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推行“攤丁入畝”，在中國實行了2000年的人頭稅終於被廢除了

清朝時期，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進行了稅收體制改革，終於實現了唐朝後期以來的稅收轉型。這一場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減少，直到廢除人丁稅，徵收以土地為主的財產稅。 這場稅收改革是“康乾盛世”的主要成就之一，對中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中國人頭稅的變化趨勢：從兩稅法到一條鞭法

在清代之前，中國已經徵收了兩千年的人頭稅。春秋戰國時期，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興起，

於是農民需要承擔土地稅（田租）、人頭稅（口賦、丁稅）、雜賦和徭役四種賦役。

長期以來，人頭稅都是國家最重要的稅收。

例如，西漢初期口賦為120錢，那麼五口之家則需要內年繳納600錢。秦漢時期的糧價是每石30錢，那麼一家每年需要上交20石糧食。這是什麼概念，根據《食貨志》等文獻記載，秦漢時代“百畝之收不過百石”“五口之家佔田百畝”，相當於口賦就佔據了糧食總產量的五分之一，這還是在輕傜薄賦的漢初。在王朝中後期，人頭稅會進一步提高，百姓的壓力就會進一步加大，難怪許多百姓會選擇逃亡。

到唐朝後期，由於農民大量逃亡，均田制瓦解，土地兼併嚴重，傳統的賦稅制度無法維持了，於是唐朝開始推行兩稅法。兩稅法就是將所有的稅收合併，分為夏秋兩次徵收。兩稅法降低了人丁稅的徵收數額，主要強調“按畝徵稅”，這時候土地稅的重要性開始超過人頭稅，是中國稅收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明朝後期，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將所有的稅收統一為一條徵收，簡化了收稅的程式。“一條鞭法”的推行，是將人丁稅攤入土地稅的開端。

不過各地推行的標準不同，有的地方以丁為主，以田為輔，有的地方則相反。因此，“一條鞭法”只能算部分實現了“攤丁入畝”。

另外，“一條鞭法”也未能實現減少稅收。

“一條鞭法”雖然簡化了稅收種類，但是沒有規定一年的丁稅總量，使得上下官吏可以隨意增加，歲歲不同，小民茫不只何謂

。到明朝末期，朝廷在“一條鞭”之外又加收各種雜稅，數量將近20項，最著名的就是“三餉”。這時候百姓的負擔又大大加重了。

清朝入關後，繼承了明朝的“一條鞭法”，並廢除了所有的雜稅。順治初期，清朝無法掌握全國的土地和人口資料，於是就按照萬曆年間的資料來徵收。為了得到民心，順治皇帝還多次減免賦稅，推動了經濟的恢復。

1661年，全國的戰亂基本結束，順治皇帝進行了第二次丁口普查，得出全國有丁2107萬，按照一丁五口計算，全國人口恢復到了1億左右。

二，康熙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順治年間，全國稅收制度繼承於明朝的“一條鞭法”，使得各地的稅收標準還未實現統一，丁銀的徵收較為混亂。朝廷規定“

凡載籍之丁，六十以上開除，十六以上添注，丁增而賦隨之。

”

也就是16歲到60歲的男子為丁，需要繳納丁銀。但是每丁具體徵收多少由地方決定。

為了使得徵收丁銀有資料可依，清朝從1651年開始進行人丁統計，並進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人丁不實的現象司空見慣。

許多地主、鄉紳以及官吏刻意隱瞞人丁，以減少丁稅。

而有的人因為丁稅太重，只能逃亡，於是地方官府就將所有丁稅攤派於未逃亡之人，加重了社會的矛盾。

康熙上臺後，大規模鼓勵開荒，使得全國的人均土地出現了罕見的上升現象。耕地面積增加，也就使得土地稅得以增加。

在康熙中期，國庫積存超過了4000萬兩，其中大部分來自於土地稅收入。和土地稅相反，人丁稅則難以徵收。

根據統計，康熙後期的人口達到了1.5億，丁口應該在4600萬左右。但是清朝統計的丁口卻只有2576萬，可見當時逃避、隱匿的人口很多。

康熙帝考慮到人丁稅的徵收引發了農民的逃亡，造成了社會的動盪，於是宣佈“

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

此項政策於1712年正式推行，具體措施就是以1712年的丁口資料為依據徵收丁稅，以後增加的人丁一律不收稅。

1712年，清朝統計的丁口為2462萬，總的丁稅為335萬兩。按

照這個資料來徵收，已經達到了歷史人頭稅的新低點了。以明朝萬曆年間為例，當時全國人口大約為1。6億，統計的戶籍人口為6000多萬，也就是明朝需要繳納丁稅的人口是清朝的2倍多，明朝的地主和官僚具有優免稅收的特權，因此百姓的負擔很重。

三，“攤丁入畝”政策的推行

將人丁稅固定下來並不能解決丁稅不均的問題，因為之前各地丁稅標準不同，另外每家每戶的人丁都會出現變化。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清廷規定“缺額人丁以本戶新添者抵補，不足以親戚丁多者抵補，又不足以同甲糧多丁頂補。”也就是如果人丁不足，可以找其他家多的來“頂補”，如此能多少調節平均一些。

然而，縉紳與官吏就會利用這個規定來鑽空子，以“頂補”的名義，將縉紳的丁銀“頂補”到平民頭上，使得平民的負擔加大。到康熙末年，就開始在廣東省份試行“攤丁入畝”。

1723年，雍正繼位，直隸巡撫李維鈞請示“直屬丁銀請攤入田糧”。第二年，雍正帝就在河北推行“攤丁入畝”。“攤丁入畝”又稱為“地丁合一”，也就是將丁稅攤入土地稅，“

將丁銀隨地起徵，每地賦一兩，攤人丁銀二錢二釐，嗣後直省一體仿行。

”到了乾隆時期，“攤丁入畝”就已經普及了。

雍正皇帝

“攤丁入畝”，實質就是廢除了人頭稅，只收取土地稅。“攤丁入畝”的推行，標誌著中國從唐朝以來的稅收變革最終完成，具有重要的意義。

首先，攤丁入畝，田多者多納稅，田少者少納稅，使得明朝以來對縉紳地主優免丁銀特權被取消，減輕了普通人民負擔，使得社會更加公平，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由於雍正皇帝全面推行“攤丁入畝”破壞了地主的利益，許多縉紳文人就利用文章小說來抹黑雍正，所以雍正在小說、電影中的形象都是心狠手辣的。

其次，地丁合一後，使得統計人口的意義就下降了，於是取消了丁口編審，

減輕了國家對人們的人身束縛，有利於工商業的發展

。不徵收人口稅，徹底解放了社會的生育壓力，推動了人口的增長。與此同時，百姓也不會刻意隱匿人口了，使得官方統計的人口資料和實際資料越來越接近。

第三，使得稅收公開，簡化了徵收手續，使得地方官僚無法增派稅收，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負擔，同時也保障了國家財政收入。

但“攤丁入畝”畢竟屬於古代社會的稅收政策，它具有諸多的侷限性。首先，改革的真正目的不是為了減輕普通百姓的負擔，而是為了保障國家財政收入；其次，“攤丁入畝”無法徹底禁止地方官僚增派稅收，到清朝後期，各種增派稅收的事件又出現了。第三，“攤丁入畝”無法解決土地兼併問題，地主也會將增加的賦稅轉嫁給佃農，使得普通百姓的壓力依然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