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不存在善意的謊言？
我們每個人都說過謊，也都被欺騙過。有些謊言大張旗鼓、意圖明顯，有些謊言掩飾迴避，尋找託詞，還有些謊言更為隱性，例如偷換概念、岔開話題、故意沉默。當說謊者的謊言被揭穿，我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憤怒，一種被人操控的感受。但在另一些情況下，說謊似乎合乎情理。比如醫生是否應該對瀕死的病人和盤托出真相？
電影《楚門的世界》劇照。
在哲學家希賽拉·博克看來，形形色色的謊言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卻很少被嚴肅探討。她的研究發現，大部分我們認為合乎情理的欺騙行為對所有人造成了傷害。但更為重要的問題是，無論從社會還是個體角度，我們還有其他選擇嗎？我們又該如何改變？
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說謊：公共與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選擇》的第二章“真實性，欺騙和信任”。較原文略有刪減，小標題為摘編者所擬。
《說謊》，希賽拉·博克著，胡萌琦譯，培文 | 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8月。
謊言和選擇
欺騙與暴力是蓄意攻擊的兩種形式。這兩種形式都可以迫使人們違背自身的意願行事。大部分由暴力形式給受害者造成的傷害也可由欺騙實現。但欺騙對人的操縱更微妙，既可透過行動也可透過信念達成。即便是戰無不勝的奧賽羅也因謊言毀了自己和苔絲狄蒙娜。
對欺騙中的強迫因素以及我們自身弱點的認知，讓人們形成了以真實性為本的觀念。當然，欺騙與暴力一樣，也可以用於自我防衛，甚至純粹為了生存目的。欺騙行為可以是無傷大雅的，比如善意的謊言。然而，它潛在的強迫性和破壞力之大，以至於若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限制，就足以阻礙社會的運轉。
設想有這樣一個社會，無論其各方面多麼理想，卻永遠不能相信人們的言談和舉止。提問、回答、資訊交換，一切都將毫無價值。倘若所有的表述或真或假，完全隨機，那麼行為和選擇就自始失去了根基。交流必須基於最低限度的信任，語言和行動才不至於像在黑暗中抓瞎。正因如此，人們縱然在遵守其他道德原則方面有諸多不足，卻始終將某種程度的真實性視為人類社會的要素。正如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所言，即便魔鬼也不會對彼此撒謊，因為若沒有真相，地獄社會也無法存續。
《人的侷限性》，［英］ 塞繆爾·約翰生著，蔡田明譯，後浪 | 四川文藝出版社，2021年7月。
由此可見，如果一個社會的成員無法區分真實資訊和欺騙性資訊，這個社會就會崩潰。但在全面崩潰之前，首先受到威脅的將是個體的選擇和生存。人們不能指望在尋找食物和庇護所時得到他人的幫助，井水有毒的警告或求救訊號也會因無法證實而被忽視。
我們所有的選擇都取決於對形勢的估計，而這種估計又往往必須依賴他人的資訊。謊言歪曲了資訊，因而歪曲了我們認知到的境況，影響了我們的選擇。用哈特曼（Hartmann）的話說，謊言“傷害了受騙者的人生，令他誤入歧途”。
知識就是力量，而謊言也在同樣的程度上影響著力量的分配。謊言增加了說謊者的力量，削弱了受騙者的力量，在不同層面上改變了後者的選擇。首先，謊言會產生誤導，令受騙者希望達成的目標變得模糊不清。它會使目標看上去遙不可及或不再有吸引力，甚至可以造出一個新目標，比如讓伊阿古決定殺死苔絲狄蒙娜。
謊言還可能掩蓋相關的備選方案，例如旅行者得到錯誤的訊息，說橋已坍塌。有時，謊言會讓人們以為有更多的選擇，也有時，謊言可能讓人們對最佳替代方案失去信心。同樣，成功的欺騙可以隨心所欲地改變行動的成本與收益預估。美國出兵越南造成了巨大的傷亡，其中至少有部分原因是有人用欺騙手段（同時還夾雜著自欺欺人）將過分樂觀的資訊灌輸給決策者。
紀錄片《越南戰爭》劇照。
