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完孩子100天，她選擇去酒店睡覺
央視網訊息
：分娩後的第三個月，家住海淀區的李真女士出走了。
最近一週她開始頻繁失眠，截至出門前48小時，她只勉強迷糊了不到2個小時——孩子哭、公婆唸叨、漲奶、哺乳……時間和空間被細瑣的事物分割成碎片，李真的焦慮就像一間塞滿幹稻草的倉庫，隨便一個火星就能引燃。
李真在家附近的酒店開了一間房，她特地跟前臺強調，要一間“零壓房”。進門後拉好窗簾，異常安靜的房間很快讓李真放鬆下來——她的需求被壓縮到最低，只是想踏踏實實睡一覺。
“娜拉的出走”並沒有持續太久，一個小時後，久違的睏意向李真襲來，但尷尬的是，她開始漲奶。最終李真選擇退掉房間，默默打車回家。
這時候作為一個旁觀者，你才開始確認，社交網路上那些穿著時髦的親子裝談論育兒經驗的“全能媽媽”，似乎營造了一個讓大眾對當下產後女性生存狀況過度自信的虛假氛圍。當我們把焦點短暫地從她們身上移開時，這些人群中迷茫而疲憊的新手媽媽，才是景深被放大後的真相。
正名
2017年中秋節，靳佩玲用絲巾在衛生間的水管上繫了個死結。
小姑子拽她下來，兩個人一起摔在地上，靳佩玲用拳頭歇斯底里砸著自己的胸口：“死都不讓死是不是？”。
事情發生後，婆家人找來了陰陽（西北方言：類似於巫師）作法。這位本土出產的“大師”掌著桃木劍在她四周亂戳，紙灰撲簌中，大師含了一口水噴向她——據說這能祛除病人身上的邪氣。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他們都相信——靳佩玲瘋了。除此以外，沒有什麼能合理地解釋一個生產完不到三個月的女人，為什麼好端端就哭，為什麼連續十多天悶在屋子裡，為什麼連孩子看都不看一眼，為什麼想死。
同事的老婆即將臨產，飯桌上，祝冰的丈夫向他分享經驗：“少說話，多換紙尿褲。女人生完孩子頭幾個月很可怕的，隨便一句話就會炸毛。”
祝冰附和著眾人笑起來，沒人注意到她努力地眨了眨眼睛，把即將泛出眼眶的淚水逼了回去。散場時，她特意停下來去攙扶席間的那位孕婦：“生完孩子你要想開點，如果不開心可以打電話給我。”
那位要靠出走找回睡眠的李真女士，20歲出頭時曾在半夜接到過堂姐的電話。她聲嘶力竭，要抱著剛半歲的孩子跳樓。
有堂姐的前車之鑑打底，在孕晚期的準備中，習慣於把一切條理化的財務工作者李真將“調整產後情緒”列入自己的記事本。
但當“情緒低落、喪失興趣、失眠、疲憊……”這些此前只在概念裡存在的症狀，一條條在自己身上開始冒泡時，李真毫無招架之力，她才意識到，面對產後情緒失控，自己就像一個過度自信的拳手，搞錯了量級、上錯了擂臺，一秒鐘就被對手KO在地。
1892年，美國著名女權作家夏綠蒂·柏金斯·吉爾曼發表小說《黃色牆紙》，這部作品融合了作家產後的親身經歷，她因為疲憊、焦慮、憂傷，被丈夫強制關在家中“休養”。她甚至產生了強烈的幻覺——黃色的牆紙下蠕動著一個被禁錮的女人。
直到76年以後，精神病學專家布萊斯·皮特才第一次在1968年的《英國心理治療》雜誌上提出了產後抑鬱症這一概念：特發於女性產後這一特殊時段的抑鬱症。
2013年５月，美國新頒佈的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第五版標準將產後抑鬱做了時間擴圍，“產後抑鬱”被規範為“圍產期抑鬱”，從妊娠開始至產後４周內都有可能發生。
在流行病學的統計資料中，我國圍產期抑鬱症的發作率平均為14。7％，有媒體按這個資料得出了“每7個媽媽中就有1個產後抑鬱”的結論。
但實際上，情況似乎要更糟糕一些。
