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冠英：論蔡琰《悲憤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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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先生《論蔡琰》一文，談到的是一個歷史上討論得很多的問題。蔡琰此作，歷來有人懷疑是偽託。蔡琰被俘虜的經過，范曄《後漢書》敘述不詳。因此這引起了後人的諸多猜測，沈欽韓、何焯、王先謙等對此都有過論述。餘先生以為：“蔡琰如曾作詩來寫她的悲憤，可信的倒是五言這一首，而騷體一首斷然非真。因為五言《悲憤詩》所述事實一一和史籍相合，而騷體一首的描寫不切於實際的情景。”
——劉躍進 蔡丹君
蔡文姬
蔡文姬，名琰，字文姬（一說字昭姬 ）。東漢末年女性文學家，文學家蔡邕之女。
博學多才，擅長文學、音樂、書法。初嫁於衛仲道，丈夫死後回家。東漢末中原大亂諸侯割據，原本歸降漢朝的南匈奴趁機叛亂，蔡文姬為匈奴左賢王所擄，生育兩個孩子。曹操統一北方後，花費重金贖回，嫁給董祀。文姬歸漢的故事，廣為流傳。
論蔡琰《悲憤詩》
文 | 餘冠英
相傳屬於蔡琰的三首詩，除《胡笳十八拍》後人多指為假託，已成定論外，其餘被稱作《悲憤詩》的兩首，雖然載在正史，讀者也並不全信。不過引起問題的只是其中五言的一首，對於騷體的一篇似乎向少疑問。蘇軾《仇池筆記》“擬作”條雲：
《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詩明白感慨，頗類《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蓄，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琰之流離，必在父歿之後，董卓既誅，伯喈乃遇禍，此詩乃云為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真也。蓋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
蘇氏雖同時提到這兩首詩，其懷疑論實在只對五言一首而發。其後胡應麟《詩藪》但稱文姬騷體，不及五言，似以五言一首為偽作。許學夷《詩源辨體》也獨信騷體一章。鄭振鐸先生《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道：
細讀二詩，楚歌體的文字最渾樸，最簡練，最著意於煉句造語……沒有一句空言廢話。確是最適合於琰的悲憤的口吻。琰如果有詩的話，則這一首當然是她寫的無疑。琰在學者的家門，古典的氣習極重，當然極有采用了這個詩體的可能。至於五言體的一首，在字句上便大增形容的了。……且琰父邕原在董卓的門下，終以卓黨之故被殺。琰為了父故，似未便那麼痛斥卓吧？……
兩首《悲憤詩》敘寫頗不一致，其中如有一首可信，另一首就很可疑。關於兩詩的真偽是本文所要討論的，但在討論之前有一件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弄明白它的本事。否則，討論起來沒有較切實的依據，也就不能有可靠的結論了。
▲文姬歸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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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亡無子，歸寧於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
關於蔡琰被什麼軍隊所擄，以及如何流落到南匈奴，本傳都沒有交代，因此後人紛做揣測。沈欽韓雲：
《南匈奴傳》：“靈帝崩，天下大亂，於夫羅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寇河內諸郡。”《魏志》：“初平三年，太祖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大破之。……四年春……袁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據史則匈奴曾寇陳留，文姬所以沒也。玩文姬詩詞，則其被掠在山東牧守興兵討卓。卓劫帝入長安，遣將徐榮、李蒙四出侵掠。文姬為羌胡所得，後乃流落至南匈奴也。……此當為初平年事，傳雲興平非也。
