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缺席的歷史主角:書寫古代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可能性

二十世紀的歷史學經歷了一場方法論與視角上的革命。在人類學和社會學的介入之下,歷史學開始告別傳統的視角去看待“精英”,而格外重視“儀式”與“結構”的作用。而以往歷史學忽略與一筆帶過的,已經成為二十世紀曆史學研究的重心。那些邊緣性的、被忽略的、地方性的、不被聽見但非沉默的聲音。歷史學不再關注聚光燈下的精英和政治事件,而是走向了那些勞動的、行動的,以自己的方式反抗著的普通人身上。於是我們看見了《乳酪與蛆蟲》《蒙塔尤》和《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同樣的挑戰也發生在中國史研究中,在普通“編戶齊民”身上,在常見的史料與典籍之中,去發現歷史對於研究者來說既是一種有趣的嘗試,更是一種挑戰。挑戰在於,如何切換自己的視角,去代入到歷史上的行動者,去體諒他們的處境,還原他們的生活場景乃至情感體驗?而熟稔的史料中,又該如何在字裡行間發現普通人生活過與挑戰過的痕跡。

然而在中國史的研究中都不難看出,中西方的歷史學家都有著不謀而合的價值關懷。我們都可以把唐長孺的《〈晉書·趙至傳〉中所見的曹魏士家制度》以及陳寅恪的《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週一良的《乞活考》看作以新的方法與眼光,精讀史料的一種嘗試。他們都試圖還原普通人的一生,以此去想象一個更寬宏的歷史背景,以及這種時代演變中,人的經驗與觀念變化。而這種對於社會與文化變遷的研究持續至今,我們可以在今天新一輩的歷史學者身上看到這種“自下而上”的歷史的嘗試。在傳世史料和出土文獻之間,去觀察歷史演進的節奏中,普通人具體而微的反應。

撰文 | 馮夷

一般人瞭解歷史知識,過去大多是透過戲劇,現在則更多是透過影視作品。不過戲劇也好,影視作品也罷,其展現的歷史大多是以帝王將相為中心的歷史,其實這也是中國史籍書寫的中心,無怪乎梁啟超會說“正史專為帝王作家譜”。旁出的野史、札記等,大多也是士大夫廣見聞和錄佚事的載體,其間史料雖然不完全似正史那般,其中還殘餘有歷史上失敗者和失意者的影子,但這些人仍然屬於王侯將相的範疇。至於說出土的碑版資料,雖然數量巨大,但能透過這種方式留下陳跡的,絕不能夠是普通人。所以,“勞動人民”雖然是“歷史的主體”,但“主體”卻往往在歷史上“失語”和“缺位”,原因就在於,歷史要記錄的是“非常”,庸常自然就不在通常所謂歷史的記錄當中。

追尋缺席的歷史主角:書寫古代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可能性

居延漢簡。

“庸常”並非是一個貶義詞,相反的,它才是歷史的最本色。庸常是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上下班、娛樂、休息、構建人際關係網路等等,日復一日,這就是普通人的生活,那些波瀾壯闊的經歷,只會是少數人的,它會成為新聞的典型,供一般人仰望和崇拜,大多數人都要“和平凡的自己和解”。但庸常並不代表索然無味,看似重複無聊的生活,其實也受諸多限制,整個時代的思想風貌、信仰、貫穿整個社會層級的各種制度等等,今人如此,古人亦然。

因此我們可以透過另外的一些資料來透視一般人民的歷史。這些資料涉及的並不是事件,而是知識與制度,關於信仰、風俗,以及文史星曆醫卜等技術性知識,在中國古代有一種專門的稱呼——數術。這些知識是古代的“科學”,其中絕大多數的內容,都為上至皇帝下至庶民所共享。所以觀察這些知識,能夠看到社會的一般面相。另外,某些涉及全社會的制度,貫穿整個社會的所有層級,也是用來觀察歷史上普通人生活的渠道。

莊奕傑教授的《古代中國十二時辰》正是探討時空之中的一般民眾生活的著作。此書以文學的方式展開歷史的敘事,雖然並非是“個性的真實”,但卻具有歷史的“通性的真實”。不過,從這本書出發,又稍微溢位這本書,仍然還有值得說的話。

十二時辰:被選擇的觀念

從哲學上來說,時間是一個內在概念,根植於內心,是一種人定觀念。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看出,古人所說一天、十二時辰,都是人為選擇而產生的觀念。這裡就要問,為什麼一天是十二時辰?這樣規定的原因是什麼?