“抑鬱症病人的識別率非常低，只有10%左右。圍產期抑鬱的識別率要比這個更低一些。”北京市回龍觀醫院抑鬱症病房主任陳林教授提供了這樣一個數據。
再者，這組資料並不包括那些處於抑鬱狀態但沒有達到臨床診斷標準的新媽媽。現實生活中，覺得自己有產後抑鬱情緒的產婦要遠遠大於這個數字。
這也意味著，至少在當下，由孕產帶來的女性情緒危機，是一個真實、普遍存在著的問題。
失控
香港作家亦舒在小說《銀女》中描寫過接生的場景，婦產醫生安慰產婦：“不要緊張，女皇帝都要經過這一遭”。
李真不知道女皇帝在過這一遭時是不是還保持了優雅和威嚴，但對她來說，生產是一件尊嚴全無的事情。
陣痛10個小時後，她被推進產房，身上只穿著一件被羊水浸透的棉布睡裙。“那天，至少有十幾個人看見過我叉開雙腿面目猙獰的樣子，懷裡還抱著一個可笑的尿袋。”
因為在分娩時過度用力，她大小便失禁，陪產的老公有些尷尬地別過頭。
還有產後便秘時坐在馬桶上和自己較勁的瞬間，被五六個女性親戚圍觀哺乳的瞬間，因為堵奶半裸著敷土豆片的瞬間，套上塑身衣也塞不進連衣裙的瞬間……就像一根根毛刺扎進李真心裡，讓她覺得曾經清爽利落、得體大方的自己被一點點消磨殆盡。
祝冰的產褥期是從一碗豬蹄湯開始的。因為奶水不足，她成為導致孩子不停啼哭的“罪人”。婆婆從老家請來的月嫂抱著嬰兒在她身邊走來走去唸叨：“寶貝好可憐，媽媽好沒用。”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在“下奶湯”的作用下，祝冰整個產褥期足足重了15斤，來看望她的同事直呼：膀大腰圓！但在婆婆生活的關中平原，這就是好生養的表現，她興奮地對祝冰表示：“下一胎肯定生男孩。”
靳佩玲的媽媽則請來了鄉間中醫替產婦艾炙，據說這樣能使子宮變得溫暖，更容易生出男孩——她擔心女兒如果頭胎生了女嬰，會讓婆家不滿。
每次揭起上衣接受“理療”，靳佩玲都覺得自己像家裡養過的母豬，“一窩窩下崽，誰都覺得它是個寶貝，誰都拿它不當個東西。”
這些消極的情緒在她們心中反覆發酵，醞釀出越來越濃稠的不滿和怨憤。
“要說有啥大事兒，真沒有。”回憶起孕產期的一地雞毛，許多人甚至講不出具體的事情：“但如果說生孩子是一段完全幸福快樂的經歷，那也是假話。”
暴風眼
新生兒的父親，在這場陰翳的情緒風暴中被推至中心。如果他穩得住，則一切尚好，如果他表現不佳，風暴會加速撕扯家庭。
所有的嬰兒體內都有一個上足發條的鬧鐘：兩小時吃奶一次，三小時換尿不溼一次（甚至更頻繁），每次吃完奶後洗奶瓶、換完尿不溼後洗屁股……週而復始，是一項十分沉重的體力勞動。
李真曾嘗試過讓老公在夜晚幫自己完成這些專案，但每每等她又掐又踹叫醒對方，孩子的哭聲已經連鄰居都吵醒了；後來，在婆婆的建議下，丈夫乾脆搬去了書房，理由是睡不好會影響工作。
李真就是在這樣規律勞動中徹底丟失了睡眠。在孩子拍完百天照那天，她第一次一整晚沒有睡著，緊接著就是第二次、第三次……一捱到枕頭，李真就緊張得發抖，她覺得自己頭腦中始終緊繃著一根弦，總會在即將睡著的那一瞬間被自動撥響。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失眠的夜晚，聽覺會變得異常靈敏，李真聽得到孩子的夢囈，丈夫的呼吸，甚至還有魚缸注氧的聲音，然後一秒、一秒等著天亮。這才有了文章開頭的一幕。
祝冰的產褥期正好趕上2018年世界盃，丈夫每天都約好了同事一起看球。但因為跟婆婆相處得不甚愉快，祝冰覺得“家裡氣壓實在太低，我每天從下午四點就開始等著他回家。”
在決賽夜晚，祝冰搶走了老公的手機和錢包，披頭散髮、歇斯底里地堵在門口。