何焯雲：
《董卓傳》：“卓以牛輔子婿，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儁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復遺類。”文姬流離當在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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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謙《後漢書集解》並引沈、何兩說，不置可否。但沈說和蔡詩、範史顯有不合的地方，詩中明說“卓眾來東下”，而於夫羅和董卓並無關係；傳文明說“興平中沒於南匈奴”，而於夫羅到陳留不在興平。如以本傳“興平”兩字是“初平”之誤，那就太武斷了。何焯的假定就合理得多。李、郭等本是董卓的部屬，而董卓所部本多羌氐。《後漢書·董卓傳》雲：
六年，徵卓為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廩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止。”
李傕軍中雜有羌胡，也見於記載，袁宏《後漢紀·獻帝紀》雲：
於是李傕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採與之，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
蔡琰必是被擄於李、郭等軍中的羌胡，所以詩中說“卓眾來東下”，又說“來兵皆胡羌”。董卓所部抄掠陳留，於史可稽的也只有李、郭等東下這一回。《後漢紀·獻帝紀》載其事雲：
（初平）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牛輔遣李傕、郭汜、張倕、賈詡出兵擊關東，先向孫堅。堅移屯梁東，大為傕等所破。堅率千騎潰圍而去。復相合，戰於陽人，大破傕軍。傕遂掠至陳留、潁川。
據此，李、郭等劫掠陳留在初平三年，和蔡琰本傳所云“興平中”仍然不合，而且和南匈奴也沒有關係，這是何說啟人疑竇的地方。其實何氏並未說錯，不過只道著一半罷了。蔡琰從李、郭軍到南匈奴部是經過一次轉手的，關鍵是李傕等和南匈奴左賢王的一次戰爭。《後漢書·獻帝紀》雲：
壬申，幸曹陽，露次田中。楊奉、董承引白波帥胡才、李樂、韓暹及匈奴左賢王去卑，率師奉迎，與李傕等戰，破之。
《董卓傳》和《南匈奴傳》也記載這件事，不過稱去卑為右賢王。《後漢紀·獻帝紀》雲：
董卓、楊奉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匈奴右賢王去卑，牽其眾來，與傕等戰，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也稱右賢王，去卑的稱號該是“右賢”或“左賢”且不去管它，可注意的是南匈奴軍和李傕、郭汜打了這麼一回仗，獲得不小的勝利。李、郭軍中的子女玉帛在這時轉移到勝利者手中是當然的。這一件事范曄和袁宏都敘在興平二年十一月，和《董祀妻傳》記琰沒入南匈奴之年正相符合。蔡琰就在這次戰爭中由李、郭軍轉入南匈奴軍，最為可能。所以蔡琰被虜的事實，原分兩段：初平三年在陳留被李傕等軍中的羌胡驅掠入關，到興平二年冬脫離，是第一段；從興平二年冬流入南匈奴，到十二年後被贖，是第二段。明白了全部事實，從前的種種紛紜都可以理清了。
從上引《後漢紀·獻帝紀》文，又知道南匈奴左（或右）賢王去卑本居河東。這一支匈奴人是漢靈帝時從於夫羅單于流亡到內地來的，其居留地是河東平陽（今山西臨汾附近）。《南匈奴傳》雲：
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歸。
右賢王去卑……
侍衛天子……
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遷許，然後歸國。
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鄴，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
