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修訂本《紅樓夢》即將推出，多本紅學研究新作出版
8月20日，人民文學出版社聯合中國紅樓夢學會、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在北京紅樓公共藏書樓舉辦了“紅研所校注本《紅樓夢》出版四十週年紀念暨2022年修訂新版釋出會”，回顧了各種版本的《紅樓夢》的出版歷程，分享閱讀記憶，也釋出新修訂版資訊。
現場
從程乙本到“紅研所校注本”
人民文學出版社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出版《紅樓夢》校注整理本的出版機構，從1953年開始，國人閱讀《紅樓夢》的通行讀本幾乎都是人文社版本。在1981年之前，人文社向大眾發行的《紅樓夢》讀本，以程乙本為底本，由周汝昌、周紹良、李易校訂標點，啟功註釋的版本。
隨著《紅樓夢》早期抄本（尤以脂硯齋評點本為代表）的不斷被發現和研究，學界對《紅樓夢》整理本也提出新的要求——希望以更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早期抄本為底本進行整理普及出版工作。
1974年，時任中宣部文化組副組長的袁水拍倡議重新整理《紅樓夢》普及讀本，1975年校注組成立，由袁水拍任組長，馮其庸和李希凡任副組長。隨後，校注組確定以早期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為前八十回底本，程甲本為後四十回底本，校注一部更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紅樓夢》讀本。此後七年，由馮其庸任校注工作總負責人，集結了當時紅學領域的主要專家，先後參與校注工作的有馮其庸、李希凡、劉夢溪、呂啟祥、孫遜、沈天佑、沈彭年、應必誠、周雷、林冠夫、胡文彬、曾揚華、顧平旦、陶建基、徐貽庭、朱彤、張錦池、蔡義江、祝肇年、丁維忠等二十餘位學者，還有吳世昌、吳恩裕、吳組緗、周汝昌、啟功等老紅學家擔任顧問。
1982年3月，署名“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本《紅樓夢》正式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併成為向全國發行的《紅樓夢》通行讀本。 又簡稱為“新校本”、“紅研所校注本”。
紅研所校注本校記從1975年啟動到1982年出書，《紅樓夢》新校注本的撰稿工作經歷長達七年的曲折過程，校注組整理校記6000多，成書時精簡為1000多條；撰寫註釋3500多條，成書時精簡為2300多條。此外，校注組的工作還為《紅樓夢學刊》創刊（1979年）、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和中國紅樓夢學會的成立（分別為1979和1980年）打下基礎，這讓其意義溢位於校注本身。
紅研所校注本《紅樓夢》於1996年和2008年兩次推出全面修訂版。每次修訂，都改正了上一版的疏漏訛誤，也不斷吸收紅學研究的新成果。例如2008年修訂版將作者署名由延續了數十年的“曹雪芹、高鶚著”，改為“（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後四十回）無名氏續，程偉元、高鶚整理”，就是總結、吸納紅學成果的體現。
從1982年至今，紅研所校注本《紅樓夢》各種版本形態（包括近幾年推出的“精裝珍藏版”、“大字本”、“有聲版”等）累計發行近1000萬套。
《紅樓夢》漫長的校注歷程和即將推出的修訂新版
2022年初版四十週年之際，原校注組專家和中國紅樓夢學會、紅樓夢研究所相關學者，以及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一起對紅研所校注本《紅樓夢》進行了新的梳理修訂，推出了修訂新版（即第四版）。
即將出版的紅研所校注本四十週年紀念版效果圖活動現場，參與《紅樓夢》校注和研究的學者們進行了分享。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第一版校注組成員呂啟祥回憶，紅研所校注本《紅樓夢》出版之後的這四十週年，校注組的很多成員都已經永遠離開了我們，如馮其庸、李希凡、祝肇年、顧平旦、沈天佑、林冠夫、周雷、胡文彬。
《紅樓夢》的版本史非常漫長，最初它只是作為手抄本在曹雪芹的親友間流傳；1791年，程偉元和高鶚搜求整理，有了排印本的《紅樓夢》，從此該書進入到刊印時代，1791的版本被稱為程甲本，次年，又重印了程乙本；“五四”時期，亞東圖書館刊刻了亞東本，亞東本一共印了16版，其在1927年由胡適主導的、以程乙本為底本印的版本影響很大，亞東本最可貴的是引進了新式的標點，並且進行了分段，所以風行一時；1939年有了世界書局本；然後就是我們開篇所談的人文社的各種版本。
回顧《紅樓夢》早期的出版史，紅學家魏紹昌簡明概括：“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一百二十回的各種印本幾乎全是程甲本子孫的天下，新中國成立以後卻由程乙本的子孫獨佔鰲頭了”。
人文社1982年推出的紅研所校注本是首次以乾隆手抄本為底本的普及本。
