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丞相”有何不同？漫談三國丞相制度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這是唐代大詩人杜甫所做《蜀相》詩的開頭兩句，諸葛亮為蜀漢的丞相，武侯祠也被稱為“丞相祠堂”。由此可見，“丞相”是諸葛亮的一個重要標籤。
中國人最熟悉的一位“丞相”——諸葛亮
可以說，諸葛“丞相”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一個“丞相”了。在三國時期，還有另外一個相當有名的丞相，那就是曹操。不過曹操的“丞相”名聲就沒那麼好了，一說起曹“丞相”，大家往往會想到那句“託名漢相，實為漢賊”。曹操的丞相其實是漢帝國的丞相，曹魏帝國建立以後，魏文帝踐祚便不再設丞相一職，這其中的緣由又何在呢？東吳在普通人的眼裡，是三國的一個配角，所以導致吳國丞相也沒那麼知名了，那麼東吳的丞相又是誰呢？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應會是德高望重的張昭，或者功勳卓著的陸遜。然而張昭兩次獲“提名”卻無緣丞相，功勳卓著的陸遜也只是東吳的第三任丞相，就任時距離東吳設定丞相已經有二十二年之久，並且在次年就去世了，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很顯然，這些都和三國的丞相制度有莫大的關係。
三國丞相的故事各有精彩，丞相其人背後的
三國丞相制度
更蘊含著深刻的歷史社會背景。今天，筆者就來和大家一起聊聊三國的丞相制度。
一、丞相制度歷史的簡單回顧
《漢書·百官公卿表》：
“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
最早的丞相出現在秦國，漢承秦制，西漢初年的丞相制度是直接來源於秦代的。《唐六典》裡提到：“秦……事皆決於丞相。”丞相作為天子一人之下的國家宰輔，手握重權，一切事務都由丞相來進行裁決。秦始皇有丞相李斯，漢高帝有丞相蕭何，他們“掌丞天子，助理萬機”，是這段歷史時期丞相的代表人物。而
丞相權重的這種情況，也從秦國置丞相開始，一直持續到了西漢初年
。
因為丞相權力實在太大，這就難免和皇權出現衝突。漢武帝時期，劉徹銳意進取，如果事事都還要受制於丞相，這無疑不利於他大展拳腳對國家的各個層面按照自己的意志進行改革。對丞相的權力進行適當的限制，就成了擺在漢武帝面前的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漢武帝所用的辦法就是加強尚書的權力，利用尚書來分丞相之權，進而控制丞相。
《漢書·車千秋傳》：
“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一決大將軍光。”
很顯然，因為霍光掌控了尚書檯，甚至形成了“政事一決己”的局面，基本架空了丞相。所以此時的丞相田千秋也只能表示，“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
縱觀整個西漢，
丞相權力被其他職位的官員侵奪，朝著不斷下降的方向演變
。如果說這是因為皇帝集權的需要，從而逐漸開始演變成的一種
非制度化的“故事”
的話。到了東漢時代，漢廷不再設定丞相一職，則是
從制度上對“丞相”進行了凍結
。西漢時代原本屬於丞相的權力，被以領錄尚書事的形式，賦予了其他職位的權臣，時間長達近兩百年。丞相職位的再度“復活”，要等到東漢末年曹操的霸府建立之後了。
二、三國的丞相制度
（一）曹魏的丞相，為“造魏”而生
東漢末年，漢室傾頹。曹操迎漢獻帝劉協到許昌之後，此時的漢廷實際上是一個體現曹操意志的漢廷。雖然如此，漢帝國殘存的框架畢竟依然存在，從建安四年（199年）開始，到曹操戰勝袁紹，統一北方之前。曹操長期擔任的是“司空”一職，並“行車騎將軍”。從這個角度看，曹操在自己的權力得到徹底鞏固之前，
