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制夫妻的故事：潛藏在榮譽和成績背後的，是她兒童時代揮之不去的心理創傷

作者：北京回龍觀醫院 陳妍

一、前言

現代人的許多精神疾病都可以在童年成長經歷中找到根源。小時候遭到的心理創傷會在成人期以嚴重的心理障礙或精神疾病的形式爆發，只有透過重現他們童年體驗，幫助他們找到哪個真實的自我，才有可能獲得身心的療愈與修復。臨床經驗告訴我們，在與精神疾病的較量中，我們唯一可以信賴的永久性武器，就是從情感上發現隱藏在我們每一個人童年經歷中獨有的事實。那些我們在童年時受到的傷害是不會自動消失的，因為沒有人能改變過去已經發生的事情。但是，我們可以改變自己，可以修復自己。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需要更仔細地看到蘊藏在我們自身內部的資訊，並把它有效地帶到我們的意識中來。這個過程，肯定不是一條坦途，但卻是唯一能使我們擺脫童年陰影的出路。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把一個無意識的童年受害人，轉變為現實生活中有責任擔當意識的成人。

二、蘇璦的故事

蘇璦（化名）今年34歲，在事業上可謂一帆風順。海外留學多年，在畢業歸國前，就順利地拿到了一家世界五百強企業的offer，出眾的才能加上自身的勤奮，從最初的業務助理到今日的大區總監，她只用了5年的時間，這個速度按她的話講，就好比是坐了直通車一樣，全程綠燈，暢通無阻，在時間上沒有半點兒延誤。而相比於事業，蘇璦的感情生活，就有點差強人意了。初入職場，就是被一名有婦之夫騷擾，斷然拒絕後，又遇到同行業中一位男神級別的校友追求，怦然心動相戀二年，才發現對方不僅腳踏多隻船，同時還利用自己的關係招攬業務，害得她差點被公司開除。幡然醒悟後，蘇璦與校友果斷分手，並對男女之情心生牴觸，直到遇到現在的丈夫梁亮（化名）。蘇璦說，她不後悔與梁亮共同組建一個家庭。儘管蘇璦與梁亮是一對AA制夫妻。

作為醫者，傾聽是與患者建立積極治療關係的重要條件之一。傾聽有助於在醫生和患者之間建立相互信任的治療關係，使患者更加開放自己的內心，更容易接受醫生的建議和解釋。同時，傾聽也是收集患者資訊的過程。在傾聽的過程中，要注意患者在談話中的理性與感性成分、幻想與現實成分。談吐不俗的蘇璦，很願意與我分享自己的故事。於是，我進一步請她談談自己對AA制夫妻的認識。

蘇璦不假思索地說，她認為AA制夫妻是當下流行的一種新型婚姻關係。許多人覺得AA制是個傷感情的詞兒，尤其是用在夫妻中，因為你拒絕了他對感情的投入，一段只投入金錢不投入感情的婚姻，隨時隨地都有解體的可能。進入新世紀，中國社會文化全面開放，許多西方概念開始在中國蔓延。AA制，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白領，不再“你請我”“我請你”地虛耗人情，想要湊人數吃喝玩樂，說上一句“走吧，AA”，保準周圍人都會欣然前往，因為AA制解決了人際場上的一個重要問題：面子。有了分攤賬單的做法後，很多人便不再在面子和錢袋間做兩難選擇了。在這種AA思潮的影響下，很多80後、90後男女開始把AA進行到底：出門吃飯，AA結賬；戀愛支出，AA分賬；結婚費用，AA平攤……

蘇璦還說，她之所以選擇與梁亮做一對AA制夫妻，是因為前任男友把她當成“招財貓”，總是從她手裡竊取客戶資源，導致她的業務量嚴重縮水，還差點兒丟了工作。的確，男女之間的親密關係是能量最大，張力最強的，因此衝突也最大，也最讓人心碎。但從蘇璦的言語中，我隱約感覺出她內心的哀怨，顯然，這段感情帶給她的負面影響非同一般。但她的言語切題，沒有任何誇大的成分，整個人看起來是相當地理性與現實。

有研究表明，人戀愛的真正原因，往往不是他們自己所想的那回事。開始和維持一段親密關係背後的真正動機，其實在於需求。我們追求或吸引別人來做我們的伴侶，是因為我們需要人陪伴、照顧、瞭解、支援、讚賞、撫摸和相擁而眠……但如果我們把自身所需要的快樂、安全、自尊或其他許多事物，都要經由別人來實現的話，這就會成為一個大問題。如同孩童的兩大主要需求是歸屬感和確認自己的重要性。這兩項需求來自相同的根源，那就是人類共同的“愛與被愛”的需求。這些需求沒有被滿足時，人們會怎麼辦呢？在蘇璦貌似輕描淡寫般的表述中，我聽出了她對前任貌似尚未釋懷的情愫。