最後，選擇的不確定程度也會被欺騙所左右。欺騙可以讓形勢撲朔迷離，也會讓情況呈現出虛假的確定性。它可以影響人們看到的目標、可能的替代方案、對風險和收益的評估。這種對確定性維度的操縱是欺騙者剝奪受騙者的選擇、從而增加自身力量的主要手段。欺騙可以使一個人採取原本不會選擇的行為，也可以透過掩蓋選擇的必要性來阻止某種行為。這就是偽裝和掩飾的本質——創造表面上的常態以避免懷疑。
每個人都會依靠欺騙來擺脫困境、挽回顏面、避免傷害他人的感情。有些人會有意識地利用欺騙手段來實施操縱、謀取優勢。然而，所有人也都能意識到謊言可以構成的威脅、可能帶來的痛苦。這樣的對立經驗人盡皆知，因此只強調其中任何一面會更令人費解。欺騙者和受騙者，為何會對欺騙的影響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評價呢？
電影《通天塔》劇照。
受騙者的角度
得知自己在某件重要事情上——比方說父母的身份、配偶的感情或政府的誠信——被欺騙，人們都會感到憤怒、失望、懷疑。他們覺得自己被耍弄了，會對新提議疑心重重。謊言揭穿後，他們帶著新的認知回頭審視自己過去的信念和行為，發現自己被操縱了，意識到欺騙使得自己無法根據現有的最充分的資訊做出選擇，無法按照自己的意願行動，無法達成原本可以達成的事情。
誠然，即便知情，人們也未必一定會做出個體選擇。他們有可能決定放棄選擇權，讓其他人——比如監護人、財務顧問或政治代表——為自己選擇，甚至會決定完全放棄基於常規資訊的選擇，轉而相信星相、骰子和占卜者。
但這樣的替代方案應該出於個體的意願，而非受謊言的擺佈或其他形式的操縱。我們大多數人都不願失去控制權，希望可以在最佳資訊的支援下，自行決定把哪些事委託給別人，哪些由自己做出選擇。我們之所以不願失去控制權，是因為從經驗中知道，當別人選擇欺騙我們時會有怎樣的後果，哪怕是“為了我們好”。當然，很多謊言其實無傷大雅。但既然我們在被騙時無從判斷哪些謊言是無傷大雅的，既然我們並不能相信說謊者會僅限於此，那麼，從受騙者的角度而言，我們自然會對所有欺騙都保持警惕。
《說謊者悖論：真與迴圈》， ［美］喬恩·巴威斯 / ［美］約翰·埃切曼迪著，賈國恆譯，折射集 | 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4月。
受騙者的角度並不限於實際受騙者。受騙的或許只有一個，但其他很多人也有可能因此受到傷害。如果某個市長在開徵新稅收之必要性的問題上撒謊，整個城市都要承擔相應的後果。因此，所有能感受到謊言影響的人，無論其本人是否被騙，都會與被騙者感同身受。例如，當美國公眾和世界輿論因受錯誤引導而相信轟炸柬埔寨行動尚未開始時，柬埔寨人就承擔了嚴重的後果，儘管很難認為他們自己在轟炸一事上受了欺騙。
在此，懷疑論和決定論之間出現了一個有趣的平行對照。懷疑論否認知識的可能性，決定論則否認自由的可能性。然而，知識和自由正是做出合理選擇所必需的。因此，無論是懷疑論者還是決定論者，只要他由衷地信奉那套主張，就會失去自主選擇，如同風中的枯葉任由外力擺佈。很少有人會走到如此的極端，更多的人或許會在需要給撒謊找藉口時有選擇地搬出上述觀念。他們會聲稱，謊言從總體上並不會增加或減少受騙者的錯誤資訊，也不會令他們“不自由”。然而，如果站在受騙者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藉口著實空洞。倘若想讓說謊者和我們這些受騙者一樣，明白道德選擇在生活中的意義，就必須擱置懷疑論和決定論。
電影《秘密與謊言》劇照。
欺騙可能帶有強迫性。若欺騙行徑成功，欺騙者就可竊取承受謊言惡果的人不願放棄的權力。就此角度而言，顯然不應主張人們可以想撒謊就撒謊，且不必受到任何懲罰。即便說謊者有充分理由，該主張也同樣不合理，因為說謊往往伴隨著其他形式的不法行為，如謀殺、賄賂、逃稅、偷盜，不一而足。因此，拒絕縱容想說謊就說謊的權利，就是在保護我們自身免受欺騙者試圖用謊言掩蓋的其他不法行為的傷害。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而言，受騙者的角度印證了亞里士多德的觀點：
謊言是卑鄙的、應受譴責的，真相則是高尚的、值得讚美的。
評判說真話與撒謊，須知其初始條件即有差異。說謊需要理由，而說真話無須理由。謊言需要辯解，且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給出理由說明某個特定的謊言何以不算“卑鄙”、無須“受譴責”。
