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未長大”：你不得不承認這一屆孩子跟我們那時不一樣
上一代父母與下一代年輕人之間正在呈現出重重矛盾，傳統觀念中的光宗耀祖、成家立業思想與20多歲的年輕人追求個人幸福和獨立的探索之間經歷著焦灼與PK。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關注“成年初顯期”。掀起一波觀影高潮的《愛情神話》的導演邵藝輝，終於在30歲的時候推出了她的處女作。
“片子裡的安福路、五原路、鉅鹿路……就是我住上海時日常生活的地方。剛來上海我住在常熟路那邊的歌劇院附近，和另外一個女孩合租，一人5000塊。我不用上班，一般中午起床，吃飯之後寫作，有時候去咖啡館寫，寫完就回來，買菜做飯，晚上看看電影。後來也換過幾次房子，但都在這附近，一呆就是六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的邵藝輝，起初還在北京短暫“掙扎”過，很快便轉戰上海，這6年裡，邵藝輝的經濟來源有三：寫小說和公眾號打賞；母親接濟；賣電子煙。
這事擱到傳統觀念和刻薄嘴巴里，就是“白養了一個大學生，畢業這麼多年還不成器”——事業，沒有；收入，不穩定；婚，沒結；孩子，就更別提了。
但是，人們又不得不承認，這樣的事情以後怕是會越來越多了：已經成年的孩子仍然像未成年的孩子一樣不著調，定不下心，他們不在乎掙多少錢，在乎的是這是我想要的嗎？他們可能在各種工作中輾轉騰挪，在一段又一段情感中停留、離開……
今年的北歐衝奧影片，也是戛納獲獎影片《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同樣關注了這一現象。
甜姐朱莉是醫學院的優等生，按部就班的話，前途本應一片光明。可有一天，朱莉發現自己並不想成為外科醫生（當年高考分數高，所以選了醫學專業），給病人做手術太具象，像木工，她認為研究人的靈魂更有趣。於是，掉頭換專業，改學心理學。可第一天上課，她發現心理學也挺沒勁的，教心理學的那個男老師更有意思點兒。瀏覽社交網站上的照片，她突發奇想：我是一個視覺化的人，我應該選擇新的人生方向：職業攝影師。她花掉學生貸款買相機和鏡頭，靠在書店打工養活自己，談一段又一段戀愛，不想結婚不想生孩子，就這樣站在了30歲這道坎上。
北歐國家的高福利制度讓朱莉不需要擔心未來生活，高等教育的機會讓她更願意關注內心感受，女性平權氛圍也讓她在面對妻子和母親身份時有勇氣、有空間去猶豫和拒絕。
生命新階段：成年初顯期
事實上，21世紀的發展心理學界越來越重視這個現象，他們把它定義為新出現的生命發展階段。美國知名心理學家阿奈特將這個階段稱之為“成年初顯期”（Emerging adulthood），它是青春期到成年期之間的銜接。
作者阿奈特提出了“成年初顯期”概念。
經濟發展與文化變遷，塑造新一代年輕人
阿奈特對美國18-25歲的年輕人進行了長達十年的採訪和調查，他發現長大成長變得越來越久。大時代被認為是這一現象的背後推手：製造型經濟轉向需要資訊科技的服務型經濟，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年輕人要等畢業以後才能履行成人的職責，要到20歲後半段；避孕藥的發明引爆了性解放，意味著年輕人不必為了擁有穩定的性關係而步入婚姻；婦女運動提供給年輕女性工作機會，有很多選擇，又沒有20多歲就要結婚的壓力；青年運動詆譭、抹黑成年期，並頌揚保持年輕、像年輕人那樣去行動和感受。
現在學的專業？未必就是我想要的，我得再看看；
就這樣幹一輩子？未必就是我想要的，我得再看看；
