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何處是燕然？想了解燕然摩崖石刻，不如看看《燕然山銘》
東漢永元元年（公元89年），車騎將軍竇憲聯合南單于、東烏桓等勢力一起攻打北匈奴，一直打到燕然山，大獲全勝。當時隨軍出征的班固撰寫了一篇流傳千古的《燕然山銘》並刻在摩崖上。直到去年，這塊兩千年前的摩崖石刻才被找到。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辛德勇以漫談的形式撰寫成一組文稿，遂成《發現燕然山銘》一書。該書對《燕然山銘》拓本真贗、銘文核校、刻者其誰、燕然山戰役等，都作了詳細而深入的考證。
《燕然山銘》石刻現身蒙古國，中蒙聯合考察隊對蒙古國中戈壁省德力格爾杭愛蘇木境內的一處漢文摩崖石刻進行實地考察。此摩崖位於蒙古國中戈壁省稍微靠西南的地方，在杭愛山一個支脈的向西南突出的岩石上，當地稱此山為“Inil Hairhan”，海拔1488米，摩崖石刻寬1。3米、高約0。94米。
發現這一摩崖石刻後，考察隊進行了拓片、照相等工作，並對石刻文字作了仔細的核對和辨識，最終確認了該摩崖石刻的20行約260多個漢字中的220多個漢字，確定該摩崖石刻即為東漢永元元年班固所作的《燕然山銘》。這是東漢永元元年竇憲率領漢軍大破北匈奴，登上燕然山南麓、勒石紀功的摩崖文字，反映的是東漢與北匈奴之間所進行的最後一場大戰的內容。
這篇《燕然山銘》，在南朝劉宋范曄撰著的《後漢書》和梁昭明太子蕭統編纂的《文選》中都收錄有全文。《後漢書·竇憲傳》記載，這一地點距離東漢的北部邊塞已達“三千餘里”，也就是超出於華夏之國疆界之外相當遙遠。漢軍退兵回朝之後，國內也就鮮少有人再能身歷其地，矚望觀瞻。天長日久之後，這一石刻所在的具體地點也就不被世間知曉。此外後人對這類古代的碑刻文字，也並不是“自古以來”就懷有濃烈的興趣。這篇《燕然山銘》既然已經見諸《後漢書》和《文選》這兩部普遍通行的著述，內容開卷即得，人們也就更不會特別著意於原始的石刻了。
辛德勇教授撰文指出，發現這處刻石，可以給相關研究提供很多不同於以往的文獻資訊，足以清楚證明、補充、修正既有的認識。比如，刻石所在的位置為研究許多古代地理問題，確立了一個十分明確的座標原點。以此為基準，足以釐清和落實諸多古代地名和部族所在的位置。
該處摩崖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邊塞紀功碑銘。繼此以後，刻石紀功的形式不僅在東漢一直沿用，包括北魏、唐、明、清等時期也一直沿用這種形式慶祝軍事成功，使紀功碑發展成為一種獨特的金石型別。
摩崖字跡非班固所書
《燕然山銘》的摩崖石刻的文字是何人刻上去的？辛德勇對這一問題也闡述了自己的看法。
有學者認為，當時班固既與操刀鋟石者同在燕然山旁，那麼就很有可能是由他直接動筆寫在石上，亦即“書丹”於崖壁，再由刻工依樣雕鑿。如此一來，今天我們看到的摩崖石刻就成了班固最可靠的親筆“寫本”。在辛德勇看來，班固具備這方面的能力，並不等於他就一定會這麼做，需要看看在漢代通常是由哪些人來幹這樣的工作。
在漢代，不管是摩崖刻字還是造碑銘文，其書寫文字上石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並不註記姓甚名誰。在古代，士大夫恥於為人寫榜書碑，對此甚至有一種屈辱感，這源自書碑上石本是一項很卑賤的職事。漢代書寫碑文上石的人，其社會地位比較低下，往往是石工父親刻字，兒子先行錄文上石，父親和兒子同樣是低賤的匠人。漢代碑刻的書手，大多應該都是這樣。由此可見，古代士大夫極少有人會去做這種下等小民賴以為生的手藝，班固沒有操弄刻刀的才藝，這篇銘文也就不大可能是班固雕鑿出來的東西。既然如此，也就意味著軍中另有刻石的工匠。
