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清朝法國外交官，拍下了被毀前的圓明園，改變了攝影史和建築史
記者 | 蔡星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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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我完成了出發的準備工作。臨近七月底，我買了人們建議我攜帶的各種物品，包括新衣服、新出的膠片和照相機等。斯特賓教授好心地建議我帶銀溴膠片以及選擇能夠承受旅途溼潤氣候和北京乾燥氣候的相機。”
這幾乎是羅伯特·德·賽瑪耶伯爵（Comte Robert de Samalle）在其《北京四年回憶錄1880。8 - 1884。8》中提到的唯一與攝影相關的內容。那是臨近他動身去往中國的時刻，正忙著在普倫克和維特曼的店裡訂購一些化學物品，同時特別交代所有的東西都必須放在用鋅襯裡的盒子中，以確保它們被良好儲存。
左圖為賽瑪耶伯爵本人照片（由受訪者提供），他的爺爺讓·勒內·皮埃爾·德·賽瑪耶（Jean-René-Pierre de Semallé，1772 - 1863）十七歲時曾任法王路易十六的秘書。 右圖是賽瑪耶伯（也就是謝滿祿）爵於1882年前後拍攝的知過堂建築。
“一個和我一同在店裡下訂單的人同我攀談起來，問我要去哪兒。我回答說，作為對外關係部的一名公務員，我和任何事情都有關係。他祝我一路順風，並補充道，他不明白，我怎麼能在住所還沒確定的情況下離開法國去遠東。”
沒人想到，在一百多年之後，賽瑪耶伯爵當時在“遠東”拍攝的近千張照片，因被後人拍賣的緣故被重新發現。甚至，與當時的一些商業攝影師相比，賽瑪耶的照片更具備歷史與研究價值，因為借用職務之便，他總能拍下別人接觸不到的畫面。這個似乎並不怎麼喜歡中國的法國外交官員，作為一個非職業攝影師，無意中卻留下了許多無人企及的影像資料，並被一部分研究者認為幾乎改變了圓明園的攝影史和建築史研究。
賽瑪耶伯爵在1882年前後拍攝的斷橋殘雪。
從賽瑪耶到謝滿祿
賽瑪耶伯爵給自己取了一箇中文名“謝滿祿”。這個名字究竟是怎麼來的，他並沒有提，只是它出現在他的法文回憶錄扉頁上，一個搶眼的紅印之中。
1880年2月，在三個國家空缺的二等秘書職位中，賽瑪耶伯爵接受了中國的職位，並簽署了二等秘書的任命書。1880年8月，賽瑪耶伯爵以法國公使館秘書的身份來到北京，受命於佈雷領事，在北京居住了四年。當佈雷1882年離開北京時，謝滿祿被任命為領事館代辦。
若不是謝滿祿的後人在七、八年前開始拍賣，他的這些照片和底片也不會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之中。因朋友邀請幫忙鑑定，歷史影像學者劉陽接觸到了謝滿祿的照片，“一下子就把之前自己關於圓明園的研究顛覆了”。就這樣，謝滿祿成功引起了劉陽的注意，在他眼裡，謝滿祿的照片“研究潛力巨大”。
左圖為賽瑪耶伯爵於1882年前後拍攝的舍衛城大門，此時的舍衛城大門基本儲存完好，雍正御筆 “舍衛城”清晰可見，舍衛城大門前的牌樓夾杆石也還在原址上。右圖拍攝時間為民國中期，1921 年9月至1922年11月陸軍十六師曾多次派大批車輛、人員拆毀舍衛城殘餘城牆，這張照片是日本人常盤大定、關野貞在這次浩劫之後拍攝的。如今，舍衛城遺址僅存東西北三面殘牆，建築基址已蕩然無存。
劉陽也曾特意借《攝影180年在中國》展覽研討會的機會與泰瑞·貝內特（Terry Bennett）打了個照面，這位英國攝影史學家多年來致力於收藏、研究19世紀的亞洲攝影，曾出版《中國攝影史：1842 - 1879》。不過在關於十九世紀中國影像的研究之中，業內“一直認為1880年以後就沒有非常知名的攝影師和作品了”。謝滿祿並不像約翰·湯姆森（John Thomson，1837 - 1921）、費利斯·比託（Felice Beato，1832 - 1909）一樣，在被廣泛研究的行列之中。
