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較文獻學與書籍史研究工作坊：文字如何變成文獻和書籍

對於文史研究者而言，打交道最多者莫過於文獻和書籍，對二者的討論似乎是老生常談。然而，當我們追問：什麼是文獻？什麼是書籍？什麼是文字？中國古代刻有文字的甲骨、簡牘、銅器，西方刻有文字的泥板，它們屬於文獻還是文物？文獻、書籍、文字、文物，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文字如何變成文獻和書籍？這些看似普通的術語放到一起卻給我們帶來了不少學術難題。

5月25日—27日，由浙江大學外語學院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研究中心、人文學院古籍研究所共同主辦，商務印書館與《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協辦的“中西比較文獻學與書籍史研究工作坊”召開。來自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山東大學、商務印書館等單位的22位學者應邀參加了會議。

5月26日上午，工作坊在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開幕。浙江大學世界文學跨學科研究中心主任聶珍釗教授率先致辭，他認為文獻和書籍對人類文明的價值無可取代，文明歷史越悠久，文獻和書籍越獨特，這種文獻與書籍的交流對比就顯得更加必要。將人文領域不同學科集合在一起，討論各自關心的前沿問題，正是本次工作坊希望達到的目的。

工作坊召集人、浙江大學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研究中心主任郝田虎教授認為，羅馬神話中的傑納斯有兩張面孔，可以用來比喻本次工作坊：這兩張面孔既面向過去，又面向未來；既面向中國，又面向西方；既面向本學科，又面向跨學科。工作坊另一召集人人文學院副院長馮國棟教授介紹了工作坊的緣起。馮教授認為中西古今學術研究的物件雖有不同，但皆以文獻與書籍為基礎。對文獻和書籍的處理，東、西方都有悠久的傳統，互相借鑑印證非常必要。而跨學科研究，常可以使我們反思本學科那些“視而不見”“習以為常”的基本問題，而對基本問題的拷問，常是學術轉型的先導。這就是組織這次工作坊的最初緣起。浙江大學人文學部副主任王永和商務印書館編審杜非也分別致辭。

會議主題覆蓋石刻文獻、抄本、手稿、版本、目錄、校勘、版權、閱讀史、印刷史等中西文獻學和書籍史話題，採用一對一評議的方式對與會論文進行了深入的學術交流。

文字之內到文字之外

中國傳統文獻的價值是多層面的，其文字性一直是傳統文獻學研究最為重要也是最受關注的層面。以浙江大學胡可先教授《新出唐代詩人墓誌的價值定位與內涵探析》為例，詩人墓誌型別豐富，撰書者身份各異，創作原因也不盡相同，文字中有大量關於詩人生平事蹟、詩歌創作、婚姻家庭、文學成就的記載，對於正史中立傳甚少的詩人而言，這些記載無疑是詩人生平資料的淵藪，具有傳記文學研究的特殊意義，同時也具有詩歌輯佚的重要價值。文獻的特性是多重的，除了文本價值，尚有不少值得挖掘之處。

南京大學程章燦教授多年來工於石刻文獻研究，他認為從物質文化的角度來看，石刻尚可以是尤物、禮物、景物、玩物、造物、文物。他的研究以朱熹為中心，朱熹一生致力於石刻的文化利用與創作，朱熹與石刻的關係可以用“朱熹的石刻”與“石刻的朱熹”來概括。前者指朱熹所收藏的石刻拓本、撰書的石刻文以及由此獲得的石刻研究成果，石刻的文化蘊涵因朱熹而不斷開拓和豐富；後者指朱熹透過其題刻、題詠展示自己的學術、思想，這些石刻共同參與了朱熹形象的傳播和塑造。這為我們理解“朱文公”的諡號提供了重要的視角。

就文獻的文物性價值而言，北京師範大學張哲俊教授透過對《史記》記載“箜篌瑟”的校勘以及臥箜篌形制的研究，指出兩千多年來古今文人學者都認為箜篌瑟是箜篌與瑟兩種樂器，其實箜篌瑟正是臥箜篌的最初名稱，由此也引發了古代詩人與當今學界一個常見的問題，即古代文人只喜歡用最初的記載，沒有關心最初記載之後發生的變化。當今學者使用文獻時，也是一味地重視初載文獻，並不關注後來的變化，結果就無法明白考古文物與文獻記載的不同，由此帶來的混亂不一而足。馮國棟教授認為，傳統文獻學主要關注文獻的內在內容，對文獻的物質特徵、社會功用關注不夠，應該嘗試建立兼顧內外的文獻研究。他以大川普濟塔銘為例，重建了塔銘生產的過程，從行狀撰寫到塔銘上石，中間經歷了諸多環節，在塔銘的最終文字和物質形態中留下了痕跡。如果不瞭解塔銘的生產過程，就不能透過這些痕跡重建歷史事實，容易被誤導從而得出有悖事實的結論。因此，在透過文獻了解歷史之前，必須研究歷史文獻本身的歷史，應當把文獻當作歷史遺留下來的文物，而不是將文獻中的記載或資訊當作歷史本身。上述幾位專家的討論反映出當下文獻研究已不僅僅立足於文字本身，物質、文化等因素對文字內容及其傳播的作用正在彰顯，文字的物質載體以及文字在物質意義上的呈現方式開始進入學者的視野。