在此,我們首先不必急著回答這個問題,而是要先指出一個事實,在戰國秦漢時代的中國,其實存在著多種時間計量方式,它們基於不同的天道執行系統來對自身進行定位,十二時辰不過是最後在這多種計算時間方式的競爭中“勝出”了而已。

根據莊奕傑教授書中的描述,十二時辰有它們專門的稱呼(我們把這種專門的稱呼叫作“時稱”),依次是夜半、雞鳴、平旦、日出、食時、隅中、日中、日昳、哺時、日入、黃昏、人定。這十二時稱對應十二支辰,是古代最常見的時間計量方式。事實上,在戰國秦漢的出土文獻中,還有其他的時間計量方式,如戰國秦漢民間實際應用的十六時制、三十二時制,另外在如周家臺秦簡中《二十八宿佔》還存在一種二十八時對應二十八宿的占卜形式。這些都是具體的時間劃分方式。

追尋缺席的歷史主角:書寫古代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可能性

《淮南子》光緒二年,浙江書局刊。

比如十六時制,傳世文獻最早見於《淮南子·天文》(今本《淮南子》只有十五時的時稱,而《初學記》引《淮南子》則保留了十六時的時稱),東漢王充所著《論衡·說日篇》也有相關記載。《淮南子·天文》中的時稱名稱如等,又見於屈原的《天問》,可見這些時稱可能都是來自楚地的計時系統。在出土文獻如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和放馬灘秦簡《日書》甲乙種,也有十六時制的記載。在居延漢簡中甚至能看到十六時制實際應用的例子,如《居延新簡》中記載的一件傳送文書延誤的事件,就正好有關於十六時制的線索,問詢文書如下(這裡徑直翻譯簡文,不再著錄原文):

甲渠候官至居延都尉府的距離是七十里,(按照規定)文書一日一夜應該行一百六十里,但這封文書卻積壓了二又二分之一天,原因是什麼?各候官在自己的轄區內檢查,務必找到原因。調查事件的文書到達之後,相關調查的結果按照律令當於本月二十六日完成。二月二十四日(文書籤發)。

這裡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文書一日一夜應該行一百六十里”。在居延漢簡中,文書傳遞通常每時是十里,這裡一日一夜一百六十里,就應該是以十六時為計算標準。此簡的年代大概是西漢後期,也就是說,在西漢後期,西北邊塞地區還在實行十六時制。

根據何雙全、李解民等的研究,十六時制從平旦開始,到雞鳴結束,依次為:平旦、日出、夙食、莫食、日中、日過中、日則(昃)、日下則(昃)、日未入、日入、昏、夜莫、夜未中、夜中、夜過中、雞鳴。這一十六時制的時稱與十二時制的時稱有許多一致的地方,也許有人會說,這不過就是在一些地方增加了一些名稱而已。其實完全不是,正如前文所說,不同的劃分是基於不同的天道系統。

李零在《中國方術正考》中指出:“六壬式有兩種十二神,太一式有十六神,皆配於天盤,用以表示時間劃分。我們懷疑,上述十二時、十六時制,可能就是對應於這種時間劃分而來。”而六壬式所根據的是鬥建系統,十六時雖然不能確切知到基於何種天道執行系統,但很可能與太一行九宮有關。至於說周家臺秦簡二十八時稱,則與歲星指二十八宿有密切關係無疑,雖然沒有真實實行過,但基於二十八宿的天道系統則是肯定的。

在戰國秦漢時代,計時系統存在彼此競爭,即人們在使用計時系統時存在多種選擇性,十二時制應該最為古老,而十六時制反而是在楚地習俗中後期,在秦漢被使用的一種計時制,三十二時的劃分則更加詳細。但最後,十二時制在競爭中獲得了勝利,讓我們今天認為,歷史上只有一種記時制,電影電視劇作品中似乎也這麼演,又強化了這種認識,其實歷史遠遠比影視作品要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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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臺秦簡“時稱圖”。(源自《關沮秦漢墓簡牘》)

貫穿時間:制度、知識、生產力

要了解歷史上一般人的生活,很難從歷史典籍中找到典型案例,但是當具備了對當時最一般情況的瞭解,則可以透過文學的手法將當時真實情況表現出來,是張三還是李四,都不重要,重要的我們在看到這些故事時,已經進入了歷史主義的場域,這就是我們開頭說的“通性的真實”。

