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華：唯有靠專業和努力去改變
文/朱琳
關於“你我夥伴”的理事長張耀華，能找到的報道很多，硬核分享很多，唯獨故事很少。“你我夥伴”的官網亦如此，條理分明，言簡意賅，在藍色主調的襯托下，一種理性氣質撲面而來。
張耀華頻繁出差，工作很忙，這次訪談也是在他出差工作途中見縫插針完成的。出於好奇，我們上來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他在公開平臺上表現出的這種理性氣質是怎麼修煉的”。
“我自己其實很感性的，很懷舊，也特別容易感動。”張耀華的聲音聽起來非常溫和，無論是說成績還是困難，語氣都很平緩，確實不太像我們一開始腦補中的感覺，“你們感覺的理性是我這些年工作下來，特別是做了很多管理工作後，必須形成的一種冷靜。”
“畢竟你們也很理解這一點，公益是要在有溫度的情況下儘量專業、規範、合理地做事情。”
“這是我對這個社會的價值”
跟很多人一樣，如果不算和初中同學打鬧被當眾脫下褲子，或者偷翻家長東西偶然看到小電影的話，張耀華小時候對性教育的接觸度基本是零。真正第一次接觸到與性有關的知識是他在廣西民族大學讀本科的時候。某個下午，學校裡一個專門做性教育的社團來到張耀華的班級，給他們上了一個時長2個半小時左右的性教育課。很多年過去，張耀華已經記不大清楚當時的場景，只記得這堂課帶來的衝擊感。
“第一個衝擊就是，我都到了大學，居然還沒聽說過月經、遺精這樣的詞，我沒想到這些事可以拿出來說。第二個感覺就是當時給我講課的人特別知識淵博，能給我帶來這麼多專業的、我沒聽說過的資訊，我當時就覺得他們好偉大。”
張耀華其實是個不太喜歡外出社交的“宅家看書黨”，但他同時又很嚮往這種透過給別人分享資訊實現幫助的過程。於是沒過太久，他就加入了這個社團，成了其中一個“講師”，大學4年下來，張耀華給別人，也給自己，講了足足400多場性教育課。
“我們當時就一個教室一個教室地講，講得太多了之後，那種講課的新鮮感、獲得感和自豪感慢慢沖淡了。”張耀華說，性教育在知識層面只是一種科普，但性教育背後的那些價值觀慢慢改變了他看待世界和自己的角度。
“它讓我知道了這個世界是多元的，是包容的，你必須先看到這個多元化的世界，然後你才能去倡導人們相互尊重和理解彼此間的差異。”
畢業以後，張耀華全職去了支援學校性教育社團的西安市光源助學公益慈善中心，也就是大家現在更熟知的“你我夥伴”的載體機構。其實，與其說是張耀華去了公益組織，倒不如說是組織主動找到了張耀華。2014年，張耀華正一邊繼續做性教育宣講，一邊和同學一起籌備艾滋病題材的舞臺劇，他忙而不亂的幹練風格被當時剛好也在學校裡做督導的“光源”專案主管記在了心裡。一年後，那位主管在給一個職校性教育專案招募負責人時，想起了這個行事穩重的男生，便詢問他是否有興趣來嘗試一下。
如果不是因為有人主動伸出橄欖枝，傳媒專業的張耀華原本的職業計劃是去藝術培訓學校當老師。“我當時兼職也積累了一些口碑，工資也挺高的，比我現在的工資都高。我自己和家裡人都覺得可以往這條路上走，至於公益這邊，我更多還是一種參與者的心態，大四的時候還沒有真的想過要把這當成職業來做。”
有意思的一個地方是，22歲時的張耀華沒把公益當做一種職業選擇，並不是因為職業公益人待遇低之類的原因，相反，他是認為公益的要求很高階。他最後決定選擇全職做性教育方面的工作，是因為他覺得加入一個位於北京的、有國際背景的公益機構聽著很酷。甚至在一開始申請的時候，他還擔心過自己的水平夠不上機構的門檻。
