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作者班固認為：漢初富庶自困、辱商賈始，王夫之為之點贊

漢初富庶自困辱商賈始

（總第五十五）

《資治通鑑》裡最具鑑戒意義的這些事兒

後漢學者班固在的《漢書》裡，記敘有西漢王朝初期天下如何富庶的內容，他說得很詳細。歸納一下，大致有如下原因：

漢王朝繼承了秦滅六國後的天下家當，此時，天下已合而為一。戰爭結束了，戰後恢復快；官吏減少了；下級向上級的饋送省略了；郵驛站點的設定，也更為簡便了；同時，中國合天下之力所需侍奉者，天子一人而已，而四海天下僅以一個共主俯臨天下；糧食布帛的貿易流通便利，關塞暢通毫不緊張。

漢書者》作者班固的古畫像

班固此言不假，漢初情形確如此，上至國家，下至平民，都能夠富足有餘，是必然而然之事。

只可惜，西漢後期的天下，也還是那個大漢王朝，為何卻總是不得不憂患衣食的不足，而上至國家，下至平民，都會想方設法地從別人那裡去索取一點兒呢？

對於漢初國強民富，班固推本溯源，認為：“富庶源於節儉，”他這樣描述道：“漢高帝命令商人不得穿絲綢乘馬車，並以加重他們的租稅，讓他們不至於太過富裕，讓他們不可以炫耀財富；以後，孝惠帝和高後雖然放鬆了一些限制，然而，商人的子孫不可以入朝為官這一點，始終沒有改變。向人民徵收賦稅，須嚴格計算官員的薪資，估量國家開支所需費用。至於山、川、園、池，以及市場的租稅，無論是天子，還是有封地的貴族，都只能取食取用於規定的食邑範圍，此後，不得再行領取公共經費。”

商賈大行其道，源於春秋戰國時諸侯間的互通有無。

這真是知事明理的說法呀。尤其重要的，則是自那時起，朝廷開始困辱商賈！

封建時代，商賈的驕奢，全都建立在他們對平民的坑蒙拐騙及掠奪平民的合法資產之上。這種狀況，是自七國形成時期開始的。春秋戰國之時，不像實現了郡縣制的大一統天下，國民經濟排程一盤棋。那時，諸侯各自治理自己國家，各有屬於自己的領地，生產能力不足，而且，物產因地而異，當一些地域物產遷出產地後，生長、生產都不能正常，且在當時，戰爭頻繁，加之戈甲、旌旄之類的軍用物質，諸侯使用過濫；饋送行賄之風日盛，奢侈品之類如珍珠、象牙和貝殼等，因此而變成稀缺物質。君主們則在宮廷裡供養的一些遊走於各諸侯之間的謀士，格外注重一些外在的，聲音入耳而鮮豔奪目的東西；會在在遊樂宴會時，刻意追求山珍海錯這一類的珍異食品；而更加能夠讓諸侯們生活得放蕩奢侈的東西，比如後宮妃子裝飾用品，還有狗、馬、雁、鹿，以及鮮亮服飾和古董、殊玩等，花樣日益翻新。而此類產品，總會有一些是非產自本地商品。於是，商賈大行其道，他們偷越國境，冒險行走於各諸侯國之間，他們把這些東西收羅齊全，以滿足人們對奢侈品日益增長的追求。

君主和大臣們，為了追求這些讓他們可以彰顯排場慾望的物資，而不得不放下架子，對商人表示尊重。從而，造成商人對天下人肆無忌憚的態度。所以，那些想要窮盡耳目之玩，以滿足他們短暫需求的人，最好的辦法，莫過於獎借給商賈一些必要的權利，當然，一些貧寒的讀書人也為此沾了光。

商人一日比一日尊貴榮耀，然而，他們獲利，靠的就是剝削他人的衣食，方法是明著給，暗地裡奪。於是，天下人的利益，天子的權益，如同把決定著國家富裕之利器的權柄，倒了過來，授給了商人，如此一來，天下還能夠不會因此而日益貧窮嗎？

並且，因為商人獲得財富無需付出勞動，所以，他們揮霍財富時，毫不在乎，他們相互攀比奢華，暴殄天物；食用不完，就任其糜爛。

如果，政府不對他們的作為給予限制，讓他們的可恥行為受到約束，那麼，愚蠢的平民，都會以此為榮而以他們為師，效法他們的做派，乃至於家裡哪怕沒有了哪怕一小撮箕的糧食，在外也還要穿上一套光鮮的衣裳，也要吃上一碗上等的白米飯，極端到即使餓斃道旁，也不知悔。

綜上，王夫之點評為：“故生民者農，而戕民者賈。”大意是“讓人民休養生息的，是農民；危害廣大人民生活的，往往是商人。”

國家政治混亂，世情淪喪而不可救藥，於是，國家和百姓都會因此而備受貧窮之苦，最後，各大利益集團，甚至朝廷和它的人民對立，不得不兵戎相見。

如果，不對不良商賈實施必要的“困”、“辱”等懲罰措施，國家就難以步入正確的發展軌道。因為：人主把事關國計民生的注意力都轉移到商人身上，那麼，國計民生就必然會受到影響；士族官員把注意力都放在商人身上，求富心切自然就會喪失必要的廉恥心。

身為儒家大學者的許衡，居然說出了這樣的話：“士大夫如果想要不貪腐，最好辦法就是經商。”

蒙元時期的那個大學者許衡，自以為是儒學家，但身為儒家的他，居然說出了這樣的話：“士大夫如果想要不貪腐，最好辦法就是經商。”受他的影響，分別是所謂“元末三高士”之一的楊維楨、顧瑛，他們名為文人，實則是商人。他們生活豪放不羈，沉湎酒色，敗壞了三吳地區的風俗，因此，推翻了舊政權的新興君主朱元璋一上臺，迅速對他們做出處罰，他們分別被流放到濠、泗地區，然後，天下得以太平。移風易俗，古今一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