▲《文姬踏歌圖》 清 周慎堂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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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賢於“歸國”下注雲：“謂歸河東平陽也。”又於“留於鄴”下注雲：“留呼廚泉於鄴，而遣去卑歸平陽，監其五部國。”可知這一部分的匈奴後來仍住平陽，未嘗遷移。蔡琰本傳說她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然後被曹操贖還，所謂“胡中”就是平陽，並非塞外。從興平二年起歷十二年，是建安十一年。這一年春天曹操徵高幹，取道河內的羊腸坂，北上太行，攻圍壺關。行軍所到的地方離平陽不遠。高幹曾投奔南匈奴求助，被拒絕。曹操或在這時和南匈奴通訊使，得知蔡琰下落，因而贖還。
蔡琰在胡中十二年，和她同居生子的是何等人，已無法知道。但從文姬可以用金璧贖取這一點推測，她不像是單于或胡王的妃妾。從詩中“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訊息，輒復非鄉里”等句想象她的生活，也不像是深居高供的人。以常情論，蔡琰在胡中如果身份高貴，享奉優裕，她自己也未必肯回鄉改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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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蔡琰被虜入胡到被贖，可以考知和可以揣測的情形，大略如上，較之前人所知道的事實稍稍有所增加，這時來辨證兩首《悲憤詩》的真偽便可以有一些新依據了。我以為蔡琰如曾作詩來寫她的悲憤，可信的倒是五言這一首，而騷體一首斷然非真，因為五言《悲憤詩》所敘事實一一和史籍相合，而騷體一首的描寫不切於實際的情景。且看下列詩句：
惟彼方兮遠陽精，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
這樣寫來，直以蔡琰所居的胡中為窮北荒漠之地，哪裡是南匈奴的景象？更何嘗是去卑一支所住的河東平陽的景象？五言《悲憤詩》只說“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便覺毫無誇張。再看：
歲聿暮兮時邁徵，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
從這些詩句見出作者想象蔡琰在胡中的生活是居宮廷、娛絲竹，簡直似烏孫公主、王昭君的身份了，又豈合於事實？又如：
身執略兮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
二句，稱匈奴為“羌蠻”，且似謂蔡琰被虜於羌，直至其國，顯然是錯誤。如這詩出自蔡琰手筆，怎麼會有這許多不真實的敘寫呢？五言一篇就沒有這些破綻，其寫情的部分又深切感人，遠過騷體，確有如陳祚明所謂“他人所不能言”者。范曄稱為琰作，自屬可信。
現在不妨將懷疑的意見拿來研究了。蘇氏以為蔡琰被虜必在父死之後，上文所考事實已經證明其不確。他只根據本傳“興平中”云云來揣想事實，絕不曾想到蔡琰的流離還有興平以前的一段。後來閻百詩卻相信蘇說，《尚書古文疏證》卷五下雲：
予嘗謂事有實證，有虛會，……如東坡謂蔡琰二詩東京無此格，此虛會也；謂琰流落在董卓既誅父被禍之後，今詩乃云為董卓所驅掠入胡，尤知非真，此實證也。傳本雲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胡中者十二年，始贖歸。興平凡二年，甲戌、乙亥，距卓誅於初平三年壬申已後兩三載，坡說是也。
