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隱喻”

題圖來自：視覺中國

疾病，是個古老的話題，它與人類的關係如此密切，以至於很多時候，疾病，不僅僅是疾病。或者說，病因清楚、容易治癒的常見病，還能算單純的疾病；而那些原因不明、無法治癒的疾病，則不僅僅是疾病，它們有各種“隱喻”。

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由於其神秘莫測，我們把各種疑難雜症視為“天罰”，是上天降罪人世間的工具。隨著科學進步、醫學昌明，“天罰”論慢慢失去市場，但附著其上的種種解讀從未散去。

疾病的“隱喻”

在各國文化傳統裡，疾病，一直被當作死亡、人類的軟弱和脆弱的一個隱喻。尤其是疑難雜症，生病本身似乎就是“墮落”的證據。

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美國評論家同時也是癌症患者的蘇珊·桑塔格曾總結道：

“任何一種病因不明、醫治無效的重疾，都充斥著意義。沒有比賦予疾病以某種意義更具懲罰性的了，人們內心最深處所恐懼的各種東西，如腐敗、腐化、汙染、反常、虛弱等，全都與疾病畫上了等號。……人們對邪惡的感受被影射到疾病上，而疾病則被影射到世界上。”

在蘇珊·桑塔格看來，那些神秘的疾病，具有被當作隱喻使用的最廣泛的可能性，它們被用來描繪那些從社會意義和道德意義上不正確的事物。

如梅毒，被視為羞恥的、粗俗的疾病；結核病（結核桿菌被發現之前），被解讀為一種偏執，要麼是情感過於強烈，要麼是意志力薄弱、自暴自棄；癌症，因其無中生有、畸形擴散等特徵，成為自我壓抑或無節制生活的代名詞；而艾滋病，因其特殊的傳播途徑，被視為對放縱的懲罰。

疾病一旦被打上恥辱的印記，就會殃及患者本人。疾病附帶的惡名會加劇患者的痛苦，有時，甚至成為主要的痛苦源。一如尼采所說，

“想一想疾病吧！——去平息患者對疾病的想象，這樣，他就至少不必因對疾病胡思亂想而遭受比疾病本身更多的痛苦——我認為，這種痛苦很是厲害！它大得很吶！”

患病，通常可被理解為一種受難，但令人恐懼的不是受難，而是這種受難還讓人丟臉。以艾滋病為例，就早期很多病例而言，患者恰好是某個“高危群體”的一員，這個群體又恰恰不被主流社會認可。於是，在大眾眼裡，透過某種性實踐感染艾滋病，變成了一種咎由自取。

如果說人生最大的不幸是患病，那患者最大的不幸就是孤獨地患病。同為惡疾，當某人被診斷為患癌症時，他的家人通常向他隱瞞結果；當被診斷為艾滋病時，患者本人通常向家人隱瞞結果。前者，因關心而逃避；後者，則因逃避而愈發孤獨。

也有些疾病，一度存在被美化的傾向，比如結核病。

歷史上，很多文藝名人都是結核病患者，如肖邦、契訶夫、卡夫卡、愛默生、梭羅、雪萊、濟慈，以至於人們把結核病與文學創造力聯絡在一起，賦予結核病一種浪漫氣質。

作為病友，雪萊曾如此勸誡濟慈，“癆病是一種偏愛像你一樣妙筆生花的人的病”，19世紀末，西方一些文學評論家甚至把當時文學藝術的衰退，歸結為結核病的逐漸消失。

事實上，無論醜化還是美化，都源於不把疾病當疾病，賦予其不該賦予的內涵。

我們為何會生病？

正確認識疾病，需要破除疾病的隱喻；要破除各種隱喻，首要是消除疾病的神秘感。

以癌症為例，因其多因屬性——致癌物、基因、免疫力、情緒、心理等——被賦予最廣泛的隱喻。一種常見的解讀是，壓抑是癌症源頭，那些心理受挫的人、不能發洩自己的人，更容易患上癌症。反過來，癌症患者也容易被貼上自我壓抑的標籤，成為他們新的痛苦源。

真相或許是，就像結核桿菌之於結核病，我們還沒找到導致細胞癌變的那個唯一致病源，才會有這麼多“醫學假說”，這些“醫學假說”，又為各種疾病隱喻提供了發酵土壤和想象空間。

