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約阿希姆·福斯是如何看待幾內亞的
德國的約阿西姆
·福斯
1968
年
10
月於科納克里為其書《幾內亞》作前言時
，
也承認了對這個國家之所以具有發言權
，
完全建立於自己在這個國家的四年生活經歷。作者肯定了“由塞古·杜爾的黨領導的在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等方面堅定地進行的持續革命……自從
1958
年以來
，
東西方都相信
，
幾內亞在東西方的非洲政策中
，
肯定將成為一種明智的因素。
人們的這種估計是正確的
，
這個國家已經從中獲得巨大的利益
，
由此可證明
，
一個缺少別種力量手段的國家的政治地位
，
今天也是從這個國家自力更生的思想來估量……塞古·杜爾的黨無可爭辯地作出了歷史的功績。至少是猖獗了一陣子的國家的經濟困難已經黯然失色地成為過去。” 可見
，
擺脫曾經依據客觀性原則闡發的虛幻性
，
被糾正了。
同樣
，
德國的恩諾·博伊歇爾特
1966
年
9
月於科隆為《馬裡》出版做準備時指出
：
“這一本研究馬裡共和國的地理著作向讀者介紹一個建立在歷史悠久的土地上的年輕的非洲國家……馬裡的各族人民在獲得獨立後推動著新生的共和國前進
，
使它成為非洲大陸上的一個政治上生氣勃勃的國家。
新生的馬裡共和國定將為明日的非洲作出貢獻。” 與此
，
作者還指出馬裡的戰略地位對其文化重要性的塑造。“地理位置使馬裡處於白非和黑非之間
，
這樣一個重要的政治地理位置使馬裡成了文化、宗教和市場的中轉站。” 環境不應是敵對的
，
而應該是比較有利的因素。作者以親身的經驗和感受得出
：
“不僅要了解現實
，
而且還要掌握歷史和關於當地人民的人種學方面的知識。
儘管傳統問題在日趨消失
，
然而淵源於這種傳統文化的風尚習俗、價值制度和思想方法仍然對城市裡的局面狀況起著決定的作用。” 這樣
，
置身於社會和文化事實
，
無疑能夠締造出濃烈的情感。法國的馬塞爾·佩魯東以從馬格里布土地上獲得的經驗寫出了《馬格里布通史》
，
使人能感受到“本書字裡行間洋溢著對馬格里布的依戀之情
，
使得北非史研究活躍起來了。”
可見
，
非洲獨立主權的實現
，
使西方史學改變了傳統政治史的角度。“多元文化史觀”得以突出
：
歷史包括經濟、文化和民族等內容
，
其並非僅受政治影響
，
還受社會、文化和心理之影響。這一轉變
，
在豐富歷史研究的同時
，
也孕育了新的歷史層次及新的研究議題。歷史學家因此肩負起將歷史延伸至源頭的責任。新史學研究的目標接近了。
西方很早就有寫作
“世界史”的經歷。然而
，
這種將題眼定為“世界史”的寫作
，
內容上卻僅限於西方。很長時間以來
，
由於西方以權威作標榜
，
對其文明和工業偉力倍加迷戀
，
即便之後自視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
，
也難以使其抒寫的“世界史”脫離窠臼
，
而將其他國家的歷史也納入世界史範圍
，
避免反覆同義的國別史呈現。
進入新的時空
，
非洲獨立主權的獲得
，
使得西方打破成見
，
而不得不承認非洲在世界史或全球史中的位置和角色。世界史的書寫不應囿於西方
，
而應從內部完成轉化進入世界
，
實現“世界的史學化”或“史學的世界化”。而非洲這樣的國度
，
恰恰是世界民族共同體需要吸納的新鮮成分。這不僅能夠提升人類共同體之品質
，
而且還能突出非洲各民族在人類價值創造上的作用。
此番認識的轉變及由此激發出的鼓舞
，
就連其他國度的非裔黑人也因此被擺在突出位置。美國黑人史專家阿普特克 發出了非裔“黑人史是美國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
