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和柳宗元為什麼被合稱為“劉柳”
李白和杜甫合稱“李杜”，元稹和白居易合稱“元白”，李商隱和杜牧合稱“小李杜”，文學史上把劉禹錫和柳宗元合稱“劉柳”。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劉柳的友情顯然超過了李杜、小李杜甚至元白。他們不僅是文學上齊名的雙子星座，也是現實生活中肝膽相照的至交。
劉禹錫生於772年，柳宗元小他一歲。793年，21歲的劉禹錫和20歲的柳宗元同榜中進士，這應該是他們畢生友誼的開端。兩人在地方上任職一段時間後，分別於802年和803年調回京師長安，均在御史臺任職。
劉禹錫和柳宗元的命運因為中唐時期的著名改革——“永貞革新”而拴在了一起。
安史之亂後，唐朝橫生兩大毒瘤，不僅導致帝國日益衰弱，也導致了帝國最終滅亡。這兩大毒瘤就是宦官專權和藩鎮割據。
779年6月，唐代宗去世，其子李適即位，是為唐德宗，改次年為建中元年。建中元年的劉禹錫和柳宗元，尚在幼年。
唐德宗登上皇位時已37歲，是一個心智成熟，對國家瞭若指掌的中年人。他的理想就是把帝國這艘方舟從衰弱而危險的水面，重新駛到貞觀和開元那樣的強盛而安全的海域。為了實現這一理想，唐德宗上任伊始，著手改革。
首先，罷免地方貢物和減少宮廷服務人員，以此減輕地方政府和民眾負擔。他先後免除諸州府、新羅、渤海以往每歲必貢的用於田獵的鷹、鷂；山南的枇杷、江南的柑橘，除了供給宗廟用於祭祀外，“餘貢皆停”；劍南的春酒每年原貢10斛，也“罷之”。此後，他又下詔，令各地政府及各藩屬國“不得貢珍禽異獸”。為表決心，還把文單國（今緬甸）所貢的32頭大象，從宮苑趕出，放生荊山之陽。
更重要的是，唐德宗聽從楊炎建議，自即位第二年起實行“兩稅法”。兩稅法的核心，就是國家根據民眾貧富差別，徵收相應的財產稅和土地稅，在一年裡分成夏稅和秋稅完成。兩稅法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土地較少的普通農民的負擔。
但是兩稅法實施後的公元742年，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就擅自超徵20%，此後，其他節度使群起效尤。
唐德宗明白，財稅也好，貢物也罷，都只是帝國的疥癬之疾，威脅最甚的心腹大患還是已成燎原之勢的藩鎮割據。
唐德宗的削藩之路，從取消已成慣例的節度使“父死子繼”開始，邁出第一步。781年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去世，其子李惟嶽秘不發喪，盜用李寶臣名義上書朝廷，請求由李惟嶽世襲，被唐德宗拒絕。
於是，安史之亂後，大唐帝國又一場曠日持久的內戰就此拉開帷幕。一方是絕不讓步的唐德宗，一方是多年坐大的四大藩鎮。由於中央軟弱，四節度使叛亂時，唐德宗能調動的部隊少得可憐。迫不得已，只好藉助效忠朝廷的另一些節度使，去征討叛亂的節度使。孰料，原本倚仗平叛的軍隊，轉眼間也裂變為叛軍。唐德宗派宦官去安撫，叛軍的迴應是將宦官射死。當叛軍一路鼓譟，直接衝擊皇宮時，唐德宗不得不倉皇出逃，暫居奉天（今陝西乾縣）。
嚴峻的形勢下，唐德宗意識到削藩之路已走入死衚衕，他只好向藩鎮示弱，以姑息的方式換和平。784年正月，唐德宗改元興元，下罪己詔。也就是說，唐德宗志在解決藩鎮的改革，在付出了沉痛代價後，問題不僅沒解決，反而更加嚴重——從那以後，藩鎮“父死子繼”或是“私相授受”就成為朝廷無權亦無法過問的“自家內政”。
唐德宗把爛攤子交給了他的繼承者——長子李誦。805年，這一年劉禹錫34，柳宗元33，均以詩文名滿天下。尤其重要的是，二人都在御史臺任職。御史品級不高，卻“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隸整朝儀”，深得士庶景仰。更何況，劉、柳都是懷抱利器，身懷匡扶天下大志的俊傑之士。
唐順宗生於761年，登上帝位前，他做了25年太子。唐德宗被亂兵所逼逃離長安，唐順宗擔綱斷後掩護。堅守奉天孤城，他身先士卒，乘城拒戰，親自為受傷士兵包紮傷口。
