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關中”與“關東”的地域區分，學界都有哪些研究與論述
“關中”和“關東”或“山東”和”山西”是戰國秦漢以來的兩大重要地域。 由於這兩個地區在地理、歷史、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實際上兩地長期處於對峙狀態。在此背景下，漢代大一統帝國政治地理的建構就勢必要受這兩大地域的影響。
關於這東西兩大地域，傅樂成、勞幹、邢義田先生均有重要的論述。
傅樂成先生的《漢代的山東與山西》一文，追溯了山東、山西這兩大地域觀
唸的形成，並較為深入地探討了山東、山西兩地區的文化淵源及其特色，西漢山 東、山西兩地區朝臣的衝突以及山西軍閥與東漢的滅亡等問題。傅先生認為，“東 漢定都洛陽後，山東變成軍事、政治、經濟合一的地區，而山西則淪為軍事地區。 東西的界限，日益分明。漸成為兩個極其不同的文化區，而致發生偏枯的現象。 最後漢室對山西逐漸放棄，而胡族乃日益進迫。東漢所以亡于山西軍閥，以及後 來五胡之亂的發生，都與此有關。所以西漢之強，在於以山東的財富開發山西； 東漢之衰，在於全力專保山東。”
勞幹先生認為，
“靖函為關東和關西的分界錢，是不容否定的。但如其加以 詳核，那就是靖函以北以什麼為東西之界，幡函以南又以什麼為東西之界
？
關東和關西，其北界和南界又到了什麼地方
？
北方邊郡和荊揚二州及其南方是不是也 算在內？因此關東和關西只能算一般人的一個粗疏概想，不能把這個觀念在地理 上加上明確的指定。但是在正式的鄭重的歷史論著之中，為方便起見，關東和關 西這些名辭還是要用得著，只是怎樣去解釋，在同一編論著之中，必須要有清楚 的界說，然後向下推論才有根據。”
另外，勞先生還指出“戰國秦漢時代所謂
‘
關 東
’
和
‘
關西
’
，在政治方面的意義，實在超過了文化上的意義及民族上的意義。 這個名辭的開始，應當開始於秦和山東各國的對立。但是更向前推溯，周朝初年 的周召分陝，應當是更早的政治性的東西分劃。而這種政治分劃，其基礎應當是 陝（即靖函地區》以東是周室新開闢的勢力範圍，而陝以西是周室舊有的勢力範 圍。”
邢義田先生在《試釋漢代的關東、關西與山東、山西》一文中亦指出，
“關 東、關西、山東、山西是兩漢典籍中經常出現的名詞，這些名詞不僅指涉自然地 理的範圍，更有豐富的人文地理的意涵。他們所反映的漢代人的一些地域觀念就 是其中之一。這些地域觀念影響到漢代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舉例來說， 兩漢擇都，都曾受地域觀念影響，發生都關中還是都洛陽的的爭論。
在經濟上， 關中一直仰賴山東的轉輸，但是受關東豪族左右的東漢政府就不再像西漢時一樣 支援關中，連傳統的移民充實關中的作法也被迫停止。這當然是因為東漢都洛陽， 帝國的重心東移，但是東漢的“西州士大夫”總覺得，關東人士太地域本位，不 惜犧牲關以西地區的利益。漢末涼州軍人與山東土族對抗，可以說在相當程度上是這東、西兩地人士長期相互不滿和猜疑的結果。
在社會上，西漢時人以隸籍關 中為榮，認為鄙儒不如都士，文學皆出山東……希涉大論都士者，關中京都之士，而鄙儒乃是山東文學。這是關中人的優越意識。到了東漢，關中沒落， 山東士族又看不起
‘
頗習兵事
’
的關西人，關西人則罵關東人為“山東兒”。要 明瞭漢代人這些地域觀念，就頗有必要先弄清楚他們所說的關東、關西或山東、 山西是指那些地區
？
而他們所說的關、山又是什麼？”
上述三位先生雖然都未能對
“關東”和“關西”或“山東”和“山西”這兩大地域的界限作出最終定僦，但其探索則為這一問題的進一步展開奠定了基礎。更為重要的是，三位先生都注意到了這兩大地域對政治的重要影響。他們在這一問題上的思考，對兩漢政治地理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發。
都城是國家的政治中樞，都城的定位往往深刻影響著國家其他政治區的建構。因此，都城是政治地理研究的重要要素之一。關於都城的研究很多，主要有顧炎武《歷代宅京記》，顧祖禹《讀史方
