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反對戊戌變法的人，到底在反對什麼?
1898年9月21日，戊戌變法宣告失敗。中國在原有制度框架內的維新運動不僅比日本晚了三十年，而且還失敗了，這自此決定了清王朝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甚至還決定了中國在近代歷史上的走向。創鉅痛深之下，這場“百日維新”的失敗在那之後就一直是中國人念茲在茲的重要歷史主題之一。
光緒於1898年起用康、梁兩人等推行新政
改革的前提
在通行的近代史論述中，這場變法維新經常被描述為維新與守舊“兩條路線”的鬥爭，而最終的失敗則是因為守舊的反對勢力比維新派強大得多。這乍看不無道理，但其實卻似是而非，因為在幾乎任何一場改革運動中，守舊的勢力差不多都是更強大的——有時這正是進行改革的目的，因為這種瀰漫於全社會的守舊已經帶來了嚴重的危機。借用卡夫卡那句繞口令般的格言：“相信進步意味著進步已經出現，而這就談不上是相信了。”如果當時的中國站在維新派一邊的已經是多數，那這就意味著已經相當進步，維新變法恐怕也沒那麼迫切了。
更重要的一點是：在歷史上，儘管面臨強大的守舊勢力，但很多改革仍然成功推行了。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北魏孝文帝改革、甚至被戊戌變法中的維新派視為楷模的明治維新與俄國彼得大帝改革，哪一個不是這樣？先秦的吳起在楚國、商鞅在秦國的變法，甚至在成功推行之後，仍遭守舊勢力反撲而使改革者慘死。就現代史而言，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革命派的力量在起初也都不及舊勢力強大。當成功時就驚歎他們創造了歷史，而失敗時則歸結為敵人力量太強，但問題的關鍵恐怕並不在此。
那些成功的改革都有一個特點：儘管改革派或許屬於那個社會中極小一部分有危機感的精英，但卻掌握了推行改革措施所必須的權威。秦國之所以能在戰國七雄中最順利地推行變法，與其說是商鞅多有遠見，倒不如說是因為在秦國的權力結構中，國君就擁有更大的權威來確保變法的有效執行。從這一點來看，戊戌變法在一開始就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當時光緒帝名義上已經“親政”，但實權仍在慈禧太后手裡。變法若要成功，要麼說服慈禧贊成，（至少獲得她的默許），要麼就是光緒帝得實際掌握權威。這就像明治維新時如果大權仍掌握在反對變革的德川幕府手中，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戊戌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恐怕在於康有為、梁啟超這些維新派可說弄錯了順序：他們應當先奪權，再推行改革。
康有為和梁啟超
從奧斯曼帝國的近代史也能看出這一點：這個當時被譏為“歐洲病夫”的老大帝國，在面臨近代西方壓力時的處境與中國十分相似，歷任蘇丹也曾多次想推行改革，但每次都相當艱難。改革派的塞利姆三世蘇丹（1789-1807年在位）開明、真誠，但行事草率、熱情過頭，結果倉促之間引起近衛軍暴動而被廢黜；繼承其遺志的馬哈茂德二世蘇丹（1808-1839年在位）雖然矢志變革，但一直等待了17年，才取得了推行改革政策所需的權威。兩人所面對的守舊派反對勢力其實同樣強大，只不過後者在做好準備之前更能隱忍蟄伏。這意味著在形勢不利時隱藏自己的真實意圖，難免帶上宮廷權力鬥爭和密室政治的色彩，很難像西方那種制度化的選舉政治一樣公開——但話說回來，如果是那樣，這些改革派也極有可能是少數派而無法堅決推行自己的措施。正是因為變動時代的內憂外患引起了君主傳統合法性的危機，他們才成為推行自上而下的宮廷革命的倡導者 。
服飾改革後的馬哈茂德二世
就光緒帝當時的處境來說，他顯然還無法擺脫慈禧太后的陰影。實際上，慈禧當初之所以選擇不足四周歲的光緒為帝，原本就是為了更便於繼續掌權。1887年光緒帝年滿十七歲，已到了親政的年齡，慈禧雖然表示要讓皇帝親政，但卻遲遲不願交權。據《光緒朝東華錄》記載，當時的帝師翁同龢察言觀色，以聖學未成，上折希望太后繼續聽政：“皇太后體祖宗之心為心，二十餘年憂勞如一日，倘俟一二年後聖學大成，春秋鼎盛，從容授政，以弼我丕基，非特臣民之福，亦宗社之慶事。”並示意光緒帝在宮中求請，此舉深得慈禧歡心。光緒生父醇親王奕譞也向慈禧表示：“親政後，永照現在規矩，有凡宮內一切事宜，先請懿旨，再於皇帝前奏聞。”翁同龢在受慈禧召見時則表示：皇上“親政後斷不改章程，書房隨時提撥”。但這仍未能使慈禧就此放手 。即使在光緒帝大婚之後，慈禧仍然長期掌權，“光緒帝的奏摺處理，須由慈禧太后進行事後監督，重大人事任命，則須由慈禧太后複核方為有效”
事實證明，慈禧對於光緒帝表現出任何獨立傾向均極為敏感。