文獻如此，承載文字的手稿亦是如此。手稿是書籍的原始記錄，是文字的最初載體，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缺少對原典的研究，對文字與文化的深層理解無法實現，中西方在這一點上殊途同歸。復旦大學蘇傑教授分梳了西方手稿研究的概況。他首先就譯名分歧談到了中西文獻學比較研究中的接軌與錯位，強調了釐定術語的重要性；然後主要以“手稿與文字校勘學研究”、“手稿與文字發生學研究”、“手稿的整理出版”為目，對西方相關研究進行了概要介紹，以期為方興未艾的中國作家手稿的整理與研究提供有益的參考。而濟南大學陳靜教授則從抄本的社會背景入手，比較了中西方抄本時代僱傭抄書關係中的抄書人在職業特徵上的不同。中國抄本時代的傭書者一直是貧寒士人，他們多以個體身份直接與僱主打交道；而在西方，抄書人自古就與書商發生密切關係，凸顯了中西方文明的不同走向。

浙江大學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研究中心主任郝田虎教授以1720年版《彌爾頓詩集》為具體例證，使用西方分析目錄學的方法，從印刷史和出版史的角度探討了該書排版、插圖和導字之間的關係，展示了分析目錄學的一般方法，以此揭示文學文字的呈現形式及其生產過程。郝教授認為，外國文學研究需要研究方法的革新，西方目錄學（包括分析目錄學）的方法將有力推進我國新時代的外國文學研究和文獻學研究。作為研究背景，他還簡要介紹了分析目錄學在英國和美國的發展概況、代表人物及方法論特徵。浙江大學何輝斌教授則以莎士比亞第一對開本與四開本為例展示了波拉德的新目錄學。波拉德把文字校勘與圖書的物質形態研究結合起來，自他之後，英美目錄學開始由文字之內走向文字之外，在有機融合中誕生了影響深遠的新目錄學。

除了物質載體，文字背後的創作主體及受眾也是本次會議的重要關注點。北京大學程蘇東副教授以《春秋》及其早期闡釋為中心探討了書寫文化的新變和士人文學的興起。他認為早期《春秋》學建立了一種基於“私人性書寫”的文字闡釋體系，這種私人著述不同於宮廷文化傳統的程式化書寫，強調個人價值和個人化的書寫風格，讀者也需要透過對個人化書寫的把握來體會書寫者的獨特用心。這種革新影響了士人文學傳統的建立，值得研究者關注。

靜態書籍到動態書史

從唐人墓誌到西方抄本，與會學者盡數中西文獻之珍寶，將文字之外的歷史與故事娓娓道來，為工作坊提供了紮實的比較文獻學研究。與此同時，工作坊的另一重要研討物件則是書籍史。立學以立身為先，以讀書為本，唯有以書為本，方知學統之演變。書籍史研究恰恰為此而生，書籍之發生、發展及演變皆融會貫通於這一似小非小的學科內，用歷時的眼光看待書籍恰能燭照共時視角下看不到的幽暗處。

山東大學何朝暉教授以中西書籍史比較為基點，簡要回顧了中西書籍史比較的歷史，梳理了中西比較視域下中國古代書籍史研究的若干主要論題，如印刷時代、閱讀革命等，指出以比較視角研究中國古代書籍史需要注意的陷阱和誤區，並展望書籍史比較研究未來的發展前景。南京大學趙益教授針對該問題也進行了獨特思考，提出中西文獻傳統沒有高下之分，只有特色不同，而基於中西比較的視野來考查中國古代文獻，更有助於發現中國古代文獻歷史成就的獨特性。其獨特性有三：第一是具有獨特的連續性內涵，其中最重要的是書寫系統獨一無二，文獻書面語一以貫之；第二是文獻整體在各個方面保持穩定；第三是中國古代文獻主要是以精英文獻為主。這些歷史特點是透過中國古代文獻的具體實際體現出來的，因此也必然能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的基本特色相互印證。

復旦大學王柏華教授以美國詩人狄金森的手稿研究為起點，勾勒狄金森詩歌從手稿本到印刷本再到電子本的變化過程，聚焦幾首詩作的文字實驗要素在書籍史中的抹去、復原與流變，以進一步反思狄金森詩學實驗，為狄金森中譯提供可靠基礎。河南大學王鵬飛教授介紹了羅傑·夏蒂埃獨樹一幟的書籍史研究，這位年鑑學派第四代代表人物洞察到以往書籍史研究中的方法論過失，開創了計量史、心態史與新文化史相結合的研究正規化，對閱讀實踐的強調擴大了書籍史研究的範圍。夏蒂埃整合了西方書籍史研究，將書籍史研究帶到新的高度。

浙江大學王勇教授探討了比較文化視域中“筆談文獻”如何巧妙地融合了視覺與聽覺。“筆談”是東亞漢字文化圈獨特的跨語言交際方式，由此形成的文字兼具口頭語與書面語特徵，既無法在東方傳統文體中將之歸類，也無法用西方語言學理論揭示其本質，因此可以說是一種新的文獻體裁。筆談文獻表現出許多獨特的特徵，它延續時間長、涉及範圍廣、形式獨特、內涵豐富、體量巨大，具有特別的研究價值。而浙江大學姜文濤博士則從近來北美文學研究模式變化的角度來闡釋數字人文出現的學科環境，並將其放置在西方近代文學以及作為大學學科體制文學研究的歷史語境中，以期引起關於數字媒體時代文學研究和教育的反思。

此外，北京大學楊明教授、浙江大學李承華副教授和復旦大學張仲民教授分別從法學、藝術學和歷史學的角度探討了英國版權的起源、木版複製時期的圖文關係以及梁啟超與近代中國閱讀文化的形塑等重要的書籍史問題。他們的專業展示將中西書籍史研究引入了廣闊而迷人的跨學科視域。

正如主持討論的沈弘教授和趙益教授所說的，工作坊為中西比較文獻學與書籍史研究開啟了破冰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