莊奕傑教授此書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完成的,用文學的手法杜撰了所有的主角,但其所寫的事實卻都基於兩漢之際的制度變革和史籍關於當時的一般知識、生產力水平等內容的記錄。仔細追究莊書中的細節會發現,此書在制度、知識、生產力發展等各種方面,幾乎是到了入微的程度。這裡不妨藉助 “醫者開藥方”這個故事來分析。

廣大夫的姓氏看起來並不常見,不過這個姓氏在漢代確實存在,甚至根據這個姓氏,我們可以推定,故事的發生地應該是趙國故地,大致在山西山陰縣,而廣大夫很可能是廣武君李左車的後代。李左車也許不如韓信那麼出名,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這句名言大家肯定不陌生,它正是出自李左車之口。

到廣大夫時,廣家距離漢家開國已近二百年,廣大夫大概連“祖上也闊過”這種事也壓根兒不知道了。他的身份是一個遊方醫。直到他遇到了自己的老師。他的老師的子女沒有人繼承他的醫術,直到遇到了廣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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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買地券。

司馬遷曾說過,“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意思是史官、星官、歷官、律官等,都和卜祝差不多。在張家山二四七號墓中有專門的《史律》等文獻,規定相應的專業必須專人傳授,進行專門考核,其實這些專業由於過於專精,所以往往是父子世代相傳。醫學尤其如此,《黃帝內經》中記載的所謂“禁方”和秘傳,其實就是反映了當時醫學傳承的實際情況,《後漢書·郭玉傳》中記載郭玉從師的故事,也正是兩漢時代醫學傳承的反映。所以廣大夫能夠從師學到上乘的醫術,擺脫遊方醫的身份,具有相當的偶然性。

廣大夫學成之後,在鄉里仍然被人厭惡,最重要的是他的身份仍然是遊方醫,他不能隨意透露他的老師的名諱和醫學傳承的來龍去脈,因為醫學傳承的秘密性非常強,要在靜室中賭咒發誓,之後才能獲得傳承。在戰國秦漢時代,遊方醫實際上幾乎和騙子是同義詞。曾經的初中課本中有一篇叫《扁鵲見蔡桓公》(一作齊桓公),其中蔡桓公對扁鵲的評價是“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蔡桓公或齊桓公早已經是“諱疾忌醫”的代表,成為了上位者虛心不接受不同意見的一個反面典型,但其實桓公不信扁鵲的一個更加重要的原因就是這句“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當時的遊方醫基本上都兼具巫者的身份,其中還混雜了大量的騙子。扁鵲一個衛國的遊方醫,看到蔡國或齊國的君主就說他有病,被當成一般的騙子,是很正常的事。

不過廣大夫以事實證明了,自己確實有一身上乘的醫術,很快在鄉里確立起了口碑,以至於廣大夫曾在平帝元始年間被徵召入京,這件事實際的促成者是當時掌握大權的安漢公王莽。廣大夫在京師五年,之後回到家鄉,他沒有看到王孫慶被王莽下令解剖的慘狀(見《漢書·王莽傳》),當然也錯失了一次進一步瞭解人體的機會。

今天廣大夫要救治的是自己的侄孫。在救助侄孫的過程中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是廣大夫並不是如現今的中醫一樣,只切了病人的橈動脈,而是先切頸動脈,之後又切了橈動脈。這是《黃帝內經》中介紹的切脈方式,即一種特殊的“三部九侯”脈法,切人迎脈(頸總動脈)和寸口脈(手寸口)。在《黃帝內經》的記載中,人迎脈主六腑的病症,屬於陽,而寸口脈主五臟的病症,屬陰。廣大夫注意到“患者頸動脈脈搏正常,橈動脈脈搏卻異常緩慢且不穩”,斷定這是“陰盛陽虛”。這一診斷確實符合經典關於疾病的理論依據。作者在處理這一細節時,確實花費了相當的工夫。

廣大夫根據病人盜汗、嘔吐,汗出不止而不感覺口渴的症狀,開出了杜衡、桂枝、茅蒼朮三種藥,不僅對症,而且也與當時醫學發展水平相符合。眾所周知,成熟而系統的中醫組方要到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成書以後才定型(中醫將這些方劑稱為“經方”),雖然漢初已經有馬王堆《五十二病方》的出現,但那還是組方在形成過程中的形態,到了廣大夫所處的兩漢之際,醫學雖然經過了相當的發展,但距離經方的形成還有差不多兩百年時間。因此,廣大夫開的杜衡、桂枝、茅蒼朮,還都是針對病人的症狀開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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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