呂啟祥現在還依舊記得1975年6月到校對組報道時“人才濟濟”的樣子，“恭王府那裡當時有一個琴樓，上面有好多小小的房間，當時是藝術師範學院練琴用的，一人一小間，每一間裡有一床、一桌、一椅、一書架，我們就在這裡工作。校注組的第一批有12個人，是從東西南北調集來的，主要是一些高校的老師。1975年校訂出前五回，印成大字本，帶到北京、上海、蘇州、南京、揚州、鎮江、合肥等地方去徵求意見。後來因為‘四人幫’停了一段時間，小組成員也幾經調整。”
這些校注者們和紅研所校注本《紅樓夢》的緣分持續了很久，從1982年出版以後，每隔十幾年會修訂一次，把各方各面的意見集中起來研究一下，修訂一下，這是沒有止境的。
紅研所校注本徵求意見稿關於最新修訂的第四版，呂啟祥介紹：“這次修訂主要有兩條原則：一條是尊重底本。比如我們不用‘欠情’而是用‘見情’，不用‘服侍’用‘伏侍’，不用‘慢說’而用‘漫說’，不用‘持誦’而用‘持頌’，不用‘聞得’用‘聞聽’，不用‘居住’用‘住居’，不用‘口角’用‘角口’。還有一個非常難得的例子，書裡面四十一回有一個地方，大家都在席上飲酒，賈母說‘讓你姨媽做了……’這是對王熙鳳說的，因為王夫人是王熙鳳的姑媽，應該是‘姑媽’對，叫成‘姨媽’就錯了，這次修訂把它改回來了。”
這次修訂還有一種情況可以稱之為“否定之否定”，比如“冷月葬花魂”。原來曾經叫做“冷月葬花魂”，後來修訂改成“冷月葬詩魂”，在之後的版本中又改回來，呂啟祥說，理由是“葬花魂”和“葬花吟”是呼應的，前面有花魂鳥魂；二是因為和上面的“寒塘渡鶴影”對照，此外還有葉小鸞的詩“戲捐粉盒葬花魂”作為對照。
校注者們的校對手稿《紅樓夢》早期的諸多抄本中很重要的一種是“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簡稱庚辰本。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多次為修訂提供意見的顧問專家陳熙中認為，庚辰本是最接近原文的，這個本子現在藏在北大。庚辰本保留最完整，存有七十八回，沒有經過妄改；此外，庚辰本雖然抄手水平最低，寫很多錯別字，甚至有遺漏，即便如此，也好過很多被妄改的版本。
陳熙中認為，選擇一個好的抄本是十分重要的，以《紅樓夢》中的描寫為例，第三回林黛玉初進賈府時，有一句“樹木山石皆在”，很多版本就改為“皆有”、“皆好”。周汝昌指出“在”跟“有”有區別，比如《漢書》裡面講燕昭王派人到蓬萊、方丈、瀛洲三座神山，看到了什麼？“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在”的意思是儲存，《說文解字》講了，“在”是“存也”。如說“遺蹟具有”是不對的，應當是“遺蹟具在”。
多本《紅樓夢》研究的新書出版
圍繞著《紅樓夢》的紅學研究已成為二十世紀三大顯學之一，至今仍在延續。
《紅樓夢學刊》主編孫偉科介紹，以《紅樓夢學刊》為例，目前已經出版了二百多期，發表的文字超過5000萬字。“每年平均紅樓夢研究的專著有一百種左右，每年各兄弟期刊發表的論文也有八百到一千篇。紅學表面上是研究一本書，實際上不是一本書的學問，只是研究《紅樓夢》是寫不出來高質量紅學論文的。透過紅學培養人才，紅學是一個思想的演練場，是一個人才培養的基地。”
澎湃新聞注意到，最近也推出了多本《紅樓夢》研究的新書。
如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作家劉廣迎的一本《紅樓心解》，是從心理學角度入手品讀《紅樓夢》。
作者試圖讓心理學家與小說家互相碰撞，透過紅樓人物來解析人們日常行為的心理機制。全書分為動機論、潛意識、心智論、生位論、關係論等章節，將王夫人描述為另類“董事長”，王熙鳳為榮府“總經理”，還有“秘書長”鴛鴦、“寶玉辦副主任”晴雯等等，用當代人能讀得懂的語言來分析《紅樓夢》中的人物。
在《紅樓心解》中，作者跳脫出“紅學”原本的索隱派、考據派、題詠派等等，吸取了眾多紅學大家的成果。從“紅學”研究角度，作者既是外來者、闖入者，更是融入者。劉廣迎認為，“《紅樓夢》能夠成為經典中的經典，是因為它在記述人們的日常生活。普遍規律寓於日常生活，不存在於非常”。
北京理工大學公共課教師劉曉蕾寫作的《劉曉蕾紅樓夢十二講》最近也由譯林出版社出版。
書中，劉曉蕾認為，前五回是讀懂《紅樓夢》的關鍵。“女媧補天”“神瑛侍者和絳珠仙草”兩個神話是理解賈寶玉和林黛玉的鑰匙，主要人物在這五回裡一一亮相。有意思的是，在第五回曹雪芹設定了大型劇透，把大結局包括主要人物和賈家的命運，都提前透露了。劉曉蕾將全書可以分成“序曲”（第一回至第五回）、“前大觀園時代（第六回至第二十二回）、“大觀園時代”（第二十三回至第八十回）、後四十回，列出全書情節框架、時間線索。
書中共有十二課，劉曉蕾用六堂課細講紅樓夢中人與故事經典橋段：“縱觀賈寶玉的一生，從‘銜玉而生’到‘懸崖撒手’，一直是以愛和美為生活原則的。”“黛玉的生活很簡單，她寫詩，有一個戀人、幾個知己。在大觀園的少女裡，她最明媚，最幽默，最跳脫。”“寶釵不是在串門子，就是在串門子的路上。”
劉曉蕾也從最新湧現的文化熱點入手，如今年高考全國卷語文試題重提及的“大觀園試才題對額”，賈政其實想在朋友面前顯擺兒子有才，但是採取了“打擊式炫耀”。劉曉蕾評點：“賈政這個樣子，可不就是典型的中國父親嗎？明明心裡有愛，臉卻一定緊繃著，訓斥更是家常便飯……直到現在，很多家庭裡還有這樣的一款父親吧？他們不是不懂愛，只是不擅長表達，也不習慣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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