攝影術誕生僅有幾十年的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有著很大的區別。1900年以前，相比於之後，被拍攝下的照片非常少，同時，在這個時間段內，中國的變化很小，用劉陽的話說，謝滿祿在1880年在北京拍下照片中的景象，可能和乾隆時期的無異。不過，謝滿祿在當時短短四年內拍攝的內容，囊括了法國使館人物、法國及其他使館建築、宗教題材的作品、北京遠郊建築、三山五園地區建築，以及北京其他重要的建築。
謝滿祿的回憶錄，對他結束任期的返程曾有提及：“我本來希望我的馬和其他物品能夠在北京被我的同事買走，他們似乎更想要那些東西；但是最近發生的事讓我很憂慮，這些同事並沒有購買的慾望，而是想盡辦法來減少他們擁有的東西。”不知他所說的“其他物品”中是否包括他在北京拍攝的照片，但最終，這沉甸甸的九百多張玻璃底片被謝滿祿經由輪船運回了法國。
謝滿祿於1882年前後拍攝的魁星樓。
謝滿祿與圓明園
顯然，謝滿祿並非以職業攝影師的身份出現在中國，在攝影方面，他更像一個愛好者。與商業攝影師相比，謝滿祿的照片並非以出售為目的，也因此除了在他自己的回憶錄中囊括的部分照片，底片並沒有被批次做成照片而大量傳播。
但他並非不專業。雖然在回憶錄裡沒有記載，謝滿祿在京期間曾經拍攝過大量北京地區歷史古蹟的照片，其中以圓明園木構建築照片最為少見。《西洋鏡下的三山五園》一書，對謝滿祿的拍攝所涉及的場景有詳細介紹：賽瑪耶伯爵在1882年前後對長春園宮門、海嶽開襟建築、法慧寺琉璃塔、西洋樓諧奇趣、方外觀、大水法、觀水法、線法山西門、圓明園舍衛城、濂溪樂處知過堂、斷橋殘雪、鴻慈永祜華表、宮門等處進行拍攝，是目前已知拍攝過圓明園木構建築在1900年被徹底破壞前遺存最多的一位攝影師。
左圖為謝滿祿於1882年前後拍攝的諧奇趣北側，雖然距離英國人托馬斯·查爾德拍攝僅僅過去了5年，但此時的諧奇趣已經被破壞得相當嚴重，原本三層的樓層被拆得僅剩下不到一層半，東西兩座八角樓廳也被拆毀。 右圖為謝滿祿於1882年前後拍攝的大水法和遠瀛觀全景。這張照片的拍攝角度和1873年德國人奧爾末的拍攝角度幾乎一樣，雖然兩人拍攝時間相隔只有不到10年，但是大水法和遠瀛觀已經被破壞得相當嚴重。
謝滿祿於1882年前後拍攝的長春園海嶽開襟。當時此建築尚儲存完好。這張照片是謝滿祿登上海嶽開襟島進行拍攝的，是目前發現的僅有的海嶽開襟被毀前的木構建築照片。
同時，謝滿祿在1882年拍攝的圓明園被英法聯軍劫掠後的木構建築照片，“幾乎改變了圓明園的攝影史和建築史”。在這組照片被發現之前，學術界一直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圓明園雖然被毀，但仍然是皇家禁地，西方攝影師無法涉足，他們的活動範圍只能在西洋樓地區。但謝滿祿不僅進入了圓明園區域，而且隨行人員數量很多（至少有六人）。以照片為線索進行分析，他們從長春園宮門進入，拍攝西洋樓後，一路向西，拍攝範圍幾乎貫穿了整個圓明園。其中，他們拍攝了許多木構建築照片，這些建築雖然躲過了英法聯軍，但沒逃過十幾年後1900年的“庚子事變”。也因此，謝滿祿的照片成為了研究這些建築毀壞變遷唯一的依據。甚至，對於那些傳說中有爭議的建築，他的照片成為了無可辯駁的“鐵證”。
對話歷史影像學者、北京史地民俗學會副會長劉陽
劉陽。攝影：蔡星卓
介面影像：謝滿祿的中文名字是怎麼來的？
劉陽：
謝滿祿是他自己給自己起的中文名，他沒有說為什麼起這個名字。他的原名羅伯特·德·賽瑪耶中的賽瑪耶是他家族的名字，這個家族非常有名，在法國有一個小鎮就叫Samalle，是以他家族的名字命名的。
介面影像：謝滿祿的照片是怎麼被發現的？
劉陽：
這批照片之前從來都沒有公佈過，它們都在謝滿祿後代的手上。謝滿祿把這批照片作為嫁妝送給他的孫女當禮物了，他孫女到今天可能已經去世了。謝滿祿的後代在大概七、八年前開始拍賣這些照片，這些底片有900多張，分為兩個部分，每一批有400多張。這些底片全部是玻璃底片，所以清晰度達到極高的程度，可以看到細節。玻璃底片很沉，而且特別容易碎，拿起來很不方便，我們是五個人抬了五個箱子才把它們全部從法國運回來的。
