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鍾華｜為什麼是王羲之？

文/於鍾華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研究員、央視《百家講壇》主講人

對於王羲之，我想無需多餘的介紹，如果不知道王羲之，我們大可懷疑此人的知識量。在中國，王羲之乃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書聖”。

我們所要探討的是：

書聖，為什麼是王羲之？

在討論這一問題之前，需要確立一個信念，即我們必須相信王羲之對於“書聖”這一桂冠的實至名歸。倘若你認為王羲之的歷史地位乃李世民以皇帝的權勢推捧出來的，則餘下的討論就沒有必要。

事實上，且不說李世民作為唐朝的一任皇帝能否起到如此深遠的影響，即便如此，你需要考慮的是，能讓李世民這樣的書法大家心服口服，力追猛捧，恐怕並非易事！其實，這裡牽涉到的是一種對待歷史的態度問題，不是動不動就懷疑，而是認同歷史的既定事實，然後思考歷史何以做出如此之選擇，這樣才真正有助於我們自身的學習和提升。

那麼，我們就從唐太宗李世民對王羲之的評論開始。

李世民在《王羲之傳論》中將王羲之和鍾繇等歷代著名的書法家做過比較後認為：

“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

在李世民看來，唐代以前的書法，只有王羲之的才是“盡善盡美”！“盡善盡美”，一方面是王羲之作品的盡善盡美，一方面是達至“盡善盡美”的原因和條件。

換句話說，王羲之書法的盡善盡美，源於他當時條件的盡善盡美。所以，本文分為兩個部分：

一、盡善盡美之條件

條件無外乎傳統講的三個方面：天時、地利、人和。

先看天時。

王羲之生活的東晉時代，對於欲成為書法大家者來說，是上天賜予的絕佳時機。

為什麼說是“絕佳時機”？如果將中國書法的發展看作是一場足球比賽，那麼，自秦丞相李斯開始帶球、傳球，經過數百年書寫者的不懈努力，到魏晉之時，蔡邕已經將“球”帶進了禁區，經過張芝、鍾繇兩個人一傳一帶，缺的就是那“臨門一腳”。此時，王羲之出現了，一腳將這“球”踢進了書法大門。這就是歷史性的機會和機遇！

歷史性的機遇是多種條件合力的結果，因為歷史要完成一個事件，會為它做好各方面的準備。書法，當然不能繞開紙張、毛筆等文房之寶。這裡不去考證是西漢還是東漢發明了紙張，可以確認的是，在東晉時期紙張已經大範圍使用於書寫，並相當普及。

我想說明一點，即東晉時期的紙張規格非常值得重視。據南宋趙希鵠《洞天清錄集》記載：“（東晉時）其紙止高一尺許，而長只有半。蓋晉人所用，大率如此，驗之《蘭亭》狎縫可見。”根據出土的實物來看，東晉時期的紙張高度大體在26釐米左右，橫向長度在41-45釐米之間。我們過去常認為，古人科技不夠發達，不能做大尺幅的紙張，但是如果回到書寫這一具體的事情上來，會發現這樣的尺寸恰恰是最佳狀態。在執筆書寫時，我們的手臂上下移動的最方便最適宜的幅度正在30釐米以內，橫向來回移動的最大範圍則是在50釐米以內。如果超出這一範圍，想一想我們書寫時因為紙張移動所帶來的煩惱即知。

說到毛筆，具體的歷史考證或記述這裡不再贅言，有兩點非常值得我們注意：

一是當時的毛筆是彈性十足，一方面是筆毫的原因，如中山兔毫等；另一方面是筆的製作方法是披柱法。

二是從出土的毛筆實物看，東晉的毛筆是束帛筆頭。所謂束帛筆頭是指筆頭是兩兩一對、中間用絲帛束在一起的。這樣的好處是筆鋒退了，不需要換筆桿，只換筆頭即可，既環保又真正切合實際，因為順手的筆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他還有墨、硯等，在這一時期都趨於最佳化。這裡所謂的最佳化，不是物質上的貴重，而是完全合乎於書寫這一事件的要求。

其次是地利。

王羲之生存的地理環境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這裡僅作一陳述。眾所周知，王羲之家族乃是琅玡王氏，琅玡即今天山東臨沂。臨沂，既是王羲之的故鄉，同時又是另一位大書法家顏真卿的故鄉，一個地方出了兩位如此重量級的書家，非常罕見。臨沂對王羲之有什麼影響，綜合顏真卿來看，則是一股雄強陽剛之氣，想想山東人的性格即可理解。