好在，雖然具體到單個疾病的病因，還需依賴科學和醫學的進步；但整體而言，關於人類為何會得病，我們已慢慢有了更為理性的認知。

詮釋疾病機理，不同視角有不同解讀，在進化論者看來，至少四方面原因讓人類不得不與疾病長期共存。

一是人類進化速度趕不上環境變化速度，不協調、不適應成為病因。比如說，當食物供給不再稀缺，人類在長期飢餓環境中進化而來的味覺偏好和飲食本能，讓我們在這個時代深受肥胖、高血壓、糖尿病等“文明病”之苦；當生活節奏變快、競爭壓力變大，在石器時代只有遇到野獸時才會產生的焦慮情緒，變成家常便飯，情緒過載，成為各種心理問題的源泉。

在科技加持下，我們的生活環境日新月異，可我們的身體結構同幾千年前並無二致，於是，新型疾病不斷出現，心理問題更是層出不窮。

二是人體構造本質上就是進化妥協的產物，妥協意味著不完美。比如，大腦容量增加讓我們更聰明，卻以顳部肌肉縮小、腦部更易受傷為代價；直立行走解放了雙手，卻也讓我們更容易腰痠背痛；我們的骨骼結構，需要在健壯與靈活性之間做平衡；我們的胃酸濃度，則要在殺菌消毒能力和胃潰瘍發病率之間做選擇；……

人體並不完美，妥協無處不在，一旦過載過量，總會產生問題。

三是自然選擇只關心基因傳承，不在乎個體死亡。在《自私的基因》的作者看來，一切動物（包括人類）都是基因自我複製的容器。

“它們存在於你和我的軀體內，它們創造了我們，創造了我們的肉體和心靈，而儲存它們正是我們存在的終極理由。我們稱它們為基因，而我們就是它們的生存機器”。

人類的基因透過生育完成代際傳遞，自然選擇也只在這個階段發揮作用。以生育期為界限，使幼兒致病的基因無法傳續，使青年致病的基因只有少量後代，老年致病的基因則能永續傳遞下去。所以，生育期之後，各種有害基因陸續發揮作用。衰老，如期而至；病痛，如影隨形。

說到底，自然選擇只關心在生育期內完成基因傳承，生物體自身是否長壽並不重要。

四是微生物入侵，“物競天擇”視角下的生存競爭。“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人類雖已處於食物鏈的頂端，卻仍是大自然生態鏈內的一環。在肉眼可見的宏觀世界，我們已少遇威脅，可面對種類更為龐大的微生物世界，生存競爭才剛剛開始。

除非我們能消滅所有致病微生物（這是不可能的），否則就不可能根治各種因微生物入侵導致的疾病。

從文明進步看，人類的確很強大；可作為生物體，我們又真的很脆弱。

正確看待疾病

19世紀之前，醫學很大程度上仍與巫術無疑；進入20世紀後，現代醫學突飛猛進，一度讓我們產生了可以戰勝一切疾病的幻覺：

X線、CT、超聲等新技術，大大提高了疾病檢查精準度；麻醉、抗生素、血庫與輸液的應用，助力外科手術步入黃金時代；基因測序技術，更是讓我們自以為掌握了生命的密碼，甚至可以向衰老發起挑戰。

但事實證明，新的進步總會產生新的問題，新的疑難雜症更是層出不窮：

結核病、天花的問題解決了，艾滋病、癌症成為新的難題；

抗生素曾是對付致病微生物的金丹妙藥，抗藥性病菌很快成為新的難題；

越來越多的生理性疾病得到有效控制，越來越多的精神性疾病讓人束手無策；

……

其實，出現新的疑難雜症並不可怕，這本來就是無法避免的問題，真正的問題仍在於我們如何看待這些疑難雜症：我們對於死亡的恐懼，總會對映到疾病之上，把一個個自然或物理問題，變成道德或精神問題。

疾病只是疾病，不存在任何啟示，不應也不必附帶任何隱喻。

美國醫生特魯多（1848-1915年）的墓碑上刻著一句銘言：“有時去治癒，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面對那些無法治癒的疾病，或許，這才是我們應持的態度。

本文由“洪言微語”原創，作者為蘇寧金融研究院院長助理 薛洪言

參考資料：

1、［美］倫道夫·M。尼斯，［美］喬治·C。威廉斯，《第一推動叢書·生命系列：我們為什麼會生病（新版）》，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8。

2、［英］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40週年增訂版》，中信出版社，2018。

3、［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2018年版）》，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