針對病人的出汗而不渴,廣大夫開出了能夠溫陽化氣的桂枝;杜衡即細辛,具有祛風止痛,溫寒化飲的功效;而病人的根本病症在於陰盛陽虛,加上寒食節吃了冷食,所以廣大夫又開了可以治療胃腹冷痛的茅蒼朮,桂枝也具有與茅蒼朮相同的功效。三種藥都能助長陽氣,因此,廣大夫這三味藥雖然還沒有達到可以徹底治癒侄孫病症的地步,但是確實是根據病人的情況開出的藥方,對於緩解病人痛苦,幫助其恢復健康,無疑是有效的。

我們看到,作者在故事書寫中,將兩漢之際的朝廷之都、醫學知識傳承與發展、醫學發展水平(反映的生產力水平),透過故事的形式表現出來,細節處理上尤其用心。只有對當時貫穿上下的制度、一般知識以及生產力發展的一般水平都有一個比較精確的把握,才能用看似平淡的語言寫出這個故事來。其他的十一個故事的細節,就等著讀者自己去發現了。

如何續寫一個故事?

介紹了廣大夫的故事,讀者大概已經知道,莊奕傑教授這本看起來平淡的故事書中隱藏了多大的能量。或者大家也躍躍欲試,想要自己去找到古代的那些材料,透過文學的方法寫一個可以符合歷史的“真實”故事。既然真的要寫故事,我們又需要注意到什麼呢?

故事要面對的首先是人物。人物的名字要符合小說的主題,又要與其所處時代相符合,還要與人物性格、遭際、情節等各方面都符合,這真是大學問。魯迅的小說《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名字就是來自唐代就流傳下來的蒙童字帖,“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將全文連讀,孔乙己的舊式文人的人生目標(上大人)、以回字四種寫法賣弄學問(其實也就是蒙學水平),以及時人起名用典等方面是不是都照顧到了。所以漢人不能叫“子軒”,也不能叫“雨涵”,但如果姓吳,恰好在家中排第七,或許可以叫“吳復”。

追尋缺席的歷史主角:書寫古代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可能性

宋高宗手書《女孝經》。

其次是要明瞭知識演進的脈絡,尤其是一些數術類知識,這些是當時不論上中下哪個層級的社會都一起共享的知識。如果你要寫一家人造好房子,不如這樣來寫:

連續三年的豐收讓廬江的吳三郎家終於有時間和精力來翻修自己家的房子了。如今房子已經蓋好,解除的時間是請鄉亭裡最有學問的人,也是三郎的堂弟七郎選的。七郎五歲的時候就能誦讀《張侯論》和《孝經》,九歲就已經跟隨郡裡學校的博士學習《春秋》和《夏侯尚書》,據說再過兩年還要去太學學習。這次解除時間的選擇,請了七郎選了時辰,一定不會有問題。

到了未初刻,一切手續都準備就緒,巫師也來了,吳三郎拿出了早就準備好的土偶人,交給巫師,巫師將土人放在祭案前,在祭品前站定,念出一系列吳三郎聽不懂的咒語。雖然吳三郎聽不懂,但心裡卻很高興,因為動土之後必須謝解土神,家中才能平安;而且時間是請七郎選的,災禍肯定不會降臨他的家中。

這個故事中,包含了漢代太學、郡國學校的設定,地方學生學習的主要內容、謝土這一漢代興盛,而至今仍在流傳的數術知識等。相關記載見於《漢書》《論衡》等典籍中。可以說,想要寫好一個故事,沒有對那個時代進行全面把握是根本不可行的。

近年來,我們都在感嘆影視作品,特別是與古代相關的影視作品的質量的下降,或者是專注於走服道化路線,而往往將人物設定、人物對話和故事情節等犧牲掉,作品的質量也往往不能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這個時候,不妨去認真閱讀莊奕傑教授的這本書,深挖其文字,或許能獲得不一樣的收穫。而寫出優秀的故事,當然不僅僅是影視編劇工作者的特殊本領,也不是專家學者的專利,而是每個人都可以嘗試的興趣。

撰文/馮夷

編輯/朱天元 羅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