十九世紀的玻璃底片原版的極少，我們已知的最早拍攝圓明園的德國人恩斯特·奧爾末，他的13張玻璃底片都在一個臺灣的收藏家手上。謝滿祿在北京只待了四年，就拍攝了大約940張照片，這個數量相當於目前已知拍攝過北京的十九世紀的所有照片總和的接近兩倍。1860年，相機才傳入北京，第一張北京的照片被拍下來。到1900年的40年間，這些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拍攝的照片目前能找到的有大概500張，也都不是底片。
謝滿祿拍攝的系統非常雜，他拍了很多人物，到現在我還沒有完全解讀出來，一部分是法國外交官，一部分是當時中國的高官，還有一部分是老百姓和太監，或者說是一些中層人士，包括僧侶。為什麼一定要把謝滿祿的這批照片也買下來，因為現在只有底片，人物雖然非常清晰，但不知道是誰。他的照片上有這些人物的名字，帶有中文和法文的介紹，對照著底片，我的研究就可以順利進行下去了。這就好比我現在有中文和英文，但缺少一本中英字典。
這張照片是謝滿祿於1882年前後拍攝，拍攝的是安佑宮外層宮牆北面內側，中列三座琉璃券門，各面寬5。44米，進深 3。84 米。謝滿祿應該是在安佑宮內部由北向南拍攝的此門。從照片上可以看出，拍照時安佑宮和石橋尚儲存完好，兩者後均毀於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期間。
介面影像：當時謝滿祿在北京是什麼狀況呢？他以什麼樣的身份來這裡做什麼？
劉陽：
他是以外交官的身份來到中國的，職位是二等秘書。當時他是在北京完成他任職的一期，四年的時間，所以他的回憶錄就叫“北京四年”。這個人地位很高，而且非常有錢，他的工資很高，家族也很有錢，所以他帶動了十九世紀特別著名的兩個攝影師，皮瑞（A。Thophile Piry）和德貞。他們三人是朋友，德貞是醫生，皮瑞在稅務司工作。這兩個人的照片被研究得比較早，名氣比較大，量很大。他們兩人實際上是跟著謝滿祿到處走。甚至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是三個人的照片放在一起，可以勉強重疊在一起，因為三個人架了三臺不同的相機。照片不完全重疊，但三張照片放在一起同一時期的角度是一模一樣的。他們還有一條狗，那條狗分別在三張照片的不同位置，很有意思。
我們把這些關係串起來，是因為這位十九世紀最重要的攝影師，我們之前從來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研究。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謝滿祿拍攝了很多照片，我現在正在分類，這些照片有一半以上是拍攝了那些建築的“唯一”或“第一”。
介面影像：因為他能進去別人去不了的地方。
劉陽：
比如圓明園的西部。在發現謝滿祿之前，我從來都不知道，或者不認為有人能夠在圓明園西部拍照片。因為那個地方當時是皇家管理，任何人都不能靠近。我也不知道謝滿祿是怎麼進去的，（他的回憶錄裡）沒有提。他拍得非常詳細，把當時1860年英法聯軍漏燒的建築全拍了，這些建築後來在1900年全被毀了。我最早知道謝滿祿的照片，就是擁有他的這些照片的人找我幫忙鑑定。我當時看著照片覺得非常不可思議，這就像一個研究天文學的人發現了一張兔子在月球上蹦的照片一樣。那感覺就像一個永遠只能存在於理論上的東西終於落實了。
也因此，我對他產生了興趣。之後我發現，這個人拍了很多這種圓明園的照片，而且每一張都是唯一的，同時他也拍攝了很多三山五園的照片，其中一些香山和頤和園的照片都是“唯一”的，也就是在他之前和之後都沒有人拍攝過，直到那些建築被毀。
介面影像：所以謝滿祿的活動範圍就是北京和北京周邊嗎？
劉陽：
是北京周邊，不過他最遠到了承德，也到過上海。同時，他拍攝了一小部分北京西邊的一些地方，這也是很不可思議的，像當時的門頭溝和石景山這種荒無人煙的地方他也都拍了。但這些在他的回憶錄裡都沒有寫到。我非常失望的是，在回憶錄全翻譯過來以後，我用中文檢索，發現他都沒有提到圓明園的事。他只寫到了當時中法之間的一些外交、政治、歷史，一些當時比較重要的外交事件是他處理的。他的回憶錄裡記錄的多是他當時的一些工作。
介面影像：所以他沒有提到過關於拍照的事情。
劉陽：