唐順宗還是儲君時，身邊有兩位可以信任的師傅，後來“永貞革新”的班底，正是以這兩位師傅為核心搭建。兩位師傅一個是王伓，一個是王叔文。“永貞革新”又稱“二王八司馬事件”，這二王，就是王伓和王叔文。至於八司馬，那是包括劉禹錫、柳宗元在內的8位革新派靈魂人物。革新失敗後，他們被貶謫為邊遠地區司馬，故稱“八司馬”。
考察“二王八司馬”，他們大多出身於官宦家庭，變法前，多在監察部門和組織部門任中下層職務。他們富於理想和激情，才氣縱橫，文辭典雅，但缺乏政治的歷煉與經驗，往往以為能憑著所擁護人物的一紙詔書，改革就能水到渠成。等多年以後，劉禹錫和柳宗元在政治上受盡挫折才明白，僅有滿腔熱血遠遠不夠，現實往往會辜負理想。
在唐順宗認可下，“永貞革新”如同黑夜裡劃亮的一根火柴，短暫地照亮了中唐沉寂的夜空。對唐朝來說，永貞革新是一次至關重要的改革，改革成功，大唐有可能中興；改革失敗，則前途未卜。劉禹錫和柳宗元都得到了提拔：劉禹錫為屯田員外郎，柳宗元為禮部員外郎。職務雖不高，但因參與變法，實權很大。
由於中風後的唐順宗幾乎不能言語，也就沒法與大臣們直接交流，只得由宦官李忠言和妃子牛昭容隨侍左右。其操作方式是：王叔文坐鎮翰林院，是承上啟下的關鍵，他對政務的處理，先告知王伓，由王伓進宮見李忠言和牛昭容，再由李、牛轉告唐順宗。唐順宗一旦認可，由李、牛轉達給王伓，王伓轉達給王叔文，王叔文再會同韋執誼貫徹執行。
如同唐德宗早年的改革一樣，“永貞革新”的目標幾乎相同，那就是內抑宦官，外製藩鎮。但事實上，永貞革新的100多天裡，還根本沒有真正觸及這兩大痼疾，只是對一些表面的東西作出了調整。然而，即便如此，宦官和藩鎮已經開始不滿。
很快，在宦官及藩鎮的屢屢施壓下，唐順宗被迫同意太子監國。幾天後，他又下詔禪讓，由太子即位，他退居二線，稱太上皇。就在距太子登基大典還有3天的805年8月6日，一道以太上皇名義下達的詔書釋出了：貶王叔文為渝州司戶，王伓為開州司馬。一個多月後，處分劉禹錫和柳宗元等人的聖旨也下達了：柳宗元為邵州刺史，劉禹錫為連州刺史，韓泰為撫州刺史，韓曄為池州刺史。
當劉禹錫和柳宗元準備履新時，路途上，更大的打擊追了上來：朝廷收回成命，劉禹錫、柳宗元等人改任邊遠地區司馬——劉禹錫貶朗州，柳宗元貶永州。
江湖路遠，這一去，轉眼竟是十年。劉禹錫貶謫的朗州（今常德）和柳宗元貶謫的永州，都在湖南境內，相距只有300多公里，但在唐代，卻有關山阻隔之感。按唐制，貶謫之官名義上還是官員，實際上卻像柳宗元說的那樣：俟罪非官身。不經朝廷允許，不能跨越謫所半步。
十年後的早春二月，洞庭湖畔，劉禹錫與柳宗元久別重逢，結伴重返長安。
在淳于髡墓前，兩人一邊聊起淳于髡的故事，一邊約定各寫一首詩。當天晚上，劉禹錫先寫出來：
生為齊贅婿，死作楚先賢。應以客卿葬，故臨官道邊。
寓言本多興，放意能合權。我有一石酒，置君墳樹前。
長安在望時，二人的必經之地是灞橋附近的灞陵。灞陵既是從長安通往中原和南方的必經之路，也是唐人的送別之處，建有供行人休息的亭子。亭中小憩時，柳宗元口占一絕：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裡外北歸人。
詔書許逐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
然而造化弄人。柳宗元和劉禹錫想不到，灞橋的野花還沒凋謝，他們又將結伴同行——這一回，是再次告別長安，奔赴更加遙遠的南方。也就是說，他們滿懷希望地回到長安，但只呆了一個多月。
這年春天，八司馬中除已去世的凌準和韋執宜，以及早幾年調往淮南的程異外，其餘5人都回到了長安。朝廷還沒來得及安排他們，他們也就沒有公務處理，正好趁此機會重溫久違的京師生活。
寬達150米的朱雀大街是長安城的南北中軸，皇宮和官署在城北，朱雀門就是皇城的大門。朱雀門外，大街兩側，都是整齊的裡坊，其間點綴著難以計數的寺廟和道觀。
隔著朱雀大街與興善寺遙遙相對的是玄都觀。唐朝時，是長安的熱門景點，以園子清幽雅緻著稱。在京任職時，柳宗元與劉禹錫經常利用休沐日到玄都觀遊玩。唐朝正逢我國曆史上的又一個溫暖期，長安的平均氣溫比今天高兩度左右，春天自然也來得更早。早春二月，長安城花開燦爛。