從此待在這個城市？未必就是我想要的，我得再看看；
和眼前的戀人共度一生？未必就是我想要的，我得再看看；
生娃，做爹媽？不是我現在想要的，我得再看看；
我不想被困住，或許現在看起來很失敗，可是我還是想要過自己想要生活，屬於我自己的生活……
隨著經濟的發展，全球化的交融，發生在美國、北歐的事情，也正在中國上演著。
“我和她爸爸從小城市考到北京很不容易，對孩子的教育也很看重，讀重點小學、重點中學、重點大學，畢業去英國留學。本想著她這一路比我們走得更高更遠，可事與願違。回到北京她找了一個藝術類工作，一個月稅後1萬元，還說這就是她想要的，她覺得舒服的就是好的。我真覺得自己做父母好失敗，說不出口。你知道嗎？鄉下親戚的女兒從小哪兒有這樣的條件，可是為了不在流水線上打工，硬是靠自己考上本科，現在金融機構裡混得風生水起。我想不明白，這到底是我們養育孩子出了問題，還是‘窮’反而能推動人更想往上走？”一位海淀區的母親無奈地反思。
父母希望孩子早點成功，孩子忙於對自我探索
上一代人依然保持著早一點確定職業發展方向，早一點佔領資源收穫成功，進而擔負家庭責任的念頭，而這一代年輕人則在個人自由、個人感受、個人幸福上傾注更多：我想要活出我自己來。
阿奈特採訪過一位叫伊恩的22歲年輕人，他儘管知道當記者一年掙得比父親做醫生少太多太多，但還是選擇新聞工作，“如果我能完全享受生活中所做的，我就比我爸富足。”處於成年初顯期的年輕人，不似上一代人對工作的態度，不是為了養家餬口和光宗耀祖，而是為了確認“我是誰”“我想要做什麼”，他們對工作都有一份更高的預期，希望能夠把自己的才能、興趣發揮出來，渴望與“火花”相遇。
但是，父母們無疑也要為這樣一份改變承擔責任。發展心理學家們認為正是這一代一代父母透過努力不斷地為孩子們創造出更好的經濟環境，也創造著更加開放、更關注人的意義和自我實現這樣的文化氛圍。
但是，橫亙在兩代人之間的時代差異帶來了觀念上的強烈衝撞。
阿奈特回憶十幾年前的一件舊事。“我在提出‘成年初顯期’這個概念時，時代週刊告訴我的出版商——哈佛大學出版社，他們想做一期關於這本書的封面報道。我當時很激動，沒想到出來的這篇報道極其負面，令我吃驚。封面照片是一個小夥子，穿著禮服襯衫和褲子，坐在一個沙盒裡——‘他們靠父母養活，工作換了一個又一個，伴侶換了一個又一個……他們就是長不大’。文章基本上是在表達對年輕人缺點的悲嘆，引讀者嘲笑他們比父輩和祖父輩花更長時間才步入婚姻殿堂，為人父母，做全職工作。”
國內的吳波博士在《我們這樣長大成人：青年人的自我認知和社會因素的影響》對中國年輕人中的“成年初顯期”進行考察，她也發現，上一代父母與下一代年輕人之間正在呈現出重重矛盾，傳統觀念中的擔負家族責任、傳宗接代思想與20多歲的年輕人追求個人幸福和獨立的探索之間經歷著焦灼與PK。
面對這樣一段難以安穩和確定的階段，父母們常常是難受的：總也看不見孩子真正長大成人。心理學家們安慰父母，“年輕人在利用這段自由的時間探索，這是一種聰明。”阿奈特表示。更多心理學家把這些探索歸納為對愛情和親密關係的探索，對工作和職業發展的探索，對世界看法的探索，他們在被成年人身份和責任束縛之前，渴望擁有更廣闊的人生經驗。過去的人們很少面臨這個階段。在脫離父母監控，和成為擔負責任的成年人之間，時代給了這些年輕人難得的自由。
時代正在發生變革，小人物裹挾在浪潮中，說不清躺平和內卷哪個更好，追求自我與追求成功哪個更好，長時間探索和早早確定方向哪個更好，但人們不得不承認，這一屆孩子可能就是跟我們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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