班固本是文人，腰懸刀筆出征，隨時聽命，為竇憲撰著這篇銘文的文稿，似乎是很自然、也很正常的事情，但刻石的匠人身攜雕鑿崖壁的工具走上鋒鏑紛飛的戰場，就很有些不同尋常了——這意味著一種刻意的安排。考慮到竇憲此番出征本來是出於邀功贖死的盤算，而北匈奴當時業已衰弱不堪一擊，大獲全勝也是意料之中。那麼，竇氏為了誇耀自己的戰功而預先做好刻石銘文的準備，既特地徵召去官家居的大文人班固隨之出征，以幫助自己撰著文稿，同時也預備好每一道刻石工序所需要的匠人，包括書寫銘文上石的工匠和動刀刻石的工匠，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竇憲的軍中，便帶有移寫文稿上石的匠人。
那麼，《燕然山銘》刻石的文字到底出自誰人之手？具體的書手是誰，辛德勇認為已經沒辦法知道，推測他應該是一位普通的匠人，或者是地位很低的文人，不過班固所稱“閭里書師”者流，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這個人不可能是班固自己。
石刻地點為何選在燕然山
元人耶律鑄作詩曰：“登高何處是燕然？極目關山塞草邊。”詩中的“燕然”，從字面上講，說的當然就是燕然山。刻石發現以前，耶律鑄字面上寫的燕然山到底在哪裡，是一個很實在的歷史地理問題。燕然山的具體位置，在清代之前很多學者都有過推斷。而《燕然山銘》刻石所確定的準確燕然山的位置（北緯45° 10′403″，東經104°33′147″），顛覆了歷史上舊有的觀點。
從現在的地圖上可以看出，燕然山是一塊麵積很小的孤立山地。即使從今天對山脈延伸內在連續性的眼光看，也只能勉強說成是杭愛山的餘脈。而就地表上目力可見的地貌形態而言，這塊山地事實上已經斷離開杭愛山脈。燕然山坐落在這樣一個前人從未想到過的地方，似乎稍顯怪異。然而分析這一位置卻可以看出，竇憲在這裡刊刻《燕然山銘》是具有充分合理性的。
在蒙古高原南北，中間有一段所謂絕水地帶，史稱“大漠”，對南來北往造成很大阻隔，其南、北兩面分別被稱作“漠南”和“漠北”。燕然山位於漠北，但卻是漠北最靠近漠南的地方，其西側由北向南流淌的翁金河，也是漠北最接近大漠的河流；同時，在漠南方面，最接近大漠的農業區域，便是河套地區。另一方面，在河套與翁金河這兩地之間相互來往，又是漠南、漠北之間最為捷近的通道；由這兩個地點分別去往古代蒙古草原的核心地帶鄂爾渾河流域或是周秦漢唐都城所在的渭河谷地，同樣最為捷近。
《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標繪的唐參天可汗道以及元代的木鄰站道都由燕然山附近透過。就是基於這樣的便利條件，而當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在漠北與匈奴作戰，因戰事不利而“引兵還”時，匈奴單于之所以能夠清楚獲知其行軍路徑而預先至“速邪烏燕然山”附近埋伏，在暗夜裡乘漢軍宿營之時來“遮擊”漢軍，就是因為這裡是由漠北歸還漠南的必經之地，而且還是進入大漠之前最後一處水草豐盛的地點。漢軍在這裡住宿一夜，以充分休息並備足透過大漠的飲水，幾乎是必然要做的事情。
知悉上述燕然山的區位特點，也就很容易理解當年竇憲在擊潰北匈奴後班師回朝的途中為什麼會在燕然山上刊石紀功，而不是其他什麼地方：當然是因為燕然山乃往來大漠南北的必經之地，正因為這裡是往來大漠南北的必經之地，才能夠使其銘文廣為人知，取得最大的“宣傳效果”。
作者：徐敏
編輯：任曉斐
實習生：田曉月 潘文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