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德法結合的思想基礎——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和諧社會觀

德法從分離到結合經歷了漫長的過程，直至唐朝，德法最終走向了結合，而之後各個朝代皆沿襲德法結合模式。“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作為唐律的指導思想，將之總結為“禮本刑用”，是唐代德法結合的表現。

唐代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重要時期，政治經濟文化都得到快速了發展，在唐代德法結合能得到最完美的詮釋，而它的形成也有著深刻的思想基礎。

唐代法律思想的發展離不開傳統人文精神的影響，而人文精神是以天人合一理論為基礎的，主要可以表現為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和諧社會觀、民本主義。

一、唐代德法結合的思想基礎

1.傳統的人文精神

首先，古代強調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它是逐步產生的，最早的統治者以天命為權力的來源，各個朝代的統治者都宣揚自己是天命所歸，但是號稱天命所歸的殷商卻依然被周所顛覆，周朝則對其反思，得出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之後，周公注重道德的重要性，宣揚以德配天，所以周公制禮，並將禮儀道德作為治國方略。

天人合一的思想來源於《周易》，它吸收了道家思想，將天道與人道相結合，之後將儒家、道家和陰陽家相融合，漢代以後，儒家又融合諸子百家，這樣天人合一思想不再是一家之言，而是集西家之長，並且涵蓋之廣。

到了唐代，將這種天命觀與仁政相聯絡，以德治國，德法結合，重視同法和人情。

為天命觀對於統治者而言，就是要對天保持著敬畏和服從，儒家主張，對天的敬畏，首先要有良好的品德，愛民如子，實行仁政，實行教化，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則會受到上天的懲罰。

因此，統治者就化身為天的使者，一方面擁有無限的權力，而另一方面必須按照天的指示下作為，而天就要求統治者應當具備很高的德性，施仁政。所以，人、禮、天是一體的，天理，人情與國法作為社會秩序的二大要素，天理是指導原則，國法鞏固天理，國法來源於天理，人情存於王道，最終是為了維護人類的生存發展。

其次，和諧的社會觀。天人合一要求事物發展要按照自己本身的規律，在人與自然方面，國家治理要遵循自然規律，法律的規定也正體現自然之理。例如：秋冬行刑，認為春天萬物復甦是新生的象徵，不適合行殺戮，而秋冬天氣肅殺，陰氣重，適宜殺戮，所以死刑犯要等到秋天霜降至冬至時期才可以執行死刑。

在生活方面，同樣重視自然規律，不僅要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也要按照人類自身的規律進行生活。

人之初始，本性向善，但後天會受到社會的影響，所以需要教化，用禮來約束，促進人與自然與社會的和諧相處。

儒家努力營造“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這正是唐代君主努力達到的目標。而和諧社會的構建，首先樹立仁、義、禮、智、信為精神內涵的品德，要求統治者實施仁政，其次要注重法制建設，而其法必須合乎天道，合乎天道就需要法蘊含社會所需要的道德價值，所以其最初的形式可以表述為禮。禮又是根據萬事萬物的變化產生出來的，但是禮從根本上是人類社會的產物，必然符合自然規律，所以德法結合就是和諧社會應有之義。

最後，民本主義。西周時期，民本思想就已經得到大力的宣傳，王朝的整理路線就是圍繞“敬德保民”，德表現天的至善性，敬德就是敬天，因為“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保民就是維護社稷，保護國家，天命與人民相聯絡。儒家主張施仁政，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而唐太宗更重視基層民眾，對歷史進行總結，提出君舟民水理論，重視民生。人民可以保證王朝安穩，同樣也能顛覆王權，而這種認識一直貫穿中國古代社會。

民本主義在法律制度中表現為：刑法方面強調對老弱病殘的恤刑以及慎刑，減輕百姓賦稅，以及一些特殊照顧制度等。

在訴訟方面注重結合法律與人情的結合，根據當事人的年齡，身體狀況以及家庭和社會危險程度等特殊情況綜合考慮，這也正體現天理在社會中的表現，同時用法律將天理與人情相融合，集中表達出來。統治者將對人民的關注，用國法表現出來，這也正是天理的要求，正是對天的敬畏，所以為君者需要具有德性，施仁政，保民，否則將會失民心，失天下。