不知道黑人史
，
就不可能瞭解美國史” 的呼喚。即使是美國史
，
也不能固守原有的疆界
，
而應打破壁壘而開闢新邊疆。
不僅美國史應有此番突破
，
而且世界史或全球史同樣須待越傳統之界。美國的本特利、赫伯特·齊格勒、希瑟·斯特里茲所著的《簡明新全球史》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史學範疇
，
從多元的時間維度展現了世界與非洲交叉、互滲的圖景。在早期複雜的社會
（
公元前
3500
前
500
年
）
、後古典時代
（500-1000
年
）
、跨文化互動的時代
（1000-1500
年
）
、全球一體化的緣起
（1500-1800
年
）
、革命、工業和帝國時代
（1750-1914
年
）
、現代全球重組等中
，
作者一再凸顯非洲作為互動主體於其間發揮的價值。這無疑將非洲放到了世界或全球的構成內容上來審視。
與此
，
美國的斯塔夫裡阿諾斯在《全球通史》
（
第
7
版
）
中
，
就史前人類、歐亞大陸古典文明
（
公元
500
年之前
）
、歐亞大陸中世紀文明
（
公元
500-1500
年
）
、公元
1500
年以前的非歐亞大陸世界、公元
1500
年以前各孤立地區的世界、西方崛起的世界
（
公元
1500-1763
年
）
、西方據優勢地位時的世界
（
公元
1763-1914
年
）
、
1914
年以來西方衰落與成功的世界等展開的研究中
，
同樣以大量篇幅呈現了非洲作為互動主體的價值存在。所謂的全球史
，
正是像非洲這樣的眾多主體在跨文化、跨邊界中不斷互動、交融而模塑成型的。也正是這些主體間的不斷互動
，
才締造了全球史的行動機制與話語特徵。
澳大利亞史學家傑弗裡
·布萊恩在《世界簡史》開篇就探討了非洲作為人類文明起源地的必然性
，
承認了西方透過殖民手段控制非洲不過是暫時的表面性滿足
（
比如
，
對數代的歐洲人來說
，
事實證明
：
非洲的中心地帶確實比亞洲的中心地帶更難靠近
，
儘管後者距歐洲要遠得多。此外
，
非洲的面積過於遼闊
，
以致任何一個與之相鄰的國家都無法完全控制它” 。對“世界歷史”的重構
，
儼然須待反思西方在非洲的殖民行動。
由此
，
西方是在直面時間與空間極度壓縮的全球化中
，
開始思考世界歷史新構成的
，
某種程度地終結了世界歷史以西方為中心的實踐模式。進入新的時空
，
歷史學家捕捉到非洲在世界史或全球史中的價值
，
開始在其作品中突出非洲的應有角色。
總之
，
西方對非洲史的編纂
，
隨著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動而有所轉移。殖民時期西方對非洲史的傳統編纂
，
是以西方中心主義為主軸的知識建構。對政治性的強調與對主體性的忽視
，
幾乎達到同等程度。西方在非洲的一切社會實踐
，
包括對非洲史的編纂
，
都以服務於西方價值觀為行動目的
，
以外在的主觀臆想創造了非洲單線的、區域性性的、看似具有內在性聯絡的歷史過程。
隨著國際政治局勢朝著有利於非洲的轉變
，
西方對非洲史的編纂
，
由此轉向對社會和文化史的突出
，
並在世界史或全球史中給非洲留出位置。藉助方法上的進步以及史學批判
，
西方“揚棄”了理解世界史時所遵循的先入為主的唯心主義角度。西方對非洲歷史文化的發展性探索
，
明證了非洲確是世界史或全球史程序中的重要構成
，
新史學理念亦得以完善。簡言之
，
儘管西方在編纂非洲史過程中呈現出不同的時段性格調
，
然而卻一致地折射了西方將純粹思辨轉換成易於接受的具體實踐
，
始終是史學思想界難以克服的強大“磁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