“從來沒想過自己會變成一個潑婦，我能看出他眼神中的嫌棄。”祝冰說。
最終，丈夫把祝冰搡在一旁摔門走了，祝冰也離開了家：“我希望他滿世界找我，我希望他在急得發瘋時意識到自己做得有多離譜。”
靳佩玲42天覆查結束後，老公就伸手去解她的腰帶，被拒絕後他當著妻子的面給另外一個女人發了資訊。
提起當時情景，靳佩玲牙關還在發抖“我一邊餵奶一邊哭，眼淚滴在孩子的臉上，我又趕忙去擦，聽說這樣會影響孩子的運氣。我怕她和我一樣，命運不好。”
歸因
在被失眠困擾的日子裡，李真曾嘗試著和丈夫溝通：“我可能是產後抑鬱。”
她認為作為一名接受過良好教育的科研人員，只要適當提醒，丈夫一定能夠明白自己現在的處境。但丈夫卻表示無能為力：“親愛的，你性格太要強了，要學會自己放鬆。”
“聽到這句話，我就知道已經沒有溝通的必要。”李真將對抗抑鬱情緒的過程比作一場“戰役”，她覺得從那一刻起，自己失去了唯一的戰友。
而當祝冰試著跟家人提起一件因產後抑鬱導致母親帶孩子自殺的社會新聞時，婆婆不屑地表示：“我生過三個孩子，要是每一次都抑鬱，就該死三回。”
當人們在談論“產後抑鬱”時，常常將它理解為產後女性的心理在內部發生了某種變化，因此面對她們的求救與掙扎，只能給出“想開點就好啦”這樣無力的建議。
在醫學話語的陳述中，產後抑鬱的成因非常複雜：既有產後體內激素水平迅速下降帶來的不穩定因素，又和個人的身體狀況、家族病史緊密相關。
還有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應激事件，譬如無法適應“母親”這一新角色、隔代育兒產生的觀念衝突、孕期或分娩不順利積攢的心理壓力、孩子出生後帶來的經濟問題……都是導致抑鬱情緒發作的“導火索”。
心理諮詢師劉敏提供了這樣一種觀點：在孕產期，女人似乎更被當作一種“物”來養護——在生活中得到“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待遇；但並非作為一個“人”來尊重——產婦在智力和生理上被過分限制與“矮化”，自由意志不斷剝奪。
“要堅強一點儘量順產，對孩子好”。
“忍住不要哭，否則母乳裡會有毒素”。
“不要怕胖多吃點，當媽媽是最美的”。
觀念之間的鴻溝很難被徹底填平，作為育兒的“主力部隊”，婆婆和媽媽們用勞力換來了絕對的話語權。因為孩子降生被聚攏在一起的兩代人，圍繞著新舊交錯的養育理念，形成了一種極不穩定的家庭結構，時時刻刻都處在觀念衝突危險邊緣。
但無論哪一方面，都不是產婦能自主解決的問題。因此把產婦本身當作抑鬱情緒的“繫鈴人”，認為只要她們不要再死鑽牛角尖就能好起來這種認識，幾近於荒謬。
突圍
“在所有導致抑鬱的因素當中，家庭支援系統是最大的變數。”陳林教授在接診時會盡量對產婦家屬講清楚產後抑鬱的嚴重性，他認為如果家庭能夠提供足夠正面的支援，產婦的抑鬱情緒在很大程度上會得到調節。
但同時，“如果到了影響生活或者工作的情況，必須得接受治療”。
被失眠折磨的一個月裡，李真想盡辦法安慰自己，睡不著就不睡了，只要睏乏到一定程度，絕對能睡著。在最情況最糟時，李真半夜起床跑過步、洗過衣服、背過晦澀的專業英語詞彙……
“我不能再這樣了。”某天清晨，她告訴公婆自己要去醫院開幾片安眠藥。在此之前，公婆一直以“吃了藥不能哺乳”為由不讓她就診。
站在北京市回龍觀醫院門口——這是一所著名的精神衛生專科醫院。
李真拍了張照片發進閨蜜群：“哈哈，我要去精神病院了。”
她想透過自嘲來疏解不安與焦慮，主動走進“精神病院”，即使對她這樣的新女性來說，也不是件毫無心理障礙的事兒。