說謊者的角度
另一方面，站在說謊者立場的人則有另一番考慮。對他們而言，選擇往往並不容易。他們或許贊同馬基雅維利的觀點，認為“不拘小節”者方可成“大事”。他們或許篤信，自己明智地使用了謊言賦予的力量。他們可能自認為有能力分辨什麼時候才應該撒謊。
說謊者和受騙者一樣，也不想被欺騙。因此，他們對撒謊的態度是：自己可以說謊，但其他人應該誠實。換句話說，他們想要的是“單純享受利益”，既能從謊言中得到好處，又不必承擔上當受騙的風險。有些人希望只有自己可以享受這種“單純的利益”，有些人則把適用範圍擴充套件到了朋友、社交群體或同行。這一想法涵蓋的人群或多或少，但必有一個前提，即假設大多數人是誠實的。單純地享受利益乃是例外情形，若社會上每個人都去謀求此種特權，則例外也就不復存在。
有時，說謊者的舉動儼然自認為有這種單純享受利益的特權，因而也就顯得冠冕堂皇。也有時情況恰恰相反，因為其他人說了謊，便讓他們覺得自己行騙亦無可厚非。有的人說謊是為了利用他人的慷慨佔便宜，有的人說謊是為了在墮落的社會中生存下去，區分這兩種人至關重要。
電影《禁閉島》劇照。
沒有人願意上當受騙。但不少人面對是否行騙的抉擇時，卻往往希望能以更微妙的方式權衡利弊。他們或許會為撒謊找出一些特殊理由，比如要保守秘密或者為了顧及某人的感受，尤其喜歡以善意為藉口，而受騙者卻未必能感受到說謊者所謂的善意。
不過，說謊者雖對自己的謊言給予善意的自我評價，卻往往忽視了幾種不利因素和傷害。說謊者通常只考慮到謊言對他人造成的直接傷害以及他們希望藉此獲得的利益。這樣的考量有個缺點，即雖然這兩種人不一樣，但密切相關。如果有相當一部分人抱著單純享受利益的目的去撒謊，那麼早晚有一天，所有人都會不得不為了生存而撒謊。
忽視或低估了另外兩種傷害：謊言給說謊者本身帶來的傷害，以及對總體信任度和社會協作造成的傷害。二者均有累積效應，且難以逆轉。
謊言如何影響說謊者自身？首先，他知道自己說了謊，這個事實影響了他。他或許會認為自身的正直因此受損，且再次面對受騙者時定會格外小心。他明白，如果別人發現他說了謊，自己的信譽就將毀於一旦。1961年，阿德萊·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被迫在聯合國就美國在豬灣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做出不實之詞時，他的人生就此改變。他或許事前並不知道自己要傳達的資訊失實，但為這種欺騙手段承擔責任已是不易，以如此公開的方式失去同行的信任則更加難堪。
在重要的事情上公開撒謊，一旦被揭穿，說謊者將反受其累。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認為，所有的謊言都會造成這樣的後果？那些偶爾說說善意的謊言的人呢，謊言也會以同樣的方式傷害他們嗎？很難說。一個微不足道的謊言並不會有損於說謊者的正直。然而，說謊者往往從善意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大多數謊言，從而嚴重低估了自身面臨的風險。一個謊言固然並不一定會給說謊者造成傷害，但風險始終存在。
電影《秘密與謊言》劇照。
謊言不單行，這個事實也大大提升了風險。正如一名智者所言，說謊容易，但只說一個謊話卻很難。第一個謊言“必須用另一個謊言來掩飾，否則就會穿幫”。於是，謊言越編越多，說謊者要不停地修修補補。每多一個謊言，他揹負的壓力就增大幾分，因為要有出眾的記憶力才能自圓其說。說謊者無謂地付出了誠實者可以自由支配的精力。
此外，萬事開頭難。一旦突破了心理障礙，撒謊似乎就顯得既有必要，也不那麼可惡。說謊者的道德判斷力變得遲鈍，對露餡的擔憂不再迫切。即便謊言沒有被揭穿，這些變化也會潛移默化地影響說謊者的行為，令他不如誠實正直的人那般可信。而且，頻繁地撒謊不可避免地增加了露餡的危險。屆時，縱然說謊者本人對失去完整性（integrity）不以為然，也定會因謊言被揭穿而導致的信用掃地而後悔。有趣的是，儘管謊言往往會在短期內讓說謊者擁有凌駕於受騙者之上的力量，但一俟說謊者再也得不到他人的信任，其力量也會大幅削弱。
