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明令禁止軍隊殺良冒功，但為何被殺害的百姓，卻越來越多

明朝法律明令禁止殺良冒功，明《軍政備例》言“凡官軍臨陣，不許故殺投降即被搶並走回人口以報功，違者償命”。然而，事實上明軍殺良冒功的現象屢見不鮮。

天順四年（1460），曹吉祥兵變。將士妄殺，至割乞兒首報功，市人不敢出門。正德十年（1515），兵部尚書王瓊說明軍以首進功秩，導致“今江西、四川妄殺平民千萬”，萬曆內閣大學士朱國禎說“邊將殺平民報功，不必言矣”。

到了明末，殺良冒功問題更加嚴重。崇禎四年（1631），陝西總兵杜文煥上報“各營兵將斬賊首五百三十一級，內親丁一百三十二級”，但據地方州縣官員彙報，杜文煥未曾在此作戰。所謂的斬賊首，多半是殺老百姓的。同年十一月，總兵趙大胤被彈劾殺良冒功，言官點明瞭被殺者的姓名，很多竟然是全家被殺。如“高汝見一家四口，霍世剛一家四口，齊倉父子二人，伍老漢夫婦二人”等。

上圖_ 李成梁（1526年—1615年），字汝契

殺良冒功這一行為。一是殘忍至極，使無辜者喪命，讓軍隊失去百姓支援。二是引發了軍隊欺瞞舞弊的風氣。女真的興起就和明軍的殺良冒功有關。

《明史·李成梁傳》載“甚或掩敗為功，殺良民冒級，閣部共為矇蔽”。《國史唯疑》載“帶著人頭去殺賊”，“發軍時，其家眾或人挾一首以出，遼人謂之懷挾，比歸俘首累累，不知自何所……我報捷不休，虜入寇不止”。有說法是，李成梁同蒙古諸部作戰，為虛報戰功，就去屠殺女真各部。這種行為惡化了遼東形勢，激化了民族矛盾。為後來女真諸部起兵反明埋下了禍根。說殺良冒功是明朝崩潰滅亡的導火索，也毫不過分。

那麼，明朝的殺良冒功問題為何如此之嚴重？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得不提及明代的軍功獎賞制度。

上圖_ 明太祖朱元璋半身像 乾隆御製本

一、軍功獎賞制度的不合理

明朝的軍功獎賞機制，初創於朱元璋打天下的時候。當時的軍功獎賞尚沒有一定的標準。採取的方式是“臨時取旨”，即軍官將屬下士兵的戰功奏報給上級，上級再根據情況將領，隨意性很強。

隨著明朝統治的穩固，各種規章制度也建立了起來。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第一條關於軍功獎懲的成文法《定擒獲倭賊升賞格》制定。以斬獲首級和俘獲人數定軍功。還考慮了不同職責，不同環境作戰的獎賞規定。

到了永樂年間，軍功制度進一步完善。全新的戰功制被建立了起來。這種制度以將士們在戰鬥中的突出表現和奮勇行為作為獎賞標準，有奇功、頭功、次功等等。永樂以後的洪熙至宣德諸朝，軍功制度在永樂的基礎上進一步地發展，形成了以“首功制”和“戰功制”並行的制度。

所謂的“戰功制”，就是以“勇敢當先”、“齊力破賊”、“斬旗”、“先登”、“破陣”等戰場表現為立功原則。“首功制”就是以斬獲敵軍首級多少為立功原則。正統十八年（1441）二月，明英宗在土木堡之變中被俘虜，瓦剌大軍兵臨北京城下。明朝面臨著開國以來最大的危機。為了激勵士卒保衛京城，朝廷頒佈了賞格“凡戰挺身先行突入陣中，斬將奪旗者，與奇功牌；生擒韃賊或斬首一級者，與頭功牌”，就是“戰功制”和“首功制”雙軌並行的表現。

上圖_ 土木堡之變 過程

“戰功制”這項制度，可以全面地評價軍人在戰場上的表現，但是它有一個問題，就是評定的隨意性強，沒有統一的標準。

沒有統一標準，就易於作弊矇混。明正德元年（1507）二月，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就曾上書稱”軍法之壞極也矣。”“冒功之人，無多寡，無明證，姓名差訛多寡不一”。很多人在戰場上表現平平，卻但因為結交上官，獲得表彰。這種行為隨著明中期吏治的敗壞，愈演愈烈。明正德三年（1508），明武宗的詔書中就提到，一次戰役中，錦衣衛大同、綏德等衛官兵404人，記有當先衝鋒破敵、衝入賊陣、運謀設策等功，共獲賞白銀1710兩、絹380匹、布896匹。但實際上才殺敵8人，俘虜敵軍馬1匹。