1889年，河東河道總督吳大澄奏請光緒帝生父醇親王典禮，他原是想以此澄清朝政，不料慈禧震怒，認為其真實目的是為了“傾己勢”，意在離間帝后，嚴斥吳大澄“闞名邀寵”、“議禮梯榮”，對之大加折辱 。由此可見此事之敏感。光緒帝本人對慈禧也一直極為恭謹，直至慈禧發動政變撲滅百日維新前夕，他仍然連續四天陪慈禧太后看戲 。
在這種情況下，也難怪維新派想拉攏、爭取袁世凱了，甚至有策劃兵圍頤和園的傳聞 ，顯然，此事若成，就能像康熙擒鰲拜那樣，掃清親政的最後障礙。類似的事歷史上確實也有成功的，如武則天病危之際，張柬之等說服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一舉掃除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及武氏勢力［。但其前提是武則天已經難以掌控局勢，而張柬之等老臣在關鍵時刻比張氏兄弟這類寵幸老到得多，而在這方面，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顯然遠非老謀深算。缺乏政治經驗卻又試圖做風險巨大的一搏，失敗是在所難免的。也難怪有美國曆史學者認為戊戌變法僅是“一位年輕魯莽的皇帝所領導的一次不智的、狂亂的‘百日’維新”
慈禧太后為什麼反對變法
在一般人印象中，慈禧太后在“百日維新”中是守舊派的代表，因為正是她鎮壓了維新運動。但慈禧真的一味守舊、反對變法嗎？且不論此前變革自強的洋務運動就靠慈禧在背後推動，即便是戊戌變法，如果得不到慈禧的默許，只怕別說“百日”，連一天都維持不下去。在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時，歷史學家袁偉時曾接受採訪，也強調“其實慈禧在戊戌變法期間是支援改革的”。不僅如此，在戊戌變法失敗不到三年後，由慈禧本人主導推動的“新政”，實際上步子還邁得更大。金觀濤、劉青峰所著《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對中國傳統社會持明顯的批判態度，但也承認：戊戌變法的失敗導致意識形態認同危機更大範圍湧現，而“自1901年區域性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加劇後，清廷所實行的改革比戊戌變法時的方法要大膽激進得多” 。
慈禧太后
僅僅三年時間裡，一個人是怎麼從“頑固守舊”忽然變得比維新派還更大膽激進的？那些原本反對維新變法的“強大”守舊勢力，又為何忽然之間都不再是新政變革的阻礙了？
當然，這部分可歸結於義和團事變引發八國聯軍入侵的巨大刺激，像徐桐等守舊派也死於此難，但這也表明：包括慈禧在內的這些所謂“守舊派”，其實並非不能轉變自己的觀點立場，必要時她甚至可以180度地大轉彎。這導致後世學者對她往往有著截然不同的評價，例如《告別皇帝的中國》一書中，對話的歷史學者對她的評價相去甚遠：
朱維錚：（戊戌變法時）慈禧是非常糟糕的一個人物，她對周圍的那批人說，讓他去鬧，鬧幾天再說。
章開沅：慈禧這個人有魄力，有多年威權的積累，做事比較果斷，所以推動了一些重大改革 。
袁偉時：慈禧是個沒有遠見的女人。
許倬雲：慈禧是一個有手腕有權謀的女人，但是沒有見識，熱衷權力。
他們對慈禧推動的晚清十年新政，評價也十分懸殊
：許倬雲認為“改革成果很有限”，余英時乾脆說“沒有什麼‘清末新政’，清王朝只是做了一些行政上的調整來緩和危機而已”。蕭功秦則認為正是清末新政才推動了辛亥革命的爆發，因為諮議局、新軍等在辛亥革命中起重要作用的力量其實都是新政的產物。袁偉時認為晚清新政“並不是流於字面，而是引發了非常了不起的社會變革”，從教育制度、法律體系到政治體制，其改革程度都是革命性的，然而與此同時，他卻又對推動新政的慈禧本人持否定態度。問題在於：如果改革力度更大的新政都不算什麼，那麼戊戌變法就算成功恐怕取得的成果也有限，那我們又為何對它的失敗如此介意呢？
為什麼歷史學家對這些人物和事件的評價出現這麼大的分歧？這折射出那個醞釀變化的大時代本身充滿著矛盾、動盪和不確定，而這些又集中在慈禧這類重要歷史人物身上。儘管如今很多人對她並無好感，但據金啟孮所說，滿族對她“很愛戴”，“甚至與康熙、乾隆並提”［15］ 。簡單地把她說成是守舊派（甚至頑固派）或改革派都無助於我們理解這個人物的複雜性，倒不如說她是根據具體情形權衡判斷來靈活決定自己的立場。
現在的歷史論述給人的印象，彷彿守舊與維新兩派人物的立場是固定不變、也不可調和的，但實際上，真正從意識形態層面反對變法的人恐怕是極少的 。英國學者William G。 Beasley在《明治維新》一針見血地指出，明治維新有兩個特徵值得強調：“其一，它們的運作方式是封建性的，並充滿個人色彩：表現為那些最終都可訴諸其私家軍隊的雄藩大名之間的爭鬥。其二，它們代表的是為權力而進行的鬥爭，而非意識形態之戰。”戊戌變法也是如此，尤其是第二點，甚至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