“在這個工作之前，我對公益慈善沒有太多很深的理解，我在學校裡就只是有一些志願者角度的認識，只是確實很喜歡那種到處演講、跟不同的人打交道的生活。然後對性教育這個事，我當時心裡有種特別自負的想法，就是覺得自己是天選之子，這個事情就要我去做，這是我對這個社會的價值。”
張耀華的家人雖然更希望他去考公務員，但也並沒有反對他的選擇。老兩口的觀念比張耀華自己還簡單：兒子乾的事情有意義，又幹的開心，那這份工作就不算差。
於是，帶著一種年輕人特有的“膨脹”，張耀華去了北京，成為了一名“天選公益人”。
“做產品不可能一勞永逸”
“你我夥伴”的概念誕生於2015年冬天，那時候張耀華已經入職半年，並因為在職校性教育專案中的展現出的出色工作能力迅速晉升為專案官員。
在給一個衛校試點做培訓的時候，一個16歲的男生告訴張耀華，因為不知道“安全期並不安全”，他的女朋友懷孕了。最後，兩個年輕人決定把孩子生下來，男生還未成年就做了爸爸，女生則因為撫養孩子再也沒有繼續上學。衛校學生的性知識居然也如此匱乏，這件事讓張耀華深感驚訝。
2016年，為了能更好的融合性教育與公益服務，張耀華和同伴們一起建立了“你我夥伴”的雛形，並定下了“讓每一個兒童和青少年都能享有優質性教育”的願景。和一些公益專案不同的是，“你我夥伴”創立至今，並沒有經歷任何大的發展思路方面的調整，自成立之初，專案成員們就決定了要以“規模化”作為最終目標。
選擇規模化戰略的原因很簡單，性教育這個事，就是必須實現量級發展。在中國，有1億9千萬年齡段在6-18歲的孩子在學校幾乎沒有任何機會去接受性教育課程，這一環節的缺失會給他們人生帶來很大的影響，包括會增加他們意外妊娠、流產、性傳播疾病機率的直接影響，以及學業中斷、身心健康受損等間接影響。與這個數字相比，張耀華一個人，“你我夥伴”的幾個人，亦或是國內一隻手能數完的幾家組織都算上，僅靠提供直接服務能達到的效果都遠遠追不上實際的需求。
方向是有的，問題是怎麼朝著這個方向走起來。要實現規模化，張耀華和同伴們就必須改變既往的專案模式，改變和其他合作者之間的結構，改變服務的邏輯和價值鏈，換句話說，就是將公益服務“產品化”。“你我夥伴”的成員誰也沒做過類似的課程，專案成立後的頭三年，幾個人一直在試錯和調整，不斷自己推翻自己，“甚至很多我們一開始信誓旦旦覺得以後肯定不會走的路線，轉了一圈最後發現，還是得這麼走。”
在我們聽來，“你我夥伴”的進化過程，基本可以總結成是一個持續不斷的“基於利益相關方分析的迭代”。關於課程設計本身，最開始“你我夥伴”定位的使用者只有學生，所以他們想象的課程就是一套直接給學生播放的動畫課程。但很快他們就發現，繞過老師這個關鍵利益方不可取。“我們本來是想避免老師不夠專業、不能正確傳遞資訊，所以就說有全國統一的動畫片就夠了。後來我們發現其實性教育課程的真正操作者是老師，如果要讓學生能上課，我們就必須讓老師從這件事裡獲益，產生積極性。我們直接提供一套課程，就破壞了老師們的價值鏈條，他們覺得這個課和自己沒有關係，也很可能不信任課程內容本身，如果我們不解決他們的需求，就沒法讓核心受益人觸及到產品。”
於是“你我夥伴”又開始調整設計，圍繞動畫做了一套課程系列，加設其他參與互動的環節，讓老師帶動學生一起討論和分享。團隊成員會幫老師們準備PPT、教輔和周邊資料，給他們提供整個服務資料的記錄和監測評估的工具，考慮到學校領導、家長這樣的相關方很可能不理解性教育課的意義，“你我夥伴”團隊甚至還要幫老師設計出一套倡導和說服領導、家長的話術。
