄希望於外物。

父母不在身邊，處於合租階段的陳檬（化名）直言舍友是熟悉卻不親密的存在。

她們經常共處一室，家裡的智慧裝置不是在放音樂就是在放綜藝，這些無時無刻不充斥空間的聲響，反而襯托出人際關係的空洞。陳檬說，一場演唱會結束，她迫不及待要跟室友分享，到家卻發現室友早已睡去，客廳裡的冷光澆滅了她的熱情。

“我喜動她喜靜，工作性質不同，連吐槽上司都很難感同身受。關心的東西差得遠，多一個人在家沖淡不了冷清，緊挨著坐一塊兒也能感覺到，心是遠的，人是獨的。”

陳檬想要很多很多人陪著，用漫無目的的閒聊和傾訴抵消此前長久的孤寂，今年跨年她想把在北京的朋友全叫來家裡，這比去外面吃飯喝酒後各回各家溫馨得多。“但房子不是我的，我不知道怎麼說服室友，甚至不知道怎麼開始商量，半生不熟的人其實最難開口。”

社會學家形容如今社會時常用到“原子化”這個詞，認為飛速變化的社會造成了個體孤獨、道德失序、人際疏離、社會失範等危機，人與人之間像原子一樣獨立、孤獨、互不干擾。

勞倫斯·彼得說，兩個人相遇時實際有六個人存在，那就是各自眼中的自己，各自在對方眼中的自己和各自真實的自我。

這大概就是人們孤獨的根源，因為我們終其一生，或許都不足以走入近在咫尺的另一顆心。

孤獨也可以高質量

與人交談的過程中會發現很多故事。計程車上偶遇的阿姨說，她跟兒子住在一個城市，租的房子離他很近但很少見面，逢年過節只在線上知會一聲。“年輕人有自己的空間，想打電話打遊戲。人家食堂也很好，不缺我這一口吃的。”話語通透，阿姨的側臉卻顯得悵惘。

春天決定複合，夏天又決定分手的朋友說，很多時候只感到人在一起，心卻沒放到一處。

“買好了他的生日禮物一直沒寄，那個月底看到我有新的包裹，下意識覺得送的人是他，我馬上就把禮物發了出去。包裹到手一看，確實是他給的禮物，和一封分手信。”她狡黠地微笑，“聽到這兒是不是覺得我很可憐？”

“其實我收到的時候只覺得感慨，因為我的禮物裡，有同樣一封分手信。那可能是我們最默契，也最適合分手的時候。”現在的她養著一隻小貓，一個人在深夜發出“下班啦”的朋友圈，用工作填滿了生活，孤獨和愛情一樣時隱時現。

還有人說，自己剛到北京時很興奮，不顧氣溫零下地從天南海北找來好些朋友跨年。他們聽聞天壇有迎新活動，從王府井一路走到天橋，後來發現大門緊鎖，又從天橋走了回去。據說王府井的鐘會在零點敲響，許多人在步行街仰頭等著，結果分針走到23：57，王府井的鐘滅了錶盤，一行人傻乎乎樂過十二點。再後來，朋友慢慢失聯，一個人在家的日子長了，哭笑都變得無聲，也再沒動過認真跨年的心。“現在一想，居然都是五六年前的事了。”

熙熙攘攘的人，為北京貼上了形形色色的孤獨標籤——

一座大吼一聲也無人理睬的城市；

一座30歲沒結婚也不嫌晚的城市；

一座需要你獨自承受疼痛的城市；

一座你不得不偽裝堅強的城市；

一座自己打拼小孩被送回老家的城市；

一座父母來幾天就吵著要回去的城市……

2021年，日本首相菅義偉任命首位“孤獨大臣”。“孤獨，有很多種形式。”他說。

孤獨，並不是一個人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城市的問題，它更像是整個人類社會的癥結，與身邊情況無關，與職業狀態無關，與是否獨身無關。

比起驅趕孤獨，現代人更需要學會的或許是與孤獨相處，在孤獨中找到我心歸處。

編劇史航說，自己很喜歡一個叫《生日快樂》的素描喜劇。戲劇描寫了一個26歲青年即將邁入27歲那天，只有變成了真人的玩偶和傢俱陪伴他。許下生日願望後童話消失，夥伴的餘溫迴盪成話語，“就算是一個人，也沒關係。”史航認為，那讓人覺得孤獨也可以很柔軟，“能盛住它們的只有我們各自的內心。”

這也是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梁永安希望傳遞的觀念。“我們今天可以穿著很好的衣服，很有品味的生活，但是內部是散的，不知道自己這輩子該追求什麼價值。這時候你的孤獨是面對時代的孤獨，面對社會的孤獨，面對文化的孤獨。”梁永安認為，這就是低質量的孤獨。

我們每一個人，也可以去尋找“高質量的孤獨”。“透過自己的創造性，變成這個世界富於原創的一部分。”梁永安說。

孤獨最根本的問題不是戀愛物件或結婚，而是找到精神來源，找到精神的立足點，找到內生長的底氣，用以抵禦虛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