綜上，傳統人文精神即在天人合一的哲學理論下，形成的和諧社會觀和民本主義。天理、國法與人情作為內在機理，傳統人文精神貫穿其中，人對天的敬畏，需要訴諸於保民，保民就需要統治者施仁政，重法度。唐代正是在這樣的人文精神指導之下，實行德治，完善法制，重視民生，實現自然和諧的社會。

2.禮治思想

禮治思想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的主流，對古代社會有著深遠影響。先秦時期，儒家以“禮”為規範，強調道德教化，而法家重視法律規範，主張以法治國。

最早將德與禮結合起來的是荀子，他吸收孔孟的禮治之道，並吸收法家法治思想，

將法治思想引入禮治之中，“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取得正統地位，重禮則成為時代的主流，然而隨著儒家不斷髮展，董仲舒結合各家所長，將儒家，法家道家，法家以及陰陽家相結合，發展成新儒學。

以三綱五常為核心，以君權為最高原則，主張德主刑輔，論心定罪，先禮後刑。唐代則以儒家禮治為基礎，進行社會管理，以及德法結合即以禮治為基礎而實現的。

首先，禮治思想為唐代德法結合提供倫理基礎。唐律作為古代社會的行為規範，突出地體現了家族本位的倫理觀念。禮治中最為基礎的是倫常關係，而封建社會同樣以倫常等級關係維繫社會關係，維護國家統治。

作為禮法結合的典範之作，唐律以倫常關係為基礎，並直接對此進行了規範。

例如：在君臣關係中維護君權，在父子關係中維護父權，在夫妻關係中維護夫權，在官民關係中維護官權。

具體而言，《唐律疏議》中“十惡”可見一斑，將違反皇帝尊嚴的行為被認為重大犯罪，其刑罰嚴重；又“夫者，妻之天也”，在家庭地位方面，夫為尊而妻為卑；“父為子天”，在家庭中父擁有教令權、主婚權以及財產權等。

這是對古代正名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綱常倫理在唐律中具體化，家族本位的倫理觀則主要體現在準五服以治罪，以此奠定社會基礎。

其次，禮治思想為唐代德法結合提供路徑。唐代一方面強調禮，注重等級名分，而德作為禮

精神

實質，集中體現禮的內在價值，並用此規範人們的行為和社會關係，唐律作為統治手段，無不體現著德禮，德與法的結合減少了法律的濫用，增加民眾對法律的接受度。

另一方面德禮雖然重要，但是刑罰也是必不可少的。法不僅僅可以懲罰犯罪，同樣也可以起到預防的作用，“古先哲王，則天重法，輔政助化，禁暴防奸，本欲牛之，義期止殺”。具體而言，德禮可化民，有助於民眾趨善避惡，消除犯罪動機，刑罰則兼顧懲罰以及預防犯罪，減少其犯罪行為，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需德法並用。德禮與法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將這兩者進行完美的結合。

最後，禮治思想為德法結合創造條件。“出於禮者入刑”是唐律的一項重要原則，將禮與刑相連線起來。

唐代統治者主張為政以德，用道德教化民眾，唐律規定一準乎禮，將違反道德禮教的行為歸入違法的範疇，將道德融入法律之中。

其一，“十惡”中規定“不道”，“不義”即

滅絕

人道的方式殺人以及侵犯長官和夫權的惡、犯罪行為，唐律將這樣違反道德的行為規定在十惡之列，這是加重對這些不義和殘忍的行為的懲罰。除此之外，對於合乎道德的行為加以優待，並且將一些道德觀念融入到法律制度之中，例如：恤刑以及八議等制度，對待老、弱、病、殘、孕這些特殊群體給與特殊照顧，犯罪者如果是八種可議之人，可以酌情減輕處罰，根據這些措施來教化民眾，宣傳價值觀念。

其二，唐代統治者秉持明罰慎刑，德主刑輔，不僅在制定法律上輕刑罰，在實施上也給犯罪人悔過機會。例如：對待死刑三複奏，唐中期京城死刑實行五復奏；自首從輕制度，數罪併罰僅從一重罪，堅持從舊兼從輕原則；