他控制漢廷的方式依然是在東漢的官職體系下來執行的
。《宋書·百官志》裡說：“獻帝建安十三年復置丞相”，曹操重新設定了丞相一職是在建安十三年（208年）的六月，這個時候他同時廢掉
了三公
，並積極準備南征一統天下。
很顯然，曹操此時志得意滿。在他看來。平定北方之後，他在漢廷中央的權力已經得到了鞏固，長江以南也似乎可以傳檄而定。曹操此舉實際上是對東漢政治權力執行制度的一次重大改變，他把丞相權力再度恢復到了類似漢武帝之前的情形。關於這一點，前人史家曾經有過評價，“卓為相國而不省司徒，務自矜高，於官制惽然也。司徒王允卒能以其權陰制之。操為丞相，並廢三公，使大權歸於一己。”在曹操之前，董卓曾經有過類似的舉動。但是因為董卓並沒有廢除三公，所以王允為司徒還可以“暗地裡”對他進行一些牽制，事實上董卓也是喪命於王允的密謀。而
曹操自任丞相，是和廢除三公同時進行的
，
這就意味著曹操在漢廷的頂級權力，是從制度層面來加以承認的了。
《宋書·百官志》：
“領軍將軍一人，掌內軍。魏武為丞相，相府自置領軍，非漢官也。”
同時，曹操的丞相開府，設定了一系列的丞相屬官。比如“護軍”、“領軍”這些重要的軍事職位，
都是丞相府的屬官，而“非漢官”
，這無疑又為“造魏”做了人員和機構上的準備。
由此可見，曹操在漢帝國搖搖欲墜的時候，又重新恢復了西漢的丞相制度，
目的其實就是為了破繭重生，在漢帝國的框架內重新構造曹魏帝國
。所以，當其子曹丕逼漢獻帝禪讓之後，這個“臨時性”的丞相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曹魏帝國又再度廢除了丞相，魏帝透過尚書和中書來進行直接統治
。所以筆者認為，曹操所恢復的丞相制度，只是一個過渡性的產物，而並非制度正常發展的結果。
（二）蜀漢的丞相，“興漢”必要的集權
《通典·職官三》：
“魏晉以來，相國、丞相多非尋常人臣之職。”
如果我們從“非尋常人臣”這個角度來進行觀察，蜀漢的丞相諸葛亮確實和曹操，有不少相似之處。在蜀漢建立之初，諸葛亮就被劉備任命為丞相，成為外朝官之首。當劉備兵敗夷陵，在白帝城託孤於諸葛亮的時候，更是留下了“亮正嚴副”的身後政治安排，賦予了諸葛亮極大的權力。
因為
諸葛亮的權力直接來源於“先帝遺命”
，劉備甚至還有“君可自取”這樣的“終極授權”。諸葛亮丞相一職的權力和威重，自然就達到了不同尋常的高度。祝總斌老師曾經談到，“（蜀漢）外朝之宰相還保留著較大甚至很大的權力……這是由
蜀漢的特殊條件
決定的。”
祝老師在這裡所說的“特殊條件”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呢？
筆者對此的理解是
，在三國鼎立的情況下，蜀漢以漢室正統自居，就必須高舉北伐旗幟，致力於恢復中原，而劉禪顯然不具備這樣的領導能力。這裡也說順帶說一句，劉備的“君可自取”語，
理解成由諸葛亮來親自領導北伐似乎更為合適
，而非要取代劉禪自立。並且當時還有一個情況，在劉備臨終之際，蜀漢已經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外有孫吳曹魏虎視，內有地方叛亂迭起，
初生的蜀漢帝國其實已經面臨著“崩盤”的危險
。
有人以陰謀論揣測劉備“試探”諸葛亮的忠心，其實這是完全不瞭解時局的看法。
說的難聽一點，劉備根本沒有什麼“資本”去試探諸葛亮，他當時幾乎是在懇求諸葛亮力挽狂瀾了。
《出師表》所說的“臨崩寄臣以大事”正是此意，而
“寄大事”自然就需要“授重權”
。在這種情況下，劉備賦予諸葛亮丞相一職以“非尋常人臣”之權，在此時
不僅是順理成章，而且還變成了一種必要
，因為這關乎蜀漢帝國的生死存亡。
如果說曹操的“丞相”是為了“造魏”，那麼諸葛亮的丞相則是為了“興漢”。前者是因為漢獻帝的“皇權”不可能去主動“嬗代”，而後者則是因為劉禪的“皇權”不足以領導北伐。
兩者的共同點都是為了從制度上來保障權力朝著丞相府集中，以便於更好地圍繞著既定目標來進行施政。
（三）東吳的丞相，各方勢力共治的產物
