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大帝和“理財大師”桑弘羊，靠什麼變革，鑄就了偉大的漢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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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繼續分享吳曉波老師的《浩蕩兩千年》，前面我們聊了幾位偉大的變革家：管仲、范蠡和商鞅。今天我們聊聊漢朝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以及漢武大帝和桑弘羊是如何打造一個偉大的王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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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的自由時代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駕崩，中央政權瓦解，第二年，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天下紛爭，群雄逐鹿。公元前202年，劉邦建立漢朝，定都長安（今天的西安），由此一個偉大的帝國開始。

漢帝國建國時，經過連年征戰，滿目蒼夷，亭長出生的劉邦對商人和儒生非常反感，漢文帝時期，甚至都不讓商人為官。但在經濟政策方面，改變了自商鞅以來的中央集權政策，開始放鬆對自然資源的壟斷和專營，減免了關稅，使得自由貿易日趨活躍。另外，在農業方面，也減免農業稅收，同時也對周邊國家不輕易出兵，儘量委曲求全，維護和平。這樣的放任自由的政策持續了70年，促進了漢帝國的大繁榮，史稱“文景之治”。

有人說，只要給中國人50，60年的開放和寬鬆的經濟政治環境，勤勞勇敢的中國人就會帶來一個繁榮的時代，“文景之治”和“改革開放”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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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我們說回漢朝，在商界崛起成為一股強大的勢力的同時，漢朝是中國商人獲得的第一次長時間的自由發展的時期。

當時的商業主要集中在四個產業：鹽鐵業、流通業、種植業和金融業。

鹽鐵業是古代國家的支柱產業，其次是流通業，中國地域廣大，各地特產繁多，所以流通業也不可小視，當時主要的流通工具包括馬車、牛車和船舶。排在第三的是種殖業，最後是金融業，也就是鑄錢業。

從漢代至今，能源、流通、金融成為國家的支柱產業一直延續了下來，而且當時的商人階層開始出現了專業化經營的萌芽，手工業製造開始發展起來。司馬遷在《史記》中記錄了這些行業富商故事的同時，還表達了對財富和商業規律的理解。“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意思是，追求富貴是人之常情。除了財富觀以外，司馬遷還對商業經驗的規律提出了比較系統的看法，也將他的三段論述連線起來，可以讀出許多普世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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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財富分為三類，本富、末富、奸富。本富就是靠農耕致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奸富就是透過不正當手段致富。

其次：

一個人想要由貧致富，從事農業不如去從事製造業，而更好的是流通業。

最後：

一個人和一個家庭想要保住財富，就是到商海中去倒騰，賤買貴賣。

劉邦興漢之後，實行了分封制，各地紛紛建國，中央集權出現旁落，地方權貴和商業富豪聯合起來對中央形成了威懾。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是一對難以調和的矛盾，權力的下放，可以啟用商業和人們的創造力和積極性，經濟得以快速發展，但是這大大削弱了中央的凝聚力。如何權衡集權和放權，是歷代政權首要考慮的問題。

在七國之亂後13年，公元前140年，漢景帝駕崩，結束了文景之治，16歲的劉徹登基，成為漢武帝，漢武帝改變了之前的休養生息的自由開放政策，加強了中央集權，文治武功，將漢帝國打造成為最強大的國家。

在思想統一上，與之前秦始皇的不讓人讀書不同，他改為讓人讀一種書。在帝國版圖上，漢武帝功伐四野，在20年時間裡，漢武帝大大擴充套件了帝國版圖，在公元前121年，為補充中央財政，漢武帝開始推行一系列強硬的經濟政策，具體的操盤人是：桑弘羊（公元前152-80年）。

接下來，我們聊聊漢武帝和桑弘羊的經濟變革，看看他們是如何打造一個偉大的帝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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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邏輯

與管仲和商鞅時代不同，漢朝的人口已經達到5000萬之眾，要管理泱泱大國，需要不僅僅是策略和計謀，更需要的是膽識。桑弘羊就是這麼一位偉大的變革家，歷史對他的評價也呈現出兩面，一方面認為其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理財大師，另外一方面也訴斥其為“亂國酷吏”，歷史總是殘酷的。

桑弘羊出生於洛陽的一個商人家庭，13歲入宮，輔佐漢帝國近60年，在其與漢武大帝劉徹一起的操盤下，漢朝成為了一個超級帝國。其改革策略主要從產業、流通、稅收和貨幣幾個方面入手，打造了一套嚴密的整體配套體制改革。

1：產業和貨幣

經過70多年“文景之治”的自由和穩定商業發展，漢朝地方資本和財富已經非常豐盈。所以要分割地方財富，收回國有資產。桑弘羊從其主要的支柱產業鑄錢業、煮鹽業、治鐵業入手，相繼將其國營化，這與管仲時期的鹽鐵專營又更進了一步。比如，只允許國家鑄錢，民間鑄錢死罪，廢除了舊幣，改鑄五珠錢，這種圓形方孔的錢幣一直沿用了740年。

在此過程中也受到了地方和民間資本的阻擾。但在桑弘羊鐵腕的治理下，鹽鐵等產業迅速發展，成為中央財政的重要來源，也為其軍事擴充套件提供了資金支援，同時還壓制了地方勢力，可謂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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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通業

桑弘羊將流通業收歸國有，其目的有兩個：“均輸”，就是統購統銷；“平準”就是物價管制。當時漢朝地方廣大，各地特產流通是一個很大的產業，成本也非常高昂。採用了“均輸平準”的政策後，國家統一採購，然後統一銷售，進行物價管制。形成了一個由中央統一管理的國營商業網路。在流通和價格管制方面，形成了一種非常典型的計劃經濟運作模式，但這一策略當然是極大地打擊了商人和地方官僚的勢力，讓中產階級相繼破產，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權貴。1949年建國初期，我國採用的其實就是這套策略。

3：稅收

桑弘羊為增加國庫收入，提出了向全國有產者徵收資產稅，稱為“算緡”，並頒佈了“算緡令”，凡工商業主、高利貸者、囤積商人等，都需要向政府上報資產，並按照資產多少繳納稅收。後來又頒佈了“告緡令”，讓人們相互舉報，告發隱藏資產的人。這一政策更進一步收颳了民間資本，並挑動了“人民戰爭”。

在歷史上，漢武帝是第一個建立了完備的中央集權制度的大獨裁者，在同一時期，羅馬帝國的凱撒大帝（公元前102-44年）也是另外一個獨裁者。東西方在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上實現了高度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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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弘羊主持全國財經事物長達23年，是漢武大帝的最大功臣，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理財大師”。

強勢的國營體制，這種國家主義和計劃經濟的模式也有兩面性。在短時間內發揮了中央積累財富的作用，迅速提升了國家生產能力和財政能力，為對外的軍事擴充套件提供了條件。但是長期來看，這樣的政策削弱了民間經濟的積極性，導致了社會機能的退化，民眾不再儲蓄，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可謂長遠。

在劉徹晚年公元前87年，還頒佈了《輪臺罪已詔》，是一代梟雄的懺悔錄，兩年後漢武大帝鬱郁寡終，桑弘羊的政治生命也因此走到了終點。在公元前80年，75歲高齡的桑弘羊以某犯罪被抓捕，並處以酷刑，一代理財大師就此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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