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釋出檄文，棄合法“正統性”不用，透露他的無奈與高明
前言：
古人打仗講究“出師有名”，在戰爭之前進行輿論譴責是十分有必要的事，於是“檄文”便應運而生。檄文是一種專門用來聲討叛逆，聲述自己起兵合理之用的文書，在歷史上有許多名篇檄文，憑著犀利精彩的文辭流傳於世，例如大家熟悉的三國陳琳《討賊檄文》，與唐代駱賓王的《代李敬業討武檄》，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在清末時期，也同樣有兩篇引人矚目的檄文，即太平軍的討清檄文《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和曾國藩與之對應的《討粵匪檄》。一般情況下持合法統治地位的清朝，釋出討伐太平軍的檄文，佔據道德高地，只要像前人一樣打出“正統”牌，便可壓制住太平軍的囂張氣焰。但是曾國藩卻未出這張“王牌”，而是退而求次打“衛道”牌。那麼曾國藩為何放著利器“正統”牌不用呢？這背後透露出他的無奈與高明。
二檄文的立意特點差異
自古以來的“滿分”檄文，大多都痛訴叛逆的殘暴，再列出自身“正統”性，興兵討賊乃是出於大義，牢牢佔住道德制高點，在輿論上為自己進行武裝，而這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自身的“正統性”。這個東西玄而又玄，它來源於皇家血統、天人感應與輿論宣傳等因素，古人偏偏就吃這一套。太平軍在1852年進入湖南以後，釋出了一篇《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隨後曾國藩為了壓制太平軍，也釋出了一篇《討粵匪檄》，雙方打起輿論戰。在清朝末期太平軍四方為禍之時，以曾國藩為統帥的清軍，完全可以使用“正統討逆”這張牌，獲得輿論上的支援，也為士兵們提供作戰的合法與合理性，然而最後讓人大跌眼鏡的是，曾國藩的檄文側重點在於“衛道”，讀起來並沒有多麼有底氣。這兩篇檄文的側重點有很大的不同，太平軍中雖然大多是目不識丁的糙漢，但那些半吊子文人謀士，釋出的檄文卻很犀利，在立意與行文結構方面，有許多可圈可點之處，算的上是一篇上乘檄文。
他們以“華夷之辯”入手， 以“胡虜、韃”等詞彙稱呼清廷，明確清朝統治者的蠻夷身份，而後還表示自己誓要屠滅八旗以安九有。《討粵匪檄》則滿篇痛斥了太平軍的殘暴，著眼於文化層面，指責太平軍信奉西洋教，無視倫理綱常，破壞中國數千年的禮儀人倫，使得
“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
，而清軍要做的就是匡扶綱紀誅滅賊逆。曾國藩的《討粵匪檄》，全篇都在以太平軍離經叛道破壞倫理綱常為基準怒斥，而未宣告自身統治之正統合理性，彷彿是一支“衛道”勢力。飽讀詩書的曾國藩，為何要放著“王炸”不出，非要拆開出“小王”呢？其實他心中也知道自己打“正統”牌底氣不足，這主要是因為以下幾種原因。
第一，受“華夷之辯”的影響
《春秋左傳正義·定公十年》記載：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
所以在古人的傳統觀念中，生活在中原地區的人被稱為華夏族，而居住在中原周邊地區的人，則被稱為“四夷”。隨著時代的發展，區分的標準，也不再單一以居住區域為準，而是從血緣關係、區域文化與地理位置一同判定。先秦時期的古人，主要以血緣與地域區分天下人，到了漢代開始主要以文化區分夷夏。所以在後來的王朝中，每當華夏一族遭受巨大威脅之時，血緣與文化便更加凸顯差異，為區分夷夏的重要標準。在中原人的觀念之中，華夏代表著文明與發達，而蠻夷則意味著野蠻與落後，因此中原人自認為高人一等，只有他們才有合資格成為天下之主，而蠻夷即使成為帝皇，卻也是毫無正統性的僭偽之主。
到了清朝統治時期，清朝列帝們也對自己的出身耿耿於懷，雍正帝就曾經為自己的出身做出合理宣告：
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
他不以血緣和文化入手，而是說滿洲與舜帝、文王所處之地同為中國籍，以此自圓其說也有一定的合理性。除了雍正其他清朝帝王，似乎都對“華夷之辯”十分避諱，並不敢輕易觸碰此話題。所以身為清朝重臣的曾國藩，無論是否認同愛新覺羅氏的“正統性”，他攻打太平軍之時，卻也是不敢招惹非議，未對此敏感話題表態。
第二，清廷大力限制中原臣子，使得曾國藩心有芥蒂。
“三藩之亂”平定以後，清朝統治者對中原大臣的警惕性越來越高，一些位高權重的官職，開始不對他們開放。雍正帝就曾說過
：朕惟望爾等學為善人，如宗室內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宗室；滿洲內有一善人，漢軍中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滿洲；推之漢軍、人皆然。