因此，即便說謊者不在乎欺騙行為對他人的傷害，也至少該因謊言給其自身帶來的上述種種風險而慎重權衡。可惜，說謊者極少考慮這些風險。偏見影響判斷，這一點在為撒謊找藉口中體現得最為明顯。無知和不確定因素不僅令說謊者高估了自身的善意和動機，增加了投機心理，也令他們過分相信自己的心理素質，以為可以不受個體糾纏、擔憂和喪失正直感的困擾。
如此一來，說謊者賦予自身的這種單純享受利益的地位，就與其他所有不受約束的權力一樣不可取。事實上，鮮有人能透過撒謊“單純得利”。我希望在本書中探討對說謊者本人和他人造成較少傷害的特殊情況，以及可以將這些特殊情況區分出來並加以控制的手段。但若說對說謊者本人完全沒有傷害，那是不太可能的。
電影《楚門的世界》劇照。
偏見還常令說謊者忽視另一種傷害。因為即便他們努力掂量謊言對包括自身和他人在內的個體的影響，仍往往無法考慮到謊言的多種傳播途徑，以及由此出現的一系列可能對人類社會造成損害的行為。這些行為顯然不僅影響到孤立的個體。社會信任其實很脆弱。在謊言傳播的過程中，無論是鸚鵡學舌還是為了報復，又或者是為了預先阻止上當受騙，都會破壞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而信任恰恰是一種需要保護的社會利益，一如我們呼吸的空氣和飲用的水源。一旦信任被破壞，整個社會都會遭殃，信任瓦解之時便是社會分崩離析之日。
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裡，對信任的傷害有目共睹。人們對政府官員和專家的信心已嚴重下滑。反過來，這也是那些打著“國家安全”或“對抗制訴訟”等冠冕堂皇的名頭行欺騙之舉的事件被揭穿後，人們最自然不過的反應。無論是宣稱中央情報局沒有參與拉美政變，還是宣稱新資料顯示經濟形勢已出現好轉，想讓人們重建對美國政府的信心，都非一朝一夕之事。此種讓民眾失去信任的所作所為，不僅來自人們耳熟能詳的官員，也來自政府內外無數或身居要職、或寂寂無聞的人士，而且每一次似乎都有極重要的理由。舉個例子。有名政府官員希望國會透過一項至關重要的反貧困立法，但他覺得有一名國會議員不理解此項法案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且此人的影響力足以阻止該法案透過。為此，這名政府官員是否該對那名國會議員撒謊？他是否應該騙他說，除非此項法案透過，否則政府將推行更大範圍的措施？
電影《聚焦》劇照。
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我們不妨把目光從孤立的案例本身放寬到相關的一系列事件中。這種欺騙行為會對知道內情的同僚和下屬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當國會議員們或多或少地看穿了謊言時，會做何反應？當選民們瞭解到這些或類似的做法時，又會受到什麼影響？考慮過這些問題，然後再回過頭來，想想這名為法案能否透過而憂心、希望藉助小小的欺騙行為左右關鍵一票的官員該怎麼做。
《啟示錄》中的這段話（22。15）看似古怪，卻正體現了對謊言造成的傷害的擔憂：
其他此類必被擋在［天國之城］外：犬類、下藥者、淫亂者、殺人者、拜偶像者和所有行騙說謊者。
此話表達出了強烈的群體憂慮，恰與馬基雅維利從個體角度出發的那段充滿自信的陳述形成鮮明的對照：
人們是如此單純，且隨時準備服從眼前的需要，以至於騙子總能找到自願上鉤的目標。
說真話比撒謊更可取
上述兩種角度的差異解釋了我們大多數人何以對謊言抱著模稜兩可的態度。我們知道說謊的風險，希望別人不行欺騙之事，但同時也認為，如果自己能夠說謊而不受懲罰，那麼謊言有時不僅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然而這兩種角度均是片面的，都帶有道德判斷的偏見和膚淺。即便是從受騙者的角度出發，也有可能導向對其不信任之人的毫無理由的、帶有歧視的懷疑。
我們要學會在兩種視角間切換，甚至同時從兩方面著眼，就如同努力看到視覺幻象的兩面那樣。在倫理學上，這樣的雙重關照指向了黃金法則：不僅要從行為主體和施動者的角度去體驗某人的行為，也要從接受者、甚至受害者的角度去體會。雖然將自己置於某種從未體驗過的命運之中、設身處地站在他人的角度上往往並非易事，但在說謊這個問題去換位思考卻不難。我們都知道說謊是怎麼回事，都曾受欺騙，都曾被懷疑（無論是否確有其事）。從理論而言，我們都能很容易地體會兩種角度。因此，重要的在於，當我們萌生了說謊的念頭時，要努力從兩個角度去判斷。也正是在抉擇關頭，遵循黃金法則才顯得最為困難。神秘主義者阿爾-加扎利（Al-Ghazali）給角度轉換提供瞭如下建議：