歷史的巧合還在於公元311年的西晉永嘉之亂，使得晉朝王室南遷，東都建康（今南京），史稱衣冠南渡。王氏家族自然也隨晉王室南遷到草長鶯飛的江南，王羲之則長期定居於今天的紹興。江南的特點，一是雨水多，故草木蔥蘢，常年濃翠綠蔭；二是山川秀麗，山不高可信步遊歷，水不險可憑船渡弋；三是人多委婉秀逸，所謂吳儂軟語，動人心魄。

總之，山東是典型的北方氣魄，江南則是典型的南方氣韻。在這樣的環境中長期生活，自會潛移默化地對王羲之的性格和審美起到影響，結果就是南北相容，陽剛秀美兼具。清人劉熙載在《藝概》中評價王羲之的書法，說：“力屈萬夫，韻高千古。”“力屈萬夫”，北人也，“韻高千古”，南下也。北人南下，故能如此。

最後是人和。

人和，首先是王氏大家族，綿延數世，上百年而不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即可看出王氏家族當年可不是普通百姓人家。這是人所熟知的事，此處不多著墨。這裡要講的是兩個因素，一是外在的師承，或稱外因；一是王羲之本人，屬內因。

先看師承。

王羲之自幼跟隨其父親、叔父等學習書法，深得家學淵源。王氏家族在當時是書香世家，族中長輩多有善書者。其父王曠善行書、隸書，是王羲之的第一位老師；王羲之的第二位老師是他的叔父王廙，王僧虔《論書》曾評：“過江東，右軍之前，惟廙為最，畫為晉明帝師，書為右軍法。”也就是說，王廙乃是當時書法界的第一高手。其他，叔父王導、王敦等皆是當時著名書家。在這樣的家學氛圍中，王羲之很早就有才名了。

王羲之的第三位老師是衛夫人。衛夫人，名鑠，師承鍾繇，妙傳其法，曾帶著自己的兒子李充住在王家，專門教授王羲之書法。她傳授的應該是鍾繇之法、衛氏數世習書之法以及她自己釀育的書風與法門。今人沈尹默分析說：“羲之從衛夫人學書，自然受到她的薰染，一遵鍾法，姿媚之習尚，亦由之而成，後來博覽秦漢以來篆隸淳古之跡，與衛夫人所傳鍾法新體有異，因而對於師傳有所不滿，這和後代書從帖學入手的，一旦看見碑版，發生了興趣，便欲改學，這是同樣可以理解的事。可以體會到羲之的姿媚風格和變古不盡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不管是繼承古法，還是反叛古法而創新，能夠肯定的一點是，就學習書法的師資而言，王羲之確是超乎常人的。

再看王羲之本人。今天說到王羲之是“書聖”，有人認為是唐太宗李世民熱捧的結果，實際上，王羲之本身就有超越常人的非凡才智。

《晉書·王羲之傳》記載說：“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好像歷代研究王羲之者都忽略了這一點。“訥”字的意思是說語言遲鈍，但在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傳統中，這可是重要的美德。孔子說：“剛毅木訥近仁。”訥於言者近於仁的美德。一般人都喜歡善言者，在今天，演講更是成為一項現代社交的重要能力，但是孔子說：“巧言令色，鮮矣仁。”由此可見，王羲之其實是一位仁者，至少是近於仁的人。

王羲之還有“智”的一面，僅舉一例。王羲之的書名遠播，朝野爭效，連另一書法大家族庾氏子弟也舍家法而效之，於是引起了一位先生的不滿，就是年少而位於大任的都督江、荊、司、梁、雍、益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徵西將軍庾翼。因為庾翼早年的書法聲望在王羲之之上。庾翼頗為不滿，修書門下，斥責家門子弟學習王書的舉動是“賤家雞愛野鶩”，揚言要與王羲之比個高低。王羲之的處理就非常明智，他不是真的去和庾翼一較高低，自古文人相輕，當面直來直去定是不行，於是，王羲之就跟庾翼的哥哥庾亮相互通訊數封，所用書體正是庾家所擅長，至少是很仰慕的前輩草書大家張芝的書體。庾翼看到這批書信，大為折服。《晉書·王羲之傳》說：『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嘆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可見王羲之處理問題之高明。