“梁亮想要一個孩子！”蘇璦說，“他說有了孩子，我們才能算一個完整的家庭！”不容我提問，蘇璦自己直奔主題，讓我不由的一驚，生孩子的問題放在精神科門診討論，怕是另有隱情。“嗯，您丈夫說得對！您這個年齡，是該要一個孩子了。如果再耽擱幾年的話，就要變成高齡產婦了！”我表示認同。

“可是，我害怕！自從他和我提出要孩子的事情後，我就害怕和他在一起，我覺得我當不成一個好媽媽，我連自己是否是一名合格的妻子都不確定！”蘇璦一臉愁容，“我知道梁亮是愛我的，領證前我要求婚後AA制，他想都沒想，就同意了！結婚3年，逢年過節，我們誰的家也不回，他也沒有說過一個‘不’字，甚至當我工作一忙起來，忘記他生日的時候，他也不會指責我，我覺得他對我太好了！可是，當他提到要我生孩子時，我就感到非常害怕！我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兒，我是女人，按常理說，結婚生孩子也是正常的事兒呀！”。

“看起來您很擔心，那這種‘害怕’有多長時間了？能告訴我具體的情況嗎？”我看了一眼陪著蘇璦前來就診的梁亮，他一直默默地聆聽著妻子對自己過往生活的表述。

“哎！醫生，我跟您說實話吧，我的這種‘害怕’其實已經存在好長時間了，我覺得至少有四五年了，只是自從我老公提出要孩子後，這種‘害怕’的感覺越來越強烈，我有點控制不了，並且有時還會莫名其妙地衝他發脾氣，我們之間的性生活也變得很困難了！而且，有時我不記得和他吵過架，但他身上確實有我抓過的手印，我也不知道自己這是怎麼了，我似乎偶爾會忘記一些事。”蘇璦平靜地說，“我之所以要來看精神科，是因為我身體沒有問題，我原來也懷孕過，只是沒有要，但現在我和我老公之間的性生活變得越來越困難，我擔心這會影響到我們的婚姻生活！”。

為確定蘇璦‘害怕’的程度，我給她開了明尼蘇達多相個性測查調查表（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MMPI），這是目前國際上使用最為廣泛的人格測驗之一。被廣泛用於醫學界和心理學界，適用於心理健康評定、人員選拔和臨床診斷等。MMPI在20世紀30年代末期40年代初，由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精神病學家Hathaway，S。R。和心理學家Mckinley，J。C。聯合編制，於1942年首次發表。MMPI要求被試根據問卷中的指導語對題目作出“是”或“否”的回答，適用的年齡範圍是16歲以上。 趁著蘇璦去做心理測查的功夫，梁亮告訴我，工作中的蘇璦與生活中的蘇璦完全是判若兩人，有時候，他甚至覺得自己根本不認識蘇璦。

梁亮說自己對蘇璦是一見鍾情，他們相識在一次單身聚會上。記得那天，蘇璦身著一條菸灰色的V領長裙，身上沒有佩戴任何飾物卻渾身散發著知性的魅力，梁亮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了。後面發生的事情就很自然了，熱烈的追求，狂熱的愛戀，以至於無底線的接受蘇璦提出的各種‘苛刻’的婚戀條件。梁亮說自己其實知道蘇璦與前任的事，可他覺得時間可以改變一切。但結婚以後他才發現，那個前任真心不算事兒，倒是蘇璦與自己父母的關係極其惡劣，時常會一言不合就動手，與平日裡溫文爾雅的她判若兩人。最近，特別是自己提出要孩子後，蘇璦的情緒變得異常敏感，總會莫名與自己發生爭吵，但事後卻又什麼也不記得了，而且看上去根本不像是裝的。後來，他才知道蘇璦母親在她5歲時就和她父親離婚了，蘇璦被判給母親撫養。此時，蘇璦拿著她的MMPI測查量表返回了診室，她聽到梁亮說自己被判給母親撫養的話後，很平靜地說道：“但我媽媽卻拋棄了我！”。

