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 | 審美的三難困境:取悅、啟發或魅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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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權力》

[法]巴爾迪納·聖吉宏 著

駱燕靈 鄭樂吟 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

在梳理和分析朗吉努斯、伯克、康德等人的美學思想的基礎上,巴爾迪納·聖吉宏藉助精神分析重建了美與崇高概念的譜系,將傳統的美和崇高的兩難問題轉化為美、崇高和優雅的“三難困境”,從而建構了一個關於“美學權力”的三元化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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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後記(節選)

在《美學權力》裡,作者巴爾迪納·聖吉宏延續了她一如既往較為激進的美學風格,希望從“美學權力”的內部言說,從思想的沉默裡言說,從而構建一種有批判意義的“概念的美學”,作為consilium(決策)的理論、行動的理論,以確定美學與倫理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直接關聯,並不斷完善美學行動的主體作為參與者身份的要求。這是美學能夠成為生活的有效力量而不是某種外部意志操控的根本。作者在這裡所關注的重點,不僅僅是感性的創造力量,也是美學介入權力和公共領域的能力,或者說感受力和審美經驗介入“決策”並恢復人們行動的自由。美學作為一種從感性本身出發所產生的力量,因其自身的認知能力而向人們提供生活形式的具體路徑,讓人們重歸實存。

作者對美和崇高的詞源學考察追溯至其在希臘文明中的“顯現”,並將哲學思考集中在崇高作為一種獨特的美學經驗在18世紀伴隨美學的誕生而興起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崇高並非作為美最完美或最高階形式而在哲學史中出現。相較於歷史上那些曾為美與崇高兩個概念的闡述做出過傑出貢獻的哲學家們,她更在意的不是兩者在形而上觀念上的區分,而是在經驗的原始狀態中就已出現分道揚鑣的蛛絲馬跡,這讓我們有可能意識到,它們並非客觀存在,而應被視為作用在我們身上的一種力量和效果。巴爾迪納·聖吉宏在她的第一本書《要有光:一種崇高哲學》中已經開始對崇高和美進行嚴格的區分。受到以柏克為代表的英國經驗主義美學和以弗洛伊德、拉康為代表的精神分析美學的影響,她對崇高和美的區分始於經驗性的心理學層面:崇高與可怖、恐懼等心理經驗相關,崇高感只有在生命受到恐懼的威脅,個體感受到存在的痛苦時才產生。主體和實際的危險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它沒有成為恐嚇和暴力真正的“受害者”;相反,恐懼激發了主體自我儲存和自我防衛的激情,迫使主體實施強制性的力量來超越自我。因而,恐懼戰慄在危險、恐怖和痛苦的邊緣變成愉悅和勝利感。與此同時,恐懼可怖被規定為“去實體化”的崇高哲學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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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作者回歸朗吉努斯在《論崇高》中從詩學修辭的角度來重新賦予崇高作為“精神的偉大所帶來的回聲”的至高無上的價值,並把作為“內在的視覺”的想象(phantasiai)重新界定為詩人和演說家使用語詞來呈現靈魂內在影象的能力。在崇高哲學的視域下,天才、想象與激情本身帶著卓越的理念,讓創作主體和接受主體自我超越並上升,在崇高中神馳物外,催生話語的呈現和在場。康德《判斷力批判》裡的官能理論和超驗形而上學為崇高美學提供了認識論層面的辯護:想象力在理性的要求之下統攝直觀表象,即使想象力盡其全力也無法抵達直觀現象之本體,但它向感性統攝最大值的努力本身卻體現了想象力與知性的自由和諧,符合理性的目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先驗論使得崇高美學真正成為具有普遍性的一門獨立的科學。