當然，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從中可以看出王羲之的不凡。讀王羲之的這些逸聞趣事，並不僅僅是積累些茶餘飯後的談資，而是從中悟到些東西，有利於我們的書法進步。

二、盡善盡美之書法

講王羲之的書法盡善盡美，也就是講王羲之對於中國書法的貢獻。有人貢獻卓著，但書法本身不一定高明；有人書法水準高，但貢獻不一定大。其中原因在於貢獻和書法的合二為一，王羲之就是這樣極少數人之一。

王羲之的歷史功績是什麼？王羲之之前有篆書、隸書，還有個大人物鍾繇，從篆書、隸書到王羲之的草書，最根本的區別在於人的在場和不在場、筆的在場和不在場、墨的在場和不在場、紙的在場和不在場。人們在寫篆書的時候很累，有固定的式樣控制著人們的意識。

到了隸書，由線條轉化為筆畫，毛筆有提按頓挫，於是，毛筆在場、墨在場、人在場，但由於個性審美、心理生理受到限制，人的作用微乎其微。

到了行草書，大量弧線出現，人的手的作用表現出來，人的個性完全得到張揚。

所以，到了王羲之，行草書出現，我們稱之為書法的“真理”。王羲之的出現就是使所有書寫事件的參與者全部解放出來，在書寫時順手順眼，吻合了書法實事本身，而回到書寫本身，就是找回書寫的實事本身。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和“書”對應的是“契”，許慎《說文解字·序》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遠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書、契是兩回事，“契”的本意是用刀刻在器物上，使之傳久遠。書，指的是寫在竹帛之上。

中國文字有兩大系統，一個是書的系統，一個是刻的系統，刻的系統稱為“鏤於金石”，書的系統稱為“書於竹帛”，書是記述性的文字寫在軟材料上，刻是紀念性的文字鏤刻於金石上，文體不同，對待文字的處理方式也不同。

篆書《嶧山碑》，隸書《石門頌》《西狹頌》等都是石刻，到王羲之的時候變成了書稿、書信，還原了書法本身。篆書“書”字本意就是手拿毛筆說話，“聿”字就像以手執筆，敏捷靈巧。

所以“二王”的書法不是追求雄渾凝重，雄渾凝重一般是指碑刻，王書的特點是信手揮灑，輕鬆自如，自然表現出抑揚頓挫，大小變化，從而與語言逐漸同步。所以說，使書法回到書寫本身是王羲之的重大貢獻，歷史造就了這一偉大人物。

在王羲之之前有三千年的書寫歷史，是文字演變史，是發現真理的歷史，王羲之以後的歷史則變成了書法家的風格史。在三千年的歷史發展中，王羲之最終發現了真理，出現了“古法”，王羲之的古法由晉傳到唐，到顏真卿、柳公權戛然而止，五百年晉唐書法的口訣手授史到此結束，唐以後的書法則由於“法”的失落，從此一蹶不振，這就是蘇東坡講的，顏柳以後，筆法衰絕，書道中落。蘇東坡、米芾等後起的書法家都是對“法”的追尋，我們學習王羲之也是追尋失落的古法，而這個“古法”則是王羲之的第二大貢獻。

“古法”的出現不是一蹴而就的，當然，也不是王羲之一個人完成的，而是前赴後繼的一個團隊，前面是蔡邕、張芝，中間是鍾繇、王羲之，後面是王獻之等。王羲之對於筆法的功績主要在於發現了“側鋪”筆法。

前面講毛筆在場，就是用毛筆寫出的這根線怎樣透過毛筆來說話，毛筆會說什麼話，是由毛筆的效能決定的。毛筆的筆毫通常有兩種狀態—束毫錐狀和鋪毫刷狀。但我們觀察毛筆，一般想到、看到的僅是錐狀，往往會忽略鋪毫的狀態。王羲之恰恰將筆毫只有在手寫過程中才會出現的刷子狀自覺化了，從而轉為藝術的自覺，這種方筆我們稱之為“鋪毫”。

鋪毫寫出來的筆畫像根帶子，如果毛筆再稍稍轉側一下就會書寫自如，我們稱這一筆法為“側鋪”，表現在筆畫的形態上就是卷鋒，這是王羲之對於筆法的一個重大發現。

就卷鋒來說，其帶來的結果是筆畫不再是一個平面的狀態，我們只是看到了一個長長的筆畫的其中一個部分，而是立體的有了空間透視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