“產後抑鬱識別率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病恥感’。”陳林從心理學角度解釋了李真的負面情緒：“在我們的文化中，生孩子是一件喜慶吉利的事兒，大部分家庭、包括產婦個人很難接受和精神病院扯上關係。”
產婦不願意主動走進醫院，並不意味著醫療系統可以無所作為。
“某種程度上，這些問題要靠政策來解決。”陳林教授說。
2014年，受世界衛生組織委託，國內婦產科、婦幼保健、社群衛生、精神、心理等20多位專家，經過２年的調研和論證，完成了一份《產後抑鬱障礙防治指南的專家共識》。
陳林參與了《共識》的主要調研和撰稿。這份抽離了情緒、猜測與責備的學術檔案，為產科和社群醫生等相關醫務人員提供了圍產期抑鬱的篩查量表、轉診標準和治療方法。
但在實際操作中，北京市西城、豐臺、房山三個開展孕產期抑鬱干預專案的試點區，識別率和轉診率之低都遠遠超過陳林的預期。
陳林認為應該建立一種讓產婦能迅速確診、轉診、接受治療的路徑。比如將抑鬱篩查納入圍產期檢查的全過程，比如說在婦幼保健院成立專門的心理門診，以提高患者的接受度。
在他看來，如果將識別、診斷產後抑鬱的醫療資源下沉到每一個婦產醫院和社群醫院，能大大改善情況，“這裡存在一個矛盾，圍產期抑鬱是一個精神科疾病，但主要人群在婦幼保健院，我們要嘗試著建立一個聯合會診的多學科協作的診療機制。”
告別
記者提到的靳佩玲讓陳林很擔憂，他建議儘快就醫：“這已經有比較明顯的自殺傾向了。”
但靳佩玲恐怕不會來了，因為在後續的交流中，她告訴記者自己已經懷了二胎，不希望受到打擾。
“這次生個男孩就好了。”靳佩玲認為，只要生了男孩，那曾經疊加在生育肉體疼痛上的心靈傷害，都不會再有。
心理諮詢師劉敏則沒有那麼樂觀。她說，產後抑鬱的複發率極高，只要有足夠且合適的觸發事件，它就會捲土重來。
祝冰則在孩子百天的聚會上被“治癒”了，她的閨蜜送給她一條項鍊：“大家都送禮物給寶寶，但我要送給你，你這麼堅強、這麼努力，應當被好好珍惜與愛護。”
那一瞬間，祝冰覺得自己長期以來壓抑的情緒找到了出口，她從未逃避做母親的責任，也不是矯情和脆弱，只是渴望被理解。
“項鍊的吊墜是個王冠，我覺得每個媽媽都值得被‘加冕’。”祝冰哽咽著，她知道，閨蜜也在坐月子時與家人發生過嚴重的衝突，這意味著她們都和這段特別的日子達成了和解。
在回龍觀醫院進行了專業療愈後，李真提前結束產假，回到工作崗位，認為做個好媽媽的前提，首先是成為好的自己。
她在日記中寫道：“在被激素分泌、觀念衝突、生活失序集體圍剿的這段日子裡，我開始失眠、易怒，深夜慟哭。這個過程沒有伴隨非常激烈的家庭矛盾，但卻是一個人與自己殘酷的巷戰，我突然意識到，我的母親，我母親的母親，每個人都有過行走如風、眼神明亮的少女時代，是什麼讓她們最後變成了孤獨、疲憊的媽媽？”
“產後就是一個分水嶺，許多女性在這個短暫的時期受傷，終生不愈，最終妥協於性別賦予的命運。”
“但生育一個孩子的意義是什麼？絕對不是為了讓一切變得更糟，藉著這個新的生命，也許我們可以將自己重新養育一遍，變成更真更好更智性的人。”
合上本子，李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輕鬆，正在咿呀學語的小妞無意識發出“mama”的音節讓她無比驚喜。她將孩子攬進懷裡，似乎又看見了幾個月前那個蓬亂著頭髮、黑著眼圈想找地方好好睡一覺的自己。
她在心裡輕輕說：“再見”。
這是一次有些漫長的告別。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皆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