輿紀要》，史念海《中國的古都與文化》，陳橋驛主編《中國七大古都》氣譚 其驟《中國歷史上的七大古都》，周振鶴《東西徘徊與南北往復一中國歷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因素》，顧炎武的《歷代宅京記》蒐集了歷代建都 的史料；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以歷史為依據，對各地的地理形勢有非常深 刻的論述。
諸如此類的論斷對於分析漢代的都城定位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史念海《中國的古都與文化》，陳橋驛《中國七大古都》，譚其驟《中國歷史上的 七大古都》，周振鶴深刻的見解對於進一步深入分析兩漢的 建都及其影響則有重要的意義。
對於漢初的政治地理格局，陳偉先生曾敏銳地指出：
“西漢初期的國家結構 形態，較為複雜而具有過渡性。從大處著眼，當時國內的情形，分作三個層次， 即：（
1
）京師所在的關中地區，（
2
）關外郡，（
3
）諸侯王國。諸侯王國分封時是作為王朝的藩衛，卻大都或遲或早走向反叛。關外郡直轄於王朝，為京師屏障。在這 種政治地理格局中，關中周遭的津關，尤其是通往關東地區的要塞，在溝通內外 的同時，又是分隔彼此的壁壘。”陳先生的觀點，對研究漢初的政治地理格局 具有重要意義。
漢武帝元鼎三年，將函谷關東移約三百里。其本質用意是增益拓廣關中的範圍。漢武帝元鼎三年以臨晉關為標誌的黃河一線，向東推進至太行山一線；中部區域的東界，由舊函谷關，向東推進至新函谷關；南部區域的東界，由四川盆地東南緣，向東南推進至柱蒲關、進桑關一線的滇桂、黔桂間山地。函谷關的東移和太行山以東地區劃入關中
，
依託關中以控制關東。
歷史政治地理的研究不僅建立在相應歷史時期政區地理研究的堅實基礎之
上，同時也建立在相應歷史時期政治史的研究基礎之上。作為傳統的史學研究領 域，不論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學術界，對秦漢政治史的研究都有極其豐碩的成果。 全面而系統的總結這些研究成果，並且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這些已有成果的基礎 之上，對於一位初學者來說，無疑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漢帝國內部的政治地理建構，實際上主要涉及到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具體說
來，這一問題主要體現在朝廷與諸侯王、地方豪強或豪族的關係問題上。就漢與東部的諸侯而言，湯其領先生認為，“漢初 開國皇帝劉邦懲戒亡秦孤立之敗，綜周秦之分封與郡縣為一體，使封國在維護國家政權、促進經濟恢復、發展中發揮了屏藩枝輔的作用。吳楚七國之亂後， 景、武及後世諸帝使漢初郡國並行制演變為單一的郡 縣制，漢政權因此失去了地方藩護力量。因而，導致了王氏外戚篡權。”
陳蘇鎮 先生認為：“西漢初年，在郡國並行的制度框架下，皇帝與諸侯王“共治天下”。 漢朝法律只在漢朝直轄地區普遍適用。 除此之外，各王國另有自己的法律，用來管理本國的其他事務和制裁本國吏民的 其他犯罪行為。王國法律中有些部分由漢朝統一制定，有些部分由各國自行制定， 具體內容與漢法有同有異。在司法環節上，王國的獨立性更為明顯。由於諸侯王 有權“自置吏”，王國官吏皆“從王治”，案件審理程式基本上脫離漢朝而自成 系統。由於王國官吏多由本國士人充任，當地文化和習俗對諸侯王產生影響， 使王國政治普遍表現出從俗傾向。
近來，宋蓉先生透過對漢代的考古學資料 進行系統整理和分析後認為，“漢初的郡國分制解決了地域文化差異顯著的問題， 加快了地區發展，為中央集權的真正實現提供了統一的基礎。”上述學者的研究 對於分析漢初的關外王國在當時整個漢帝國的政治地理建構中所起的作用有重 要的意義。
諸侯王問題解決以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實際上主要集中在國家與地方豪強
的關係上。關於漢代的豪強或豪族，楊聯陞、余英時、瞿同祖、何茲全、崔 向東氣孟祥才、劉華祝氣東晉次”王彥輝等許多學者都有很重要的研究。這 些學者的研究對於全面認識漢代國家與豪族的關係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田 餘慶先生在《秦漢魏晉南北朝人身依附關係的發展》一文中深刻地指出：“封建 政權得以維持的先決的物質條件，是維持賦稅兵役的來源，因此需要控制人丁。 而地主階級的發展，正是要從國家編戶齊民中不斷地分割人丁。