在這個基礎上，經歷了3年的時間、10所學校的試點實驗和數十個版本的修訂，張耀華和團隊成員最終打造出了包含19個課時的適用於中小學的性教育課程體系。“我們還搭配了網路資訊系統，一開始功能上也有問題，我們就一遍遍地改，一遍遍地試，到現在都改到第4個版本了，以後也還會繼續改。”
課程差不多了，張耀華又發現，有許多學校無法安排專門的師資和課時來講授性教育課程，也有許多偏遠地區很難短期內覆蓋到位。為了讓這些地方的孩子也有機會接受科學的性教育課程，2019年開始，張耀華又開始研究怎麼用網路直播課將專業講師和這些學校連線起來，用更低成本和高效的方式提供課程，目前直播課程的資料已經超過了10w+
。
在張耀華看來，這種調整本身就是他的任務。“我們想達成的服務效果，註定和一些相對傳統的公益模式不一樣，我們要面對的就是一直在變動的需求。你做個產品，不能看某個版本沒有效果就放棄。產品需要不斷迭代、打磨和修正，沒法一勞永逸。堅持適應和迭代所帶來的效益才能是非常長遠的。”
好在“你我夥伴”有一個非常良性的團隊氣氛，成員都比較年輕，思維活躍，一邊組團頭禿，一邊鼓勵試錯。張耀華自己也顯得很樂觀，“我從來沒想過會失敗或者怎麼樣，錯了就錯了，錯了就再改。”
2019年之後，“你我夥伴”的業務模式逐漸穩定下來，開始定型。也正是在這一年，張耀華再次升職，成為了“你我夥伴”（西安市光源助學公益慈善中心）的理事長。
“當了管理才發現自己容易暴躁”
“你我夥伴”需要頻繁出差，成員彼此之間很少見面，有些人共事一年下來，能看見對方真人的機會只有三四次。作為一個網際網路產品思維蠻強的人，張耀華很滿意這樣用釘釘走OA、用堅果雲當儲存、用石墨做協同的“雲團隊”模式，他自己當年也是因為個人原因離開北京，去了西安定居，成了一個穩定的遠端工作者。
“我覺得這就是現在的一種趨勢吧。大家在不同的地方辦公不會對工作本身真的造成什麼影響，公益組織的人員型別本身也比較多，沒有那麼多非常穩定的全職，兼職的和志願者能夠參與的時間也都不一樣，加上有一些我們產品的使用者也有可能被培養成培訓者，用不著拿上下班打卡之類的方式去做管理。”
當然不見面自有不見面的問題，溝通效率是一方面，團隊人多的時候，不同文化價值觀之間的碰撞也需要有人從中調和。“很多人際關係上的衝突我也是以前沒有接觸過，作為管理者時才會看到這些，那我就得去儘量聚合所有人，這種團隊管理的本質其實是要讓每個人都能充分參與進來，融入這個團隊，儘量發揮每個人的價值。”
我們問張耀華當了負責人後有沒有什麼特別不一樣的感覺。他說，其實他也是到了今年，在當了2年機構管理者後，才有了和當專案官員時不一樣的體會：“作為管理者真的有些事情是需要往長遠了去想的，這種立場我以前感受並不深。”
管理者必須做出很多選擇，或者說取捨。張耀華在自己的一篇總結裡回憶說，“你我夥伴”在選擇了更大規模的目標後，就只能讓渡一些非核心目標利益，例如規模化需要減少資訊不對稱帶來的資訊壁壘，也就意味著團隊必須壓低產品的成本和獲得門檻；為了鼓勵更多合作伙伴的加入，他們就不能太追求“你我夥伴”的品牌推廣，而是要幫合作伙伴創造他們自己的特色品牌和服務口碑。“我們還要平衡標準化和專業質量之間的矛盾，因為規模化對我們的最大要求就是產品更加簡單、便捷、易上手，我們為此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做這些抉擇顯然是壓力不小，張耀華說在開始接觸管理工作後，他才發現自己好像脾氣有點暴躁：“我以前從來沒意識到過自己是個情緒挺容易波動的人，現在也是要不斷去督促自己多鍛鍊情緒管理的能力，然後才能夠更加平和冷靜地去看待機構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公益慈善領域要彼此融合”