劉禹錫和柳宗元等幾位一同被召還的好友同遊了玄都觀。之後，劉禹錫寫下了那首著名的詩：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裡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隨即，這首題為《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的詩傳遍京城。
武元衡是女皇武則天的曾侄孫，唐德宗時三遷至右司郎中，後來又擢為御史中丞。
為唐德宗舉行葬禮時，武元衡擔任山陵儀仗使。所謂山陵儀仗使，又稱山陵使，負責掌管帝后陵寢制度和監造帝后陵墓。其時，劉禹錫想到山陵使手下做儀仗判官，但武元衡沒答應。
唐順宗繼位後，王叔文派柳宗元勸說武元衡，希望他支援革新。武元衡明確拒絕了。作為報復，王叔文趁機把武元衡降職，調任太子右庶子。不想，唐順宗在皇位上才幾個月就駕崩了。唐憲宗繼位，立即重用武元衡，升任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相當於宰相。
武元衡自然讀出了劉禹錫詩中的譏諷和嘲弄。他把這首詩呈送唐憲宗御前，唐憲宗原本就對“二王八司馬”頗為不滿，讀了劉禹錫的詩，又聽了武元衡添油加醋地解讀，不由龍顏大怒。
依唐憲宗和武元衡的意思，準備將劉、柳等人貶到比之前更加偏遠落後的地區，繼續做個編外的司馬之類的閒職。不過，要真正落實，還得徵求另一個人的意見，那個人就是裴度。裴度堅決反對。他的理由是：劉禹錫、柳宗元等人貶謫已超十年，對他們的處分夠重了。現在正值多事之秋，把他們召回京城，本想借此緩和矛盾，奈何再次重處？
武元衡與裴度在御前爭論不休，唐憲宗作出最後決斷：把5個人都提拔為正四品的刺史。不過，任職的地區比之前更偏遠——事實上，柳宗元等人第一次被貶謫時，最初的任命就是刺史。具體分配是：柳宗元任柳州刺史，劉禹錫任播州刺史，韓泰任漳州刺史，韓曄任汀州刺史，陳諫任封州刺史。
旨令下達後，柳宗元連夜給唐憲宗上了一道奏摺。
他不是為自己喊冤，他是為一個老人擔憂，那個老人便是劉禹錫風燭殘年的老祖母。
老祖母剛隨劉禹錫從朗州到京城一個多月，馬上又要前往遙遠的播州。播州即今天貴州遵義，當時是一個只有幾百戶人家的極其遙遠的窮苦之地。年過八旬的老人要在這種崎嶇險惡的路上行進數千裡，耗時三四個月，不用說，自然九死一生。
柳宗元想施以援手，向唐憲宗求情。他在奏摺中飽含深情地寫道：“禹錫有母年高，今為郡蠻方，西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為永訣。吾與禹錫執友，何忍見其若是？”柳宗元還提出，柳州雖然也遠，到底比播州好些。他希望唐憲宗同意，他和劉禹錫對換，他去播州，劉禹錫去柳州。
唐憲宗讀了奏摺，大為生氣，認為柳宗元在討價還價。幸好，有正直的裴度站出來打圓場。裴度道：陛下剛侍奉太后，不應該說這種話。唐憲宗聽了，自覺失言。於是，他重新對劉禹錫作了安排：改去連州。連州在今天的廣東，路程雖遠，但水路較多，條件比播州好。
劉禹錫一直被矇在鼓裡。等到改任連州刺史的旨令下達時，他才知道是柳宗元為他上書請求才峰迴路轉的。
幾天後，柳宗元與劉禹錫一同離開了長安。從那以後，柳宗元再也沒有回來過。
柳宗元將在4年之後，以47歲之齡病逝異鄉。此後，劉禹錫費時5年，收集、整理、編輯柳宗元留下的詩文。在他任夔州刺史期間，工作終於完成，劉禹錫親自作序並刊行於世。
柳宗元留下的孩子，也由劉禹錫養大成人。其中一個大名叫柳告，字用益。863年，中進士併入仕。此時，距柳宗元去世已經44年，而劉禹錫也已去世21年。
柳宗元去世時，劉禹錫48歲。沒有柳宗元的歲月，劉禹錫還要過上漫長的23年。如果說柳宗元因英年早逝而沒能迎來人生春天的話，那麼，比他多活了23年的劉禹錫在多年貶謫後終於苦盡甘來。
晚年，劉禹錫閒居洛陽，過著優雅自在的詩酒生活。然而，對壯年時的磨難，對化作塵土的亡友，他一直銘記在心。去世前一年，他在撰寫自傳時，猶自深情地回憶起與柳宗元共事的情景。對他和亡友來說，那都是一段難以忘懷的風雲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