除此之外，為了保障刑罰懲罰的作用，防止變相肉刑，對笞、杖刑的執行和適用有嚴格的規範要求，更好實現法律的懲罰與教育目的。

綜上，禮治為德法結合提供倫理基礎，為其提供發展路徑，併為兩者結合創造條件。禮治的內在要求就是實行德治，而外在表現是實行法治，禮將道德和法律相連線，實現禮治的過程也是促進德法結合的過程，禮治思想為德法結合提供禮基礎的理論基礎。

二、唐代德法結合形成過程

隋朝末年因為皇帝獨斷專行，驕奢淫逸，大興土木，壓榨民眾，長期對外實行戰爭侵略，使得民不聊生，哀鴻遍野，社會矛盾激化，最終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推翻隋王朝統治。唐建國之初，唐高祖與唐太宗吸取隋滅亡的教訓，以“安人寧國”作為指導思想，以民為本。首先，恢復經濟。國家實行均田制、租庸調，重新制分配土地，安定民心，減稅減役，緩和基層社會矛盾。

其次，高祖在分析時局後，強調儒學重要性，“六經茂典，百旺仰則，四學崇教，千載垂範”，將儒家作為正統地位，以儒家倫理道德作為為政者的基本素養，並將儒、道與佛三教合―，共同服務社會。《興學敕》言“自古為政，莫不以學為先，學則仁、義、禮、智、信五者具備，故內能利深博”，將儒家倫理道德作為基本道德修養，為政之基礎。

最後，重視法典編纂，用刑寬平。

唐太宗繼位後，踐行“安國寧人”的治國方略，即以民為本，德主刑輔，慎刑輕罰，執法劃一。

唐朝儒法道三教並立，形成多元文化格局，源於漢初道法結合的黃老思想流行，至魏晉時期，出現以道釋儒的玄學，唐代佛教興盛，自此，儒、道、佛三教相互融合。多種文化相互交融以及隋末的經驗教訓，促使唐朝形成綜合的治理方式，並逐漸走向德法結合的道路。

首先，施仁政，重民生。太宗言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總結歷代王朝的更替，前朝的覆滅強有力地證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印證了君舟民水理論。為君之道，首先應當心存百姓，而皇權的合法性來源不僅歸結於天命，同樣也來源於民心。

所以為君者應當重視民眾的需求，輕

徭

薄賦，惠及百姓，以民為本，以百姓生活需求作為出發點，“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

其次，德法結合，寬簡刑罰。儒家主張仁義，重視道德教化，而刑罰應當寬簡緩和。唐初期，就有關於法治和德治的爭論，

一方主張法治“以威刑肅天下”，而另一方主張禮法結合，仁義為禮之本，刑罰為末，唐太宗，魏徵以及王珪便是這一流。

唐太宗結合隋煬帝不重視儒術，且任意廢法，法令滋彰，使得國家民怨四起，基於此採取禮制與法制，德法結合。一方面重視倫理道德，唐代法典一準乎禮，失禮以入刑，將違背倫理道德作為違法的標準，重視民眾的道德教化。另一方面，重視立法，唐太宗進一步強調立法應當簡約寬平，去重從輕。

總結

可見，唐代將傳統道德要求作為法律的基本規範，將法律與儒家道德密切聯絡起來，實現德法結合。一方面，鞏固傳統社會的儒家觀念，維護儒家三綱五常，宣揚仁、義、禮、智、信的傳統美德，從而教化民眾，並用法律的強制力促進民眾自覺維護社會秩序，實現自律。

另一方面，完善立法，促進法律的發展。以儒家倫理道德為法律解釋，使得法律更具有人性化，保障合理性和提高可接受性。

唐代以《唐律疏議》編纂完成為標誌，不僅代表著中華法系最終形成，也代表著封建法典也已完成。儒家法律化，法律儒家化也已經實現，傳統道德與法律也最終實現結合，並且這一傳統為後代所繼承，是我國法制史上濃墨重彩的—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