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帝與宇文護的聯姻背後,宇文氏政權的權力基礎日益窄化

西魏北周權力基礎的狹窄化由來已久。在周武帝與宇文護的鬥爭中,關隴士人為穩定朝局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以常理而言,周武帝應當拉攏關隴士人以穩定政權。

但此時關隴士人在行政領域已有較大的優勢,

作為一個在宇文護陰影下生存了數年的皇帝,周武帝絕不能容忍再出現另一個宇文護。

因此周武帝掌權後,並沒有改變其父兄維護宇文氏核心地位的既定政策,宇文氏政權的權力基礎依舊在日益窄化。

一、楊堅身份的“二重性”

“武帝聘高祖長女為皇太子妃,益加禮重”,外戚身份可以說是楊堅在北周最為重要的身份。不過楊堅在宇文護與周武帝的鬥爭中“兩姑之間難為婦”的中立姿態使得周武帝絕不會對楊堅抱以厚望。周武帝時期,楊堅並沒有太突出的功績。

作為名將之子的楊堅卻很少獨立領兵,直到滅亡北齊後,楊堅才擔任了其在周武帝時代的最高官職——定州總管,但很快就被調離。可見楊堅在周武帝時代,雖是勳貴外戚,卻並未進入北周的權力中樞。

周武帝與宇文護的聯姻背後,宇文氏政權的權力基礎日益窄化

正是因為周武帝與楊堅的聯姻,才讓楊堅有機會進入北周權力中樞,楊堅的外戚身份可謂至關重要,“靜帝幼衝,未能親理政事。內史上大夫鄭譯、御正大夫劉昉以高祖皇后之父,眾望所歸,遂矯詔引高祖入總朝政,都督內外諸軍事”。無論是《隋書》還是《廿二史札記》都沒有否認楊堅外戚身份的重要性,那麼這個聯姻背後又有什麼樣的含義呢?

宇文泰在關隴政權的建設中一直都有意促進武川軍人內部的聯姻,龐大而複雜的姻親關係,

也是關隴集團的顯著特質之一。宇文氏與楊氏的聯姻看起來順理成章,並沒有什麼深層含義。

不過日本學者安田二郎在《西晉武帝好色考》一文中,對晉武帝泰始九年大規模選妃活動背後政治意圖的論述,給了筆者一些啟發。安田二郎認為晉武帝之所以大規模地進行選妃,其目的在於擴大外戚勢力以輔佐不慧的皇太子,從而鞏固統治基礎。

若不出意外,太子妃將會是未來的皇后,周武帝絕不會馬虎。個人因素與政治因素都是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周武帝與宇文護的聯姻背後,宇文氏政權的權力基礎日益窄化

楊堅父楊忠雖是十二大將軍之一,但楊氏在政治上的中立姿態很難贏得周武帝的信任。何況周武帝即使需要與武川軍人聯姻,也並不是沒有比楊氏更加勳貴也更加值得信任的家族,因此周武帝與楊堅的聯姻絕不是武川軍人內部的普通聯姻,應當是有更加深層的政治背景。

楊堅作為新生代武川軍人,宇文泰曾經評價其“此兒風骨,不似代間人”。

這句話中的“代間”,一般認為是避諱,不過蘇小華認為這個“代間”並非避諱,而是實指。蘇小華認為這實際上是宇文泰認為“楊堅的氣質和北鎮軍人的氣質並不相同”。

在楊堅的成長經歷中,與關隴士人交往一向密切,關隴士人中的韋、柳二族一直是楊堅的堅定支持者,這表明楊堅的關隴士人化程度很深。

再看周武帝對楊堅的態度,“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曰:‘此止可為將耳。’”雖不知是否虛構,但作為一個軍人出身的勳貴子弟,在軍中任職應該是很正常的事情,周武帝何必強調“此止可為將耳”?

從楊堅的任官經歷來看,楊堅並不得周武帝的信任。那麼問題再次回到起點,如果楊堅並不得周武帝信任,周武帝為什麼還要與楊堅聯姻呢?

周武帝與宇文護的聯姻背後,宇文氏政權的權力基礎日益窄化

北周的軍權是在不斷集中的,