說起東吳的丞相，首先就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這就是我們開篇所說的，東吳的首任丞相，既不是“老資格”張昭，又不是“大功臣”陸遜，看起來似乎令人頗為費解。那麼，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何在呢？
《三國志·張昭傳》：
“初，權當置丞相，眾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
東吳置丞相以後，群臣兩次提議以德高望重的老臣張昭為相，然而孫權兩次以不同的理由進行了拒絕。孫權的話看起來是在維護和體諒張昭，比如清代學者韓慕廬就持此觀點，認為孫權“真愛張君者”。然而韓慕廬僅從孫權的“面子話”來進行理解，並沒有留意此事的實質。
較早留意到孫權不經意間“暴露”了他內心真實想法的是盧弼，盧弼看到了“孫權始終不滿意於張昭”的君臣關係，指出了孫權的話其實“此皆託詞耳”。同時，我們也從這裡看到了東吳丞相職權很重，
孫權必須要找一個能夠較為順從自己意志的人來擔任這個要職
，才能避免“所言不從，怨咎將興”的情況出現，而經常和自己“唱反調”的張昭，自然不可能被委以“丞相”之位了。
我們討論到這裡，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那就是作為“皇帝”的孫權認為必須找一個“合己意”的人來擔任丞相。這說明東吳丞相的權力非常大，大到足以讓皇帝忌憚。客觀地講，東吳的皇權本身並非不振。東吳的丞相，也不似曹操和諸葛亮可以凌駕於皇帝之上，但又絕非東漢時期那樣被完全“凍結”，依然可以和皇權相爭衡。這非常類似於漢初“事皆決於丞相”的情況，這又是為什麼呢？
這當然是
和東吳的政治現實有關係
了。大家都知道，東吳的政治結構在三國之中，是比較特殊的。日本學者川勝義雄認為東吳政權是“武人領主制色彩極為濃厚的純軍事政權”，東吳的立國主要依靠
淮泗集團
和
江東大族
。面對這些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團，東吳的統治者想要凝聚人心，把這些有著不同訴求的政治勢力團結到一起，以對抗中原，就必須在政治權力分配上面面俱到。
所以，
東吳的丞相更像是一個江東各方勢力都能接受的調和者和代言人
。田餘慶先生說東吳的立國過程，其實就是“江東化”的過程。
筆者覺得這確實非常深遠的洞見，而這一點在東吳的丞相人選上，其實也是有著明顯體現的。
東吳的丞相人選，最初從呼聲很高的張昭，到第一任丞相孫邵，都是北來士人；而後期完成“江東化”以後，東吳的丞相則變成了江東大族的代表顧雍、陸遜等人，這其實也清楚地展示了東吳內部淮泗集團人物的凋零，而江東大族權力顯著上升的這一顯著變化。
總的來說，因為東吳特殊的“國情”，東吳的丞相制度，更加接近西漢初期的情況。
筆者的看法是
，東吳的皇帝權力
介於曹魏和蜀漢之間
，雖然不像劉禪那樣“政由葛氏”，只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但是也無法像曹丕，曹睿那樣完全“政由己出”，顯然還受到丞相議政權力的制約。
陸遜是東吳“江東化”的標誌性人物
總結
魏蜀吳三國都有自己的“丞相”，然而曹操、諸葛亮和孫邵陸遜這些“丞相”，實際上卻
各有特點，並不完全相同
。曹操和諸葛亮政治旨趣雖然有天壤之別，但是他們的“丞相”身份和背後的政治制度設計卻有著極其相似的地方。他們都是“非尋常人臣”的強臣角色，他們背後的丞相制度是在東漢政治框架下，
為了更好地進行集權而形成的行政體制
。東吳的丞相和他們則有著明顯的不同，因為東吳的立國是多方勢力妥協共治的產物，
丞相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照顧各方政治利益的產物
，所以東吳的丞相其實更加接近西漢初期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