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局內人①｜胡適：開啟中國的文藝復興
今年是五四運動100週年。五四運動既是一場愛國運動,又是一場文化運動,同時還是一場空前的思想解放運動。它極大地提高了中國人民的思想覺悟,哺育了一大批傑出的人才。他們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走上了為民主、科學而鬥爭的道路。在“五四百年”來臨之際,本報策劃推出“五四運動局內人“專題。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被稱作倡導文學革命的第一篇文章，也被視作新文化運動的開端。
從現在回溯歷史可以看到，新文化運動以及1919年引發而生的五四運動，極大影響了中國社會的發展，百年來中國發生的諸多革命和思潮都可以在這兩場系列運動中找到影子。然而胡適參與到新文化運動中並不是為了搞“運動”，他的初衷只是要去探究我們該如何“說話”。
新文化運動是從推廣白話文開始的，胡適在竭力推廣白話文時，一再強調古文中很多精彩的地方使用了“白話”，討論白話文運動的要害並不是討論“白話文”和“文言文”哪種文體更好。而是提出了“說話”的基本公理，也就是說話和寫成文章必須是統一的，不能是兩種形式，“文言文”不可能成為日常的話語，而普通話語和文字的統一是自然的事情。
在《文學改良芻議》中，胡適提出了“說話”的八項原則：
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濫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這幾條看似簡單的說話原則，之所以開啟了一場文化運動，是因為它順應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也就是要從“叢林社會”轉變到“契約社會”，突出的是“說話”的重要性，在契約社會里，說話和寫出來必須是“一件事情”，豈能一方面“白紙黑字”，另一方面又允許“信口胡說”。
中國的發展有別於歐洲的一點在於，歐洲有較強的宗教勢力庇護了文化的發展，兩種力量彼此有制約作用；而中國缺少強有力的宗教，制約世俗政權的力量有限，文化常被世俗權力利用，比如“獨尊儒術”“科舉納士”，這種靠世俗權力獨大而行進的歷史造成政權更迭頻繁，戰亂頻發。
當整個社會的意識是崇拜強權，輕視契約，長期處在這種環境之下就有了“文化壟斷”現象，有了愚民政策。新文化運動的干將們有一個觀點，就是複雜的文言文為底層百姓學習文化造成了障礙，甚至還有人提出將漢字進行拉丁字母化改造，以方便文化普及。
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對文化壟斷的破除，讓更多的普通人有了學文化的機會，知道讀書識字和我們每個人都有關係，報紙雜誌開始遍及全國，有了現代意義的學校來“成批生產”文化人，是將文化從統治者和少數文化人手中解放出來的運動，目的是讓文化更有力量去抑制弱肉強食。
胡適在美國康奈爾大學
見識過西方文化的留學才俊，是反思國故的新文化運動主將，1916年寫作《文學改良芻議》時，胡適正在美國留學。他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引領者，始終以一種世界視角見證著這場運動對近代中國的影響，在描述新文化運動或新文學運動時，也特別喜歡以“中國的文藝復興”（TheChineseRenaissance）來形容，預示著這個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正在新生。
“文藝復興”是近代西方早已發明並使用的一個名詞，胡適最初也是從西方文藝復興運動那裡獲得以白話文作為國語的靈感和啟示。胡適使用該詞時，有時是特指新文化運動，有時是泛指宋代以來包括宋明理學、清代考證學、近代新文化運動在內的“文藝復興”趨勢。
胡適之所以喜歡使用“文藝復興”這個詞，一方面是便於西方民眾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理解，一方面也是強調新文化運動的人文主義、理性主義性質，其意在說明中國人文傳統透過自我革新，完全擁有走上現代化之路的能力。
1933年7月，胡適應邀到芝加哥大學比較宗教學系“哈斯克講座”講學，第二年他的系列演講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結集出版，書名題為《中國的文藝復興》，這是胡適第一次全面、系統地向外界闡述他對新文化運動以及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看法。
在胡適看來，新文化運動有三個突出特徵，使人想起歐洲的文藝復興。首先，它是一場自覺的、提倡用民眾使用的活的語言創作的新文學取代用舊語言創作的古文學的運動。其次，它是一場自覺地反對傳統文化中諸多觀念、制度的運動，是一場自覺地把個人從傳統力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運動。它是一場理性對傳統、自由對權威、張揚生命和人的價值對壓制生命和人的價值的運動。最後，很奇怪，這場運動是由既瞭解他們自己的文化遺產，又力圖用現代新的、歷史地批判與探索方法去研究他們的文化遺產的人領導的。
“很奇怪”的這最後一點，也體現出新文化運動中新舊、中西之間的激烈碰撞，脫胎於傳統文化又接受過西方教育的胡適，應該時常也會有“文化撕裂”的矛盾之感。後世對胡適進行評價時，保守主義認為胡適是挖了他們賴以安身立命的文化傳統；激進主義認為胡適沒能繼續革命，變成了進步思想的叛徒。但一種更為公允的評價，是胡適身上那種“古典的現代性”。
現代性是現代世界離不開的一個起點，但是在這個起點上，人類文明過程實際上展開了兩種邏輯。一種邏輯就是激進主義的現代性，即不斷革命，不斷破壞，不斷要與過去決裂，所謂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另外一個邏輯，即古典的現代性邏輯。在西方世界，這個古典的現代性就是英美的現代性道路。英國的現代化便是一個文明演進的過程，其現代性與傳統一直是血脈相融的。
胡適所開闢的古典的現代性，作為一種自由主義的新傳統，其價值與意義之所在，可以說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能夠抗拒兩種看似對立的思想意識的座標系：第一，拒絕激進主義的現代性邏輯。第二，對那些舊倫理的全盤堅守，也是一個警醒，傳統中的有些東西死掉了，因為它們沒有生命力。古典的現代性所發揚的是具有生命力的傳統，是活出的傳統，對於這個傳統，我們不但要心存尊敬，抱有同情，而且它們就是我們現代生活的一部分，是水乳與共的。
胡適所追求的文化變革，推崇的正是這種古典的現代性生活。他一方面介紹歐美的思想、文化，一方面用西方的科學方法來整理重估中國古代的文化遺產，併兼顧自己的文學創作、學術研究，在文史哲三個領域都著作頗豐。從新文化運動時期起，歷次重大的學術文化爭論，他都直接間接地參與其中。作為一種思想和學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國現代學術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胡適一生追求自由，是一個以個人自由安身立命的現代中國人，這一點是他有別於所謂儒家學人的地方，也是新儒家最不滿意的地方。但是，胡適的自由主義精神並沒有拒斥儒家傳統，他的一生乃至他的靈魂，有一個非常深厚的傳統的古典性。
齊魯壹點
齊魯晚報記者張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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