如果你想認識到說謊有多麼不道德，那就想想其他人的謊言，想想你自己是如何力圖避開，想想你對撒謊者有多麼鄙視，覺得與之交談乃汙濁之事。用同樣的方法去考察你自身的所有惡行，因為你無法從自己身上意識到惡行之惡，而只能藉助他人。
就上述兩個角度而言，欺騙與暴力間的相似性再次令人震驚。暴力和欺騙都不僅意味著非正義的脅迫，也可以作為自衛和生存的手段。從受欺騙和被攻擊者的立場看，這兩種手段皆令人擔憂，因此受到法律和習俗的制約。宗教和倫理領域也同樣禁止欺騙或暴力，並給出了應對脅迫的建議。
然而，站在施動者，也就是說謊者和施暴者的立場，暴力和欺騙卻被稱頌了千年。英雄利用詭計生存、獲勝。若從這個角度考察，則暴力和欺騙都是值得鼓吹的。這種觀點不僅為尼采和馬基雅維利所贊同，也在史詩中俯首皆是。例如，《奧德賽》裡，雅典娜就微笑著對奧德修斯說：
能應付你的人必得如蛇一般犀利、狡詐；即便是神明也得遮遮掩掩向你鞠躬。
你！你是變色龍！
詭計多端！在你自己的國家裡也不暫且放下謀略
或停止盤算嗎？
偽裝有如你堅韌的面板。
不過，到此為止吧。你我皆然，都善於謀劃。在世人中
你最擅長編故事。
而在諸神中，我也以智慧和詭計著稱。
受騙者的角度揭示了謊言不受歡迎的若干原因。能夠意識到這一點的人，完全有理由擔心未被揭穿的謊言會給說謊者和受騙者的選擇帶來怎樣的影響。他們也都很清楚揭穿謊言、提出疑問會對信任和社會合作造成怎樣的衝擊。他們擔憂的不僅是孤立的謊言，更是謊言所構成的一系列行為以及造成的長遠後果。
電影《黑水》劇照。
出於上述原因，我認為，我們至少應當首先接受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即謊言是“卑鄙的、罪惡的”，並且除特殊情況外，說真話比撒謊更可取。這個前提讓謊言的初始值為負。也就是說，從選擇角度而言，我們的價值判斷並非中立，說謊需要辯解，而說真話通常無須理由。它為說謊者對自身動機和說謊後果所做的粗略評估提供了一種平衡，且把舉證的責任歸於持說謊者視角的人身上。
這一反對謊言的預設也可以突出真實性或真實的正面價值。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想借“真實原則”來探討我們在權衡說真話與撒謊時的初始不平衡。
該原則未必優先於其他原則，甚至也不是最常用的原則之一。鑑於這世上尚有赤裸裸的暴政或自以為坦誠而洋洋自得的施暴者，該原則顯然亦非充足。毋寧說，在某種程度上對真實的信任乃是人際關係的基石，若這種信任破裂或消失，社會就會土崩瓦解。
這樣一個原則不因所有謊言初始的負值而一律將其抹殺，甚至也未暗示何種謊言應被禁止。但它至少對謊言設下了一項限制：在說到信任，真實原則的基礎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我可以舉出各種各樣的信任：比如相信你會公平地對待我，相信你會考慮到我的利益，相信你不會傷害我。但如果我不信任你的話，那麼還能真正地相信上述三種信任嗎？如果我們對他人的真實性沒有信心，又如何能評估他們是否公正，如何能對他們提供幫助或施加傷害的意圖作出判斷？如此一來，我們如何能信任他們呢？信任乃是人類一切意義的存在環境。
電影《楚門的世界》劇照。
任何可以選擇的情況下，人們必須首先尋求真實。如果撒謊和說真話似乎能達到同樣的結果，或對於打算撒謊的人而言二者均可接受，就不應該說謊。唯有在別無選擇的境地裡，才可以進而考慮說謊在道德層面上是否合理。這個規定看似溫和，但若能認真遵循，將可消除很多因疏忽、習慣或未經深思的善意而說出的謊言。
當我們試圖在這樣一個初始前提上走得更遠時，首先遇到的就是那些主張應一概擯棄所有謊言的人。這種立場不僅認為謊言先天是負面的，而且認為這一負面影響超過一切，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扭轉。如果我們贊同此種觀點，顯然便無須再去為謊言找尋合理的境況。
原文作者 /希賽拉·博克
摘編/青青子
編輯/走走
導語校對/李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