由於大量的“市恩濫賞、罔上欺功”行為，朝廷不得不逐漸限制“戰功制”。正德三年，朝廷下旨，廢除“鏖戰”、“衝鋒破敵”賞功。嘉靖十年（1531），皇帝命兵部重新梳理永樂以來的軍功獎懲規定，刪除了一大批軍功獎項，並處理了一大批濫職冒功人員。朝廷還降旨將此事“纂入會典，永為定例，刊刻榜文，曉諭天下”。此後雖然“戰功制”依舊存在，但不處於賞功的主流位置。

上圖_ 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

與之相對，算人頭的“首功制”成效好、可量化，開始大行其道。嘉靖皇帝登基詔書中就說“近年軍職人等，在各邊不曾斬有首級，巧立當先衝等名色及斬首不及數，兵部擬賞奉旨升級世襲者，通查革”。軍功先看首級，沒有首級，其他戰功一律不作數。斬首多少已然成了衡量戰功的首要標準。

斬首的賞格也在不斷地增加。嘉靖二十六年（1547）兵部請求將斬首一級賞銀由30兩增加到50兩，“上允其意”；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庚戌之變”，蒙古大軍進逼北京，朝廷再次提高賞格“獲俘首一顆，升一級，賞銀一百兩”。

嘉靖三十三年（1554），面對東南沿海倭寇愈演愈烈的情況，朝廷規定抗倭“賞格與邊功同”，“凡斬首一級者，擬升一級，不願升者，賞銀一百兩”。

按人頭算戰功的“首功制”，賞賜將士有憑有據，不好走後門。但是別有用心之徒還是可以弄虛作假，而且手段更加駭人聽聞。畢竟敵人士兵長相如何，誰又能知道，只要能弄來人頭，就可以憑此獲取軍功。於是就有出現了本文開頭所描述的濫殺無辜之事。

所以，導致冒功現象，原因不僅是獎賞制度的問題，更在於明代軍隊監管制度的崩壞。

上圖_ 明朝北軍士兵（左）和南軍士兵（右）

二、軍事監管體制的崩壞

明代軍隊監管軍隊靠的是三個班子。一個是軍隊指揮系統，一個是宦官系統，一個是言官系統。但這三個系統，到後來都監守自盜，讓大明軍隊徹底腐朽。

1。武官系統的蛻變

明代軍隊建制採用衛所制，百戶所管百人，百戶所上有千戶所，千戶上是衛，衛上面是都指揮使司。後來在重要地區，再由朝中重臣出任總督、巡撫；又有內閣元老出任督師統御全域性。衛所裡計程車兵身份是世襲的，稱為軍戶。國家分給軍戶田地耕種，軍戶平時為農，戰時為兵。朱元璋對他設計的這套制度十分得意，認為不花國庫經費，便可養天朝百萬兵。

朱元璋反腐肅貪甚嚴，但他的子孫沒有也無法將反腐的高壓態勢延續下去。軍官和地方豪強勾結貪汙衛所的土地，軍戶無地可耕，有的逃亡，有的變成長官們的家丁。軍隊的正常運作都無法維持，遑論落實軍功獎賞機制。虛報謊報，騙取賞功的各種現象就不足為奇了。

這樣子的衛所軍隊自然是沒有戰鬥力的。面對日益加重的邊境危機和國內農民起義的壓力，明朝政府開始推行募兵制。募兵制又使中央朝廷不得不把部分軍權下放給了將領。軍隊有了將領私兵的性質。

軍隊成了自家勢力，將軍們就更加肆無忌憚了，採用各種方法誆騙國家軍餉。故而殺良冒功對晚明的軍頭們來說是家常便飯。如左良玉，擁兵數十萬，對朝廷常聽調不聽宣。遇軍則逡巡不前，四處劫掠，“殺掠甚於流賊”，之後再用百姓的人頭向朝廷報功。

上圖_ 明朝的宦官

2。宦官系統的貪酷

明永樂以後，為了鞏固皇權。給予內廷宦官相當的權力，使之為皇帝耳目手足，監控全國軍事。

明朝內廷中樞機關是司禮監。司禮監大太監替皇帝決策全國軍政事務，實權在內閣之上，直接影響國家軍事戰略。此外司禮監還提督京營，掌控首都衛戍部隊，兼管東廠，操縱特務機關監督群臣。

大內中還有御馬監。御馬監統領禁軍，負責內操。並負責隨駕出征，掌有兵符火牌，是內廷的軍事指揮機關。

在地方，明朝則設有鎮守太監，直接監督軍隊。明代在北方邊境設立了九個軍區，稱為“九邊軍鎮”。鎮的司令官稱為總兵、總兵下有參將、守備、遊擊。而司禮監則派出對應級別的宦官對每一級將領進行監督。鎮守太監監督總兵、分守太監監督參將、守備太監監督守備、監槍太監監督遊擊。這些宦官的權力很大，倉庫內的火器沒有他們的批准都不能取出。他們監視武官們的言行舉止，有無違法亂紀行為，並且參與軍事方略的制定，有一定的軍事指揮權。