意思就是說宗室、滿洲出身的人，對比中原人，肯定是優先任用前者，在此也能看出中原官員，在清廷之中的低下地位。在19世紀中葉的清朝，中原官員的“存在感”並不高，大部分權利都集中在滿人之手，不僅在帝都清廷、軍機處、六部，還是地方督撫滿員的比例，滿人至少要佔十分之七，在鴉片戰爭時期，軍機大臣到地方大員，除了林則徐與鄧廷楨之外，其餘全是滿人出身。曾國藩是個“人精”，長期浸淫清朝官場之中，對這種打壓中原大臣的現象認識十分深刻。他雖然一生仕途未有較大坎坷，因為背後有穆彰阿作為靠山，在37歲之時就坐上了侍郎的高位，但饒是如此，自曾國藩就任侍郎，到釋出《討粵匪檄》這五年之中，始終沒有得到任何升遷，既不能成為封疆大吏獨當一面，也不能成為尚書統領一處，不上不下有點尷尬。 自從穆彰阿倒臺之後，曾國藩本人也意識到，自己為官的“天花板”就是侍郎之職了。
但凡有一些升官的希望，他也不會去操辦團練，冒著巨大風險去前線打仗了，連他在家書中，都時常勸誡家人不要從軍。曾國藩這是用生命作為賭注，他對現實有著清醒的認識，中原人若想加官進爵位極人臣，唯有博取軍功一條路。他身為中原人，在討伐太平軍的戰爭中，若是打著清朝“正統”的旗號，想必也會被文人的“唾沫星子”淹死。況且他自己也對清朝的用人制度十分不滿，才“富貴險中求”去帶兵打仗，所以心中也是不情願在檄文中，以“正統”為清朝助力了。
第三，清朝奪取天下的手段有些“不光彩”
無論是清朝百姓，還是統治者都不敢拍著胸脯，說清朝以光明正大的手段奪取天下。《能靜居日記》記載，1867年江南總督曾國藩與其幕僚趙烈文談論時局，趙烈文感慨清朝氣數已經到了盡頭，而曾國藩對此也十分迷茫。趙烈文稱清朝最多隻能再支撐五十年，也無法效仿晉、宋南遷偏安一隅，因為清朝已經民心盡失。曾國藩“抬扛”強調“君德正”，其實當時的兩位清朝帝王都不算德行之君，他在《討粵匪檄》中說
今天子尤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
恐怕他自己都不相信這種場面話。而趙烈文言清朝失去民心，
創業太易，誅戮又太重
卻是事實。在清朝開國之初，就是與明朝官軍、各地義軍、民間組織互相攻伐，為了殺一儆百，清軍往往一戰就是屠滅滿城百姓。無論是在揚州、嘉定、大同、廣州還是四川，這些原本富庶的地區，在清軍過後都幾乎變成了無人區。對此清軍拉張獻忠來“背黑鍋”，自己則扮無辜。不計其數的百姓喪命屠刀之下，老百姓縱是迫於清廷淫威不敢作反，但心中也對此也有仇怨，所以曾國藩的檄文，哪還好意思申明清廷的正統性。
第四，清朝已經不得人心。
清朝作為歷史上最長壽的王朝，也曾做出一些貢獻，這是毋容置疑的事。一些清朝帝王，例如推行休養生息之策的雍正、乾隆、嘉慶，也的確能算是“君德正”，使得當時的經濟、文化、藝術領域，都獲得了較大的發展。但是清朝初期，多爾袞製造圈地、剃髮易服、禁關、屠戮城池等弊政，以此鞏固自身統治，這些行為卻是傷害了中原百姓。此外當時的吏治也是十分腐朽，全國上下貪墨成風，到了康熙至乾隆時期，都先後出現過徐乾學、高士奇、和珅這樣的鉅貪。下層官員也是大肆剝削百姓，在此貪汙風氣之下，老百姓生活之艱難可想而知。
同時清朝的土地兼併情況，更是壓得百姓喘不過氣，漕運總督楊錫紱曾在奏摺中說
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
。到了乾隆末年，甚至佔田的百姓都沒有十分之一。田地都掌握在地主手中，例如帝都附近的懷柔地主郝氏，就佔據了良田上百萬畝，連和珅的家丁也有六萬畝的土地。而那些靠種田為生的農民，則淪為佃戶，甚至成了乞丐與流民。如此困苦生活百姓焉能言足？僅是腐敗的吏治，與土地兼併問題，就使清朝的階級矛盾日益尖銳，本來就不偉岸的清廷形象，則更加不堪徹底失去了民心。所以曾國藩在檄文中，對此也是十分了然，要言清朝的“正統性”，恐怕是說不出口的。
尾聲
因為上述種種原因，迫使曾國藩放棄了“正統牌”，轉而以“衛道”為武器。但仗還是要打的，人心也是要拉攏的，曾國藩的“衛道”也是有些高明之處，不過他拉攏的物件乃是士紳與文人。曾國藩在檄文中，以“血性男子”為名，號召義士助其剿匪，並申明“血性男子”可被他引為心腹酌給口糧。而那些怒衛吾道的“抱道君子”，也可以被吸收為幕僚賓客。這兩類人毫無疑問都是士紳群體，在地方有著一定的影響力，他們的特點也是仇視太平軍，因為太平軍所到之處，正是要掠奪他們的財產。這些士紳階層對皇家的尊嚴與正統不“感冒”，對愛新覺羅也沒有何種感情，他們在乎的就是自己的利益，所以曾國藩他們面前，要講什麼君恩似海，大清正統之類的話，也引不起士紳的任何興趣。於是曾國藩打著“衛道”的旗號，給了士紳群體一個名頭，吸引他們的加入，這種宣傳效果才是最為合適。
【參考資料：《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討粵匪檄》，《淺析曾國藩<討粵匪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