閻氏這裡的論證遠不如平時考經細心，他受了東坡的影響，有了“《悲憤詩》非真”的先入之見，所以一見詩中敘事和本傳不合，便立刻據史駁詩，全不想傳文那樣簡單，如何能包括全部事實？詩縱使是別人所作，也不見得不據事實。讀者正該注意詩和傳的參差，參考其他資料來判明其所以然，看詩和傳的敘事是否可以互相補充，不應在事實未判明之前遽下斷語，抹煞一方面。蘇、閻二氏的疏忽由於被成見矇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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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蘇氏“虛會”之處。他說《悲憤詩》“明白感慨，東京無此格”，亦屬武斷得很，試看同時曹操有《薤露行》《蒿里行》，王粲有《七哀詩》，阮瑀有《駕出北郭門行》，無名氏有《孔雀東南飛》，可知敘事、寫實，五言正是當時普遍流行的詩體。如果說五言《悲憤詩》不該產生在這段時間裡，那麼在建安之後、范曄著史之前，放在哪一段時間裡才更合適呢？在漢末與劉宋之間又有什麼作品比《七哀》或《孔雀東南飛》之類更和《悲憤詩》相似呢？何焯《義門讀書記》雲：“《春渚紀聞》載東坡手帖雲：‘史載文姬兩詩，特為俊偉，非獨為婦人之奇，乃伯喈所不逮。’當是公晚年語耳。”蘇氏前後議論矛盾如此，《仇池筆記》或者不可靠吧？
至於鄭振鐸先生所提出的疑問，其本身似乎很可以引起疑問，他說騷體一篇是渾樸簡練、字句鍛鍊的詩，最適合於蔡琰的口吻，但為什麼像五言一篇“激昂酸楚”（沈德潛語）、“局陣恢張”（張玉穀語）的詩就不適合於她的口吻呢？如說寫悲憤的詩只可渾樸簡單，豈不和東坡認建安詩不能“明白感慨”同樣無據？他說生於學者家門的蔡琰，極有采用古典的騷體的可能，然而為什麼飽經世患，“流離成鄙賤”的蔡琰就沒有采用當時流行的五言體的可能？蔡邕不也作五言詩嗎？他說蔡邕以卓黨被殺，蔡琰不應痛斥董卓。蔡邕應否列為“卓黨”，固然大可商酌；即可算作卓黨，蔡琰身受“卓眾”的蹂躪到那種程度，難道還能隱忍不言？難道還要看父親面上為董卓遮蓋？這豈不太出於情理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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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對五言《悲憤詩》雖有人提出疑難，其實都是容易解決的，決不能動搖蔡琰的著作權。此外關於蔡邕父女的傳記還有兩個小問題，和蔡琰詩多少有些牽連，不妨附帶討論一下。
第一是蔡邕有無後嗣的問題。《悲憤詩》說“既至家人盡”，本傳說蔡邕“無嗣”，恰相符合，但《世說·輕詆》篇注引《蔡充別傳》說蔡充的祖父蔡睦是蔡邕之孫。《晉書·羊祜傳》說羊祜是蔡邕的外孫，又稱蔡襲為羊祜的“舅子”。那麼蔡邕至少有兩孫，一名睦，一名襲。范曄說他無嗣，豈非錯誤？范曄說錯了還不礙緊，蔡琰所云“家人盡”豈非同樣失真？有了這一個破綻，此詩豈不也蒙贗鼎的嫌疑？這裡的問題其實包括兩件事：一是蔡邕有無子孫的考定，一是“既至家人盡”這句詩的解釋。前者是纏訟已久的案子，一時恐難判決，但范曄未必處在不利的地位。《晉書·蔡豹傳》說蔡睦是蔡邕的叔父蔡質之孫，和《蔡充別傳》不同，《別傳》不一定可據。《晉書·羊祜傳》所謂“舅子”依侯康《後漢書補註續》說“非必即邕之孫，雖從孫亦得蒙此稱也”。那麼，范曄錯不錯現在還不能論定。即使范曄錯了，蔡琰這首詩也不一定非受連累不可，因為“家人盡”不一定就是說死亡無餘，也可能是說流散殆盡。何況經多年流離隔絕，蔡琰如有“家人”在遠方，當時她儘可以不知而誤以為“盡”，這並非情理所無的事啊。
第二是蔡琰是否在陳留被虜的問題。王先謙《後漢書集解校補》雲：
案本傳言文姬歸寧於家，為胡騎所獲。疑本於路被留，並未抵家也。邕文字亦無言及其家被禍者。
這一個假定如果能成立，蔡琰被虜是否與李傕等有關就成問題，而《悲憤詩》本事的考定就要重起爐灶了。但傳文“興平中，天下喪亂”云云敘在“歸寧於家”之後。“歸寧於家”一句語氣業已頓住，其事亦必在興平以前。對於這一節文字的解釋似不當如“校補”所說。至於蔡邕文字無言其家被禍一層，也很容易解釋。一則李、郭等抄掠陳留時在初平三年春，邕於長安被殺在同年夏四月，空間距離很遠，時間距離極近，訊息傳不了那麼快。何況干戈遍地，又非平時可比。文姬被虜曾經過長安，尚且不能知道父死訊息，蔡邕不能知道其家被禍又有什麼可怪？二則據《蔡邕傳》，他的著述因李傕之亂頗有湮沒，不盡流傳，又如何能因為不見於他的文字，就斷為並無其事？《校補》所疑，根據太薄弱了，當然也不能影響《悲憤詩》的辨證。
本文部分內容節選自《詩的傳統與興味》
原標題：《餘冠英：論蔡琰《悲憤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