除了在邊疆外，明政府在內陸也設定了“鎮守太監”，用來“監督文武官吏”、“調遣衛所官軍”、“協調本省文武官員”。

上圖_ 明朝 御馬監太監 腰牌（正面）

以上是常任職位，還有臨時調派的“監軍宦官”。明中期以後，凡“四方征伐，皆有監軍”，開始監軍只是“觀察軍容”，到後面就變成了代皇帝“總督軍務”，監軍宦官權力甚於鎮守宦官。

明政府採用這種本意是為了防止武將專橫，變成軍閥，威脅皇權，但是派去的宦官，長於深宮之中，平日作威作福，多半未受過專業軍事訓練，不具備專業軍事技能，干預指揮，專權擅權，對軍隊建設起到了及其惡劣的影響。

單就虛報軍功這一點來說，宦官在軍中代表皇權，沒有權利制約，可以肆意妄為。他們為了謀取皇帝的寵信，給自己加官晉爵，無所不用其極。王振、汪直、劉瑾等著名的大太監都喜軍功，在他們操縱下，冒功濫賞者不計其數。《明史·宦官傳》載劉瑾“顢擅威福，悉遣閹黨分鎮各邊。敘大同功，遷擢官校至一千五百六十餘人，又傳旨授錦衣衛百員”。

上圖_ 劉瑾（1451—1510）

3。言官系統的失能

明代設定言官糾核百官。言官分屬於都察院十三監察道和禮、吏、刑、工、兵六科給事中，合稱科道官。科道可以糾核百官“稽查六部百司之事”。軍隊系統自然也在言官的監察範圍之內。特別是六科中的兵科，專責稽查兵事，揭發查辦謊報戰功、殺良冒功是他們的重要職責。《明會典》“凡各邊提督軍務等官奏帶軍民職官，錦衣衛旗校冒濫報功，及要求帶奏者，本科參奏”。

言官還直接外派到軍隊中，參與記功、參功。“師行則監軍紀功”。在明後期的大小戰事中，中央“遇有造報功冊到部應勘察者，即差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即往彼處體訪勘察”。

但這道廉政防線到了明中後期之後，漸漸開始鬆動瓦解。

一是言官懶政怠政，檢查虛應故事，甚至和武將沆瀣一氣，徇私枉法，為己謀利。

正德以後“紀功文冊，復為改造者多為刪削”，“紀功科道寂無一言”，“皆巡按御史、兵部官員共為欺罔之罪”。到晚明，士風日壞，言官皆記功、勘功之名以權謀私者甚多。更有甚者，言官連前線都不去，遠離戰場，功勞胡亂奏報。嘉靖以後，明朝政府三令五申“務要隨同軍前紀功”、“如遇大舉官軍交戰，巡按御史移往近地督並稽查零騎，對敵斬獲該道親臨紀驗是否真正”。但此時吏治頹勢已積重難返，以上詔令都難以真正實行。

上圖_ 明代倭寇侵擾地區範圍圖

二是黨爭嚴重，閣臣相互傾軋，言官成為政治鬥爭工具，利用勘功記功來提攜同黨、排斥異己。

比較著名的就是嘉靖年間的張經案。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掃蕩浙江，嘉靖皇帝令張經為江南總督，前去征剿。負責監軍督師、巡視東南防倭事宜的趙文華是嚴嵩的乾兒子。張經與其不睦。五月初一，倭寇數千人進犯嘉興，張經在王江涇與倭寇合戰，激戰數日大破倭寇，殲敵1900餘人。

但捷報才送京城，張經即被錦衣衛緝拿下獄。道理何在？原來，開戰之前，趙文華即與浙江按察使胡宗憲勾連，上書說張經逡巡不前、玩寇自重，嘉靖皇帝對張經印象很壞。王江涇告捷，嚴嵩一黨的人說都是趙文華、胡宗憲謀劃的原因，而張經是騙功討賞。嘉靖帝大怒，將張經處死。

殺良冒功體現了明朝軍隊的腐化、失控。軍隊的腐化、失控又是動搖明朝統治基石的重要因素。從管理學的角度分析，可以從中得到兩點教訓：一是機制設計存在漏洞，就會形成破窗，從中營私舞弊；二是機制需要人員來執行，人的因素出現問題，再完備的機制也會瓦解。

作者：大獅子 校正/編輯：莉莉絲

參考資料：

［1］《明代武官集團監控體系研究》 張鑫 山東大學 2011

［2］《明代九邊防務中的軍事懲罰》 張國源 陝西師範大學 2012

［3］《明代軍功監察制度研究》 楊耀田 中央民族大學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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