在這個理論構架之上,作者思考了崇高、美和優雅三者的關係,以及崇高的風格、美的風格和優雅的風格等一系列問題,將傳統的美和崇高的兩難問題轉化為美、崇高和優雅的“三難困境”,實際上建構了一個關於“美學權力”的三元化理論。美、崇高和優雅是美學權力的三個原則:美取悅,崇高啟發靈感,而優雅魅惑打動我們。與之相應的三個創造性策略是:模仿、創造和適應。作為三種“權力”,它們有著各自的侷限性,並且其中一方的弊端可以與另外兩種權力和諧共存。審美三難,實則是政治和倫理行動中的策略選擇問題。“美學權力”這一想法的提出,提醒我們日常的政治和經濟生活中存在著無處不在的對抗,並向我們提議在面對這些不同狀況的交鋒時如何選擇相應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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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作為一種內在的修養,抵抗畸形與不和諧。從風格上來看,崇高毫無疑問是最為激進的美學風格,崇高對抗平庸和卑微,與崇高哲學一同流露出來的,是一種介入存在的行動主義的美學態度。崇高對抗平庸和卑微。作者引入優雅來對抗崇高有可能帶來的暴力和迷狂的風險,從而構建多元化的美學三重奏。在作者看來,優雅是更人性化的權力,這正是當下西方社會最需要的。因其聯合能力,“優雅在人與人之間架起了橋樑,並允許他們彼此相投。根除仇恨及其破壞性的暴力,這是一種感覺,而培養它對生活來說至關重要”。這充分地顯示了巴爾迪納·聖吉宏作為知識分子的人道主義情懷。因而,美學權力不必然是不正當的操控,作為一種宇宙療法,把“我們暴露於宇宙之中,讓宇宙在我們身上產生迴響,這是我們理解它的最好方式之一,我們來源於此,我們屬於此,我們也將消逝於此”。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巴爾迪納·聖吉宏具有某種時代的敏感性。與皮埃爾·阿多和福柯一樣,她的美學思想代表了向哲學與行為合二為一傳統迴歸的一種潮流。20世紀的政治、種族和社會形態的鉅變,以及媒體技術的發展都毫無疑問地對這一回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尤其是當下的我們正置身於法國學者居伊·德波所說的《景觀社會》裡,影檢視像、網際網路、傳統媒體或新媒體共同建構了一個光怪陸離、同義反復、重複堆積、無所不在的普遍的世界表演景觀。現代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附著於這一美學體驗。影像的泛濫和擁堵遮掩了自覺的、凸現差異的個體意識的表達和本真存在,被動的接受成為了一種最普遍的生存狀態。視覺美學的日趨喧囂反而帶來了自我的渙散、平庸、遲鈍乃至麻木,成為現代詩人的一種生存困境,而對於接受了世俗化和現代化之後的資產階級而言也徒增荒誕感和虛幻感。這是巴爾迪納·聖吉宏這樣的西方知識分子的基本語境,也是行動的美學要面對的主要問題,美學的主體作為思考和行動的主體需要對個體的意義進行探尋,並賦予生存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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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譯者來說,翻譯巴爾迪納·聖吉宏並不輕鬆。她的文風繁冗迂迴,極少進行抽絲剝繭、層層漸入的論證,尤其喜歡藉助強烈的情緒對照為她的文字籠上一層“權力”的光暈。她善於從一種現實生活中最強烈的情緒或情勢裡抽取暴烈而戲劇化的表達,藉助於其所仰慕作者的權威力量讓語詞“崇高”,讓它凌駕於實在和讀者。因此,譯者在大多數情況下傾向直譯,也相對地保留了一些較長的歐式句子,希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呈現作者在寫作時內心的激烈情緒、矛盾的衝突以及對崇高的嚮往。

假若如作者所說,恐懼和痛苦的原則遠比快樂的原則更加深刻有力,那麼它所催生的書寫很有可能熱衷於創作一個暴力的、令人恐懼的、正在毀壞的世界,而人類的溫柔與愛將永遠地被遺忘或犧牲於死蔭的幽谷。

巴爾迪納·聖吉宏的思想深受精神分析、存在主義和現象學等思潮影響,理解作者需要梳理更多的西方哲學傳統的思維構架、辯證關係和迴歸錯綜複雜的歷史語境和創作氛圍。思想史和語境涉及不僅作為知識分子也作為獨特個體的巴爾迪納·聖吉宏與西方社會的基本意識形態、審美經驗和社會生活的諸多問題。當然,作為中國讀者,我們可以把作者的思想僅僅當成一家之言,也完全可以有自己的閱讀角度。我們從《詩大序》開始就有了屬於我們自己的歷史悠久的美學傳統和詩學傳統,在漫長的美學實踐和詩學實踐裡我們也積累了完全異於西方美學傳統的審美經驗,而這些豐富的文化遺產還有待於我們在當下的理論寫作和實踐中進行新的發掘、闡釋和創作。

作者:巴爾迪納·聖吉宏

編輯:周怡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