這樣，矛盾就產 生了。如果分割人口的過程是一個漸進過程，那末矛盾的發展還不至驟然破壞相對平衡的局而，不至引起政治動亂。否則平衡破壞，矛盾激化，封建政權就會由 於地主階級內部的利益之爭而呈現險象，加劇經常存在的階級矛盾。”“秦漢以來 在中國出現的是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專制國家，它只有獲得全國範圍的租賦徭 役才能維持足以統治全國的官僚機構和軍隊，進行各種活動。而這些都要靠在全 國範圍內控制人丁。
因此，官府同私家爭奪對人口的控制權。就成為國家抑制依 附關係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的主要內容。”田先生的見解深刻地指出了豪強對漢帝 國的危害，這對於我們分析漢廷在解決了東部的王國問題後依舊堅持以關中為本 位的政治地理建構有重要的作用。另外，勞幹先生認為：“這些徙到園陵的人們， 也就是豪強，似乎並無不高興的表示。並且被徙以後，利害相權，各有優劣。他 們對於關中還是願意住下去的。
現在所知道的，豪強被徙以後所失去的，應當是
：
（一）失掉了本地“地頭蛇”的地位。（二）原來的財產不能全部轉到關中，管理上 可能不方便。（三）園陵豪俊很多，再變為優越的豪俊，並不容易。但是從另外方 面來看，卻是：（一）從鄉下遷到長安附近，使得和政治中心及經濟中心接觸，因 而找幸運的機會也就增加。（二）遷到陵園是一種榮譽。（三）遷到繁榮地方，對於 享受方面也就增進，是一種引誘。所以遷到關中，除去了比較貧乏而在社會上有 力的人（如郭解之流）以外，大都是比較情願的。
這就使得各地方上的豪強，新陳 代謝更為迅速，對於政府來說，新的勢力基礎未固，控制上總較為容易，也就是 對於推行政令，造成了一個有利的機會。”勞幹先生的觀點對於我們分析為什 麼漢廷能夠依靠“充奉陵邑”把關東的豪強遷徙到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漢帝國的政治地理建構不僅是帝國內部問題的產物，同時也是帝國面對的外
部問題的產物。因此，這就不能不涉及到漢與匈奴、烏桓、羌人、西域諸國等的 關係，當然也包括與這些部族的地緣關係。在這方面，馬長壽的《北狄與匈奴》 氣《烏桓與鮮卑》；《氐與羌》；林幹的《匈奴史》《東胡史》；田繼周《秦漢民族史》；阿納託利哈扎諾夫的《遊牧人群 與外部世界》、謝劍《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歐文拉鐵摩爾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托馬斯巴菲爾德的《威 險的邊疆：遊牧帝國與中國》；王明珂的《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 遊牧部族》等研究則為探索漢帝國與匈奴、烏桓、羌等部族的關係奠定了 非常堅實的基礎。
另外，邊塞是漢帝國邊疆區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居延漢簡等簡牘的出現以
及對漢代邊塞遺址考古調查的進行，許多學者對漢代的邊塞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這方面的重要成果有：勞幹的《釋漢代之亭障與烽燧》及《漢代的
‘
塞
’
和後方的重點》；陳夢家的《漢簡所見居延邊塞與防禦組織》、《漢代烽燧制度》、 《漢武邊塞考略》、《漢居延考》；張春樹的《漢武帝時代之擴張運動與漢代 邊塞制度》；景愛的《中國長城史》
；
吳和驟的《河西漢塞調查與研究》等。
除了邊塞，西域都護（包括戊己校尉）、護羌校尉和護烏桓校尉這三大羈縻區也 是漢帝國邊疆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勞幹《漢代的西域都 護與戊己校尉》；高榮《漢代護羌校尉述略》；林幹《兩漢時期護烏桓校尉略 考》；謝紹鶴《兩漢護羌校尉研究》這些研究為本文進一步探討漢帝國邊疆區的建設及其作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