原來，20世紀80年代末正值出國熱潮，蘇璦的母親毫不猶豫地把自己嫁給了一個年過半百的美籍華人，毅然拋棄了年幼的蘇璦。於是，蘇璦被送到父親身邊，然而父親很快也再婚了，並有了一個兒子。而自從小弟弟降生的那一天起，蘇璦說自己便成了家裡最多餘的那個人。再沒有人關心過她的溫飽，也沒有人在乎過她的哀樂，年幼的她生活在一個極度沒有安全感的環境中，只有透過努力學習，在學校裡獲得老師的表揚，同學的敬佩，才有勇氣面對家中父親的漠視、繼母的冷眼與小弟弟的哭鬧。她明白，只有讓自己變得優秀，才能贏得周圍人對她的喜愛，才能展現出自己存在的意義。沒有人知道她內心中那份被壓抑的痛苦到底有多深，她把自己掩飾的非常好，如果不是前任男友擊穿了她一直小心維護的自尊心，或許梁亮根本無法娶到她。對蘇璦而言，從失敗的情感生活中走出來的捷徑就是快速進入一段新的感情。選擇AA制夫妻模式，恰恰是蘇璦掩飾原生家庭帶給自己痛苦體驗的最好方式。而她的人格更是因童年不幸的生活產生了分裂，在她的潛意識中，有一個學校裡的優等生，有一個家裡多餘的孩子，還有一個是對父母充滿怨恨的小女孩。

三、蘇璦的診斷

精神科與其他臨床各科一樣，患者來院後應首先明確診斷。由於精神疾病患者的特殊性，其往往否認有病，因此病史多由就診者親屬、朋友或工作單位同事提供，病史提供者又稱供史人。醫生採取病史時，要取得他們的合作，向其講明採集病史的重要性，耐心傾聽他們介紹有關病史。由於提供病史的人大多缺少精神科專業知識且接觸就診者有侷限性，有的可能帶有主觀性或者某些偏見，因此他們提供的病史可能是不完整的、不準確的。這就需要在採集病史時，醫生不單單是傾聽者，還應當觀察提供病史人的心理狀態，善於引導，方可取得較為客觀全面的病史材料。

當蘇璦拿著她的MMPI測查量表回來後，我仔細地查看了她的各項評分，結合她與梁亮共同提供的病史材料，初步診斷為分離性身份障礙。分離性身份障礙（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DID）曾稱多重人格障礙（MPD），是分離障礙的一種。其特點是至少有兩個且相對持久的身份或互不聯絡的人格出現，它們交替控制個體的行為，並伴隨對重要事件的記憶障礙，且這種記憶障礙無法用通常的遺忘來解釋。大量的臨床研究一致證明，DID與創傷和應激經歷相關。一般認為，童年期嚴重的性、軀體和心理創傷促進了DID的發生；創傷引起的對有害行為或事件的意識、記憶和情感被移出意識，形成了擁有不同記憶、情感和行為可替換的人格或次級人格。DID的病區還包括童年期虐待、依戀關係失調和缺乏社會支援之間的特殊關係，同時還包括童年期營養不足和兒童天生的具有從意識中分離記憶或體驗的能力等。更嚴重以及更早期的童年虐待似乎可以將DID同其他的障礙區分開來。

DID本質上與自我以及人格體驗相關。自我的文化建構意味著DID本質上是自我的功能紊亂——應該被理解為難以應對的、創傷性體驗，而這些體驗勢必由所呈現的文化規範以及行為庫所形成。分離性身份障礙，之前被稱為多重人格障礙，其特點是個體存在兩個或多個身份或人格特徵。患有分離性身份障礙的患者描述自己行為受轉換身份的控制，這種控制可以是狀態的改變（交替的），也可以透過人格間的互相干涉或重疊，使它們同時得到表達。

DSM-5對分離性身份障礙的診斷標準包括以下幾方面：

1。存在二個或更多的以截然不同的人格狀態為特徵的身份瓦解，這可能在某些文化中被描述為一種被（超自然的力量）佔有的經驗。身份的瓦解涉及明顯的自我感和自我控制感的中斷，伴隨與情感、行為、意識、記憶、感知、認知和（或）感覺運動功能相關的改變。這些體徵和症狀可以被他人觀察到或由個體報告。

2。回憶日常事件，重要的個人資訊和（或）創傷事件時，存在反覆的空隙，它們與普通的健忘不一致。

3。這些症狀引起有臨床意義的痛苦，或導致社交、職業或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

4。該障礙並非一個廣義的可接受的文化或宗教實踐的一部分。

5。這些症狀不能歸因於某種物質的生理效應（如酒精中毒過程中的黑蒙或混亂行為）或其他軀體疾病（如複雜部分性癲癇）。

其心理狀態包括：患者在所有方面表現得警覺、有定向力；情感可能不穩定或易激惹；情緒平穩或焦慮；關係極度受限，目光接觸通常為最小限度；思維內容可能有顯著的高度警覺、全神貫注或有幻覺特點；患者固著於外部或內部刺激；推理和判斷力降低，內省力低下；患者的自殺率和殺人意念在總體上有所增高；經常失去定向力；長時記憶低下。