“你我夥伴”現在已經實現了可以同時服務225萬人的規模，在公益行業裡，這是個相當不錯的數字，但和社會問題本身的規模相比，還是很不夠。
性教育不是一個孤立存在的議題，這些年張耀華也一直在尋找更好的拓展合作方式。早在2018年時，“你我夥伴”就曾在三一基金會的支援下資助過15家一線組織，讓性教育課程實現下沉，只不過很快發現了問題。“我們把規模化想的太簡單了。”張耀華回憶說，“一線組織太多了，我們這種直接支援的方式耗費精力和資源都比較大，當時方法也不成熟。”
到了2019年，張耀華又轉為著重培養地方上的樞紐組織，讓它們來分擔一部分職能。“然後我們又發現，雖然我們也培育出了幾個不錯的樞紐，但它們自身負擔已經很重了，我們的期待又太高。於是到第三年我們又覺得，還是得融合一下之前的經驗，儘量去支援一線組織，然後試著在一線組織裡找一些有潛力的培養成中樞節點。這個過程中也會遇到很多新問題，我們也是一點點摸索著去學習怎麼解決。”
所以張耀華一直希望能呼籲整個公益慈善領域融合起來。“我們跟很多組織都在做這樣的嘗試，就是把性教育和它們自身的議題結合起來，把我們納入到它們的場景中去，這樣可以減少很多資源浪費。” 說到這個問題，他特意問我們能不能幫他打個廣告，“我真心期待有這方面需求的組織能主動來找到我們。”
另一個他提到的困難倒是並不新鮮，和我們之前訪談的很多青年公益人如出一轍：相對於鄉村振興、養老、助殘，性教育在整個公益領域仍然是個邊緣議題，再加上“性”本身也仍然有些敏感性，很多資助方在選擇資助方向時，就是更想資助那種效果能夠很快顯現而且“說的出口”的專案。
然而，性教育本身是一種知識性的服務，它培養的是人的意識乃至人格，這種對人的發展投資需要時間來證明。其實早在2018年到2020年期間，“你我夥伴”和清華大學就做了全中國第一個性教育領域的隨機對照實驗。實驗人員以“你我夥伴”的課程為干預手段，在全國36所學校設立對照組和干預組，花了將近3年的時間進行性教育課程的效果評估，得到了非常明顯的正向結果。儘管提起這件事時的語氣很平和，但我們還是能聽出張耀華作為跟下全程的專案元老的那種自豪感。
只是，又有多少公益專案能只靠自己的力量堅持多年，直到被證明確實有效呢？
“所以我就很想呼籲行業裡的資助者能夠有一些思路上的變化，能把眼光放長遠一點，不要那麼著急。”
作為1993年生人，張耀華到今年也才28歲，屬於五四青年節可以享受半天假期的年紀。這個歲數加上“性教育”這個議題，直至今日，可能依然有人會本能般地冒出疑問：這麼年輕，靠譜嗎？
“2015年剛開始做性教育的時候我可能還會挺在意這個的，不過現在已經不會了。”張耀華表示很淡定，“包括我年輕的時候覺得自己是‘天選之子’，現在我也不再那麼想了。現在我就是很平常心，要實現真實的改變，就只有靠努力和專業一點點去實現，別人要質疑，我們就用事實證明自己可以。”
或許，當我們的社會還在認為什麼年齡、什麼樣子的人才能夠或者應該去做什麼事情，這恰恰是證明了社會還需要更多進步。這就像某個透過“你我夥伴”學習了性教育課程的初中孩子在課後給老師寫的反饋紙條裡說的那樣：
改變觀念的路還很長，
老師你們要加油。
在“你我夥伴”突破100萬用戶大關的2018年年底，張耀華曾說了這麼一句話：
“現在回想起來，當我剛進入大學校園的時候，學校有一個性教育的社團，能為我和我的同學們提供一節性教育課程，是多麼微不足道又何其幸運的一件事。”
其實，每一件影響未來格局的大事，在最開始都是微不足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