他只提到來的時候帶了一批底片和需要衝洗的藥水，也有可能是我沒有看到，但提到關於攝影的問題不多。當時的技術要求必須拍攝完成後馬上衝洗出來，二者幾乎同步，不像現在的膠捲可以儲存很久再衝洗。當時處理底片和照片的一整個過程非常複雜，但謝滿祿在中國的日子裡，平均下來大概三、四天就拍攝一張照片。
謝滿祿於1882年前後拍攝的後山四大部洲，此時的香巖宗印之閣已經被毀，遺址尚可看清。在照片的左上角是善現寺，此時善現寺的東配樓和三摩普印大殿都還在，慈禧重修頤和園後三摩普印大殿無存。
介面影像：你曾經說過謝滿祿是有選擇性地拍照，他是如何做出選擇的？
劉陽：
我認為他是旅遊性質的，但是他在選擇旅遊地的時候，非常喜歡皇家的（地點）和圓明園。我還找到了一篇法語的文章，是60年代發表的一篇專門寫謝滿祿的論文，關於他的玉器收藏。所以他不光拍照，臨走的時候還帶走了大量他收集的東方文物。同時，去年12月份拍賣過他的一小部分照片，其中除了他自己拍攝的照片之外，還有奧爾末和皮瑞拍攝的照片。謝滿祿1880年才來到圓明園，而奧爾末比他早十年，那時候很多建築還在。謝滿祿可能是買來的，或者是他收集到的，總之他把當時在他之前所有拍過圓明園的相片都收集全了。他對圓明園應該非常感興趣，而且他非常專業，他只拍沒有被毀的著名建築，包括中式園林，沒拍雜片，這些照片恰恰是別的攝影師沒有拍過的。
介面影像：他拍攝的視角是怎樣的呢？
劉陽：
他是以一個法國人的視角進行拍攝的，這種視角更為獨特一些，且觀察更為敏銳。那個年代，很多外國人喜歡拍攝皇家建築。1888年後，慈禧才開始重修頤和園，當時清朝已經遭受了太平天國和英法聯軍的雙重打擊。在休養生息期間，北京的所有東西都並沒有太多變化，而且當時洋人對我們的影響力比較小。1900年之後，北京才開始西方化，出現了柏油馬路、電車、電話等。也就是說，1880年謝滿祿（在北京）拍攝的照片和乾隆時期相比，並沒有太大變化。
與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其他攝影師相比，謝滿祿的照片之所以更為珍貴，是因為他龐大的數量，以及可以拍到具有皇家代表性的地方。還有就是謝滿祿可以拍攝到的東交民巷的高階官員和一些中國清朝的高階官員，這些是其他攝影師想不到且沒有資格去拍的。再比如，謝滿祿拍攝了很多建築物內部的照片，由於當時閃光燈還沒有發明出來，所以早期攝影師們多拍攝的是外景。謝滿祿的相機在當時算頂級的了，他拍攝了包括佛像在內的很多室內照片。同時，與商業攝影師相比，謝滿祿很少拍攝商業攝影師喜愛的風景，他拍得更細，靠得更近，拍得更雜，角度更多，對我們的研究幫助更大。
謝滿祿於1882年前後拍攝的靜宜園昭廟遺址及後面的部分琉璃塔。
介面影像：你覺得謝滿祿的照片具有藝術價值嗎？可不可以說謝滿祿照片的歷史價值遠遠大於其他方面的價值？
劉陽：
有的有藝術價值，但謝滿祿不是為了追求藝術來拍照的，只是為了記錄。就攝影師的視角和普通人的視角來說，他屬於普通人的視角，但稍微雜一些。對於我來說，照片的最大的價值就是歷史價值，因為照片本身是記錄歷史的。現在的很多（變成藝術的）照片，說實話，一百年之後未必有價值。我認為，藝術攝影和紀實攝影、歷史攝影需要區分開。可能早晚有一天，我會試圖把影像從藝術（領域）中擇出去，現在是混為一談了。
介面影像：他在北京和周邊拍攝了這麼多照片，你覺得他是一個對北京好奇的人嗎？
劉陽：
沒有看謝滿祿的回憶錄之前，我一直以為這個人對中國和北京是非常熱愛的。後來我才知道他根本不想來中國。他討厭北京，是因為當時在他們貴族眼裡，當時去北京就像現在我們去阿富汗之類的地方一樣。他在回憶錄裡一直提到自己並不想來。
介面影像：你有去法國考證這些事實麼？
劉陽：
可能下半年會去，因為現在還需要做一些準備工作。首先我要找一找謝滿祿的墓，其次是要找賽瑪耶的後人聊一聊。另外，我想嘗試能不能找到謝滿祿當年使用過的相機。那種相機可能對於拍賣行來說也沒有太大價值，但對我的研究來說很重要。
*除特殊標註外，文中所有圖片、部分參考資料來自《西洋鏡下的三山五園》（劉陽、翁藝著，中國攝影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謝滿祿回憶錄內容由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