聽到我做出的初步診斷，蘇璦笑著說：“醫生，您的意思是說，我和《致命ID》裡的麥肯得了同樣的病？！可我只不過是‘害怕’我老公想要孩子而已！”我告訴她，懼怕生孩子只是一個應激源。一般認為分離性身份障礙始於童年期，是對不斷暴露於創傷和（或）壓抑的生活經歷的反應，其他創傷事件包括長期、痛苦的童年經歷和戰亂。在關於DID患者的研究中，有70%到超過95%的患者都有童年虐待經歷，包括遭受家庭冷暴力。大部分分離性身份障礙患者的症狀都比較隱蔽、微妙。臨床上最典型的表現是一種難以控制的精神障礙，通常是情緒障礙，或者多種軀體障礙。

目前觀點認為，分離性身份障礙是一種發展的創傷後應激障礙，它通常在6歲之前開始，儘管診斷會遠遠遲於6歲。創傷環境以及與照料者關係不佳會破壞這個階段正常的個人身份的確立，包括地位、情緒以及個人和社會語境的改變。這些事實表明一些發展與其他身份相分離。結果是個體體現許多相對實在的、獨立的自我狀態。這些自我狀態通常彼此衝突。DSM中DID的診斷標準包括成年個體反覆被兩個或更多彼此分離的身份或人格狀態控制，伴隨對重要資訊的記憶缺失，且並非由酒精、毒品或藥物以及其他軀體疾病（如複雜性區域性癲癇發作）造成。診斷通常由專業的心理健康專家進行，比如精神病醫生或心理學家透過臨床評估、對患者家人及朋友進行訪談，同時要考慮其他輔助素材。評估過程中可能要使用專門設計的訪談（如SCID-D）及人格評估工具。

四、蘇璦的治療

梁亮關切的詢問這種精神疾病如何進行治療，我告訴他，目前治療普遍是分階段的、折中的方法，更多地關注最初階段，關於更後期的治療目前還沒有系統的、實證支援的方法。常見的治療方法是一種結合多種治療技術折中方法，包括認知行為治療（CBT）、自知力療法（insight-oriented therapies）、辯證行為療法（DBT）、催眠療法和眼動脫敏與再加工治療（EMDR）。藥物治療主要針對共病的精神障礙和（或）減輕某些特定的症狀。

我坦誠地說，蘇璦的病情相比麥肯而言是比較輕的。她擁有良好的社會支援系統，有深愛自己的丈夫，有自己熱愛的事業。但她需要在醫生以及心理治療師的幫助下熟悉自己的人格，靈活轉換自己的人格，逐漸更好的控制自己的人格，使人格和生活主題和諧共存，透過內部人格間的溝通與合作，讓那個對父母充滿怨恨的小女孩重新感受生活中的美好，相信自己有能力做一個好母親，從家中最多餘的那個人，變成家庭裡最需要的那個人，使自己控制自己的選擇和行為，進入正常的生活。

在臨床工作中，醫患雙方合作性的治療是最佳方式，對分離性身份障礙患者更為突出。源於蘇璦自身有太多的不安全感，看似冷靜的她在整個問診過程中暴露出了強烈的不安全感，她在潛意識裡對治療抱有極高的期待，總會不時地問我“我的病嚴重麼？”、“我需要吃什麼藥？”、“我什麼時候能好起來？”。而完全的保證和預測對任何醫生都不太可能做到，這本身也超過了治療界限。儘管抗抑鬱劑和抗焦慮藥能有效地阻斷蘇璦‘害怕’的症狀——即驚恐和過度焦慮導致的性生活困難，但考慮到蘇璦和梁亮正在計劃要孩子，我建議他們一起接受認知行為治療（CBT），嘗試透過支援性心理治療和門診隨診的治療方式幫助他們。

五、結語

年幼的蘇璦用榮譽和成績來掩飾自己被家人輕視的尷尬，成年後的蘇璦選擇時髦的AA制夫妻來證明自己的獨立與傲嬌，而這恰恰說明她的內心依然還是一個敏感的小女孩子，還無法確定自己是否能夠勝任‘母親’的角色，因為幼年的她被母親無情的拋棄了，她需要透過心理治療直面傷痛，努力改變並修復自己。幸運地事，她擁有一個愛她的丈夫，‘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是梁亮在結婚儀式上對她的誓言。

在經過了七個月的系統治療後，一天，蘇璦和梁亮手拉著手走進診室，送給我一面錦旗，看著一臉蒙圈兒的我，兩個人卻笑的很開心。“謝謝醫生，我已經懷孕了！”蘇璦眼裡閃著激動的淚光，“我跟自己心裡的‘媽媽’和解了，我原諒她了！所以，我準備自己做母親了！”。聽到她這樣說我也笑了，看來心理治療的療效不錯，望著眼前這對幸福的小夫妻，我還是忍不住提醒道：“有了孩子，AA制可能就不太適用了！”“這兒您放心吧！”梁亮說，“我們要共同養育孩子！一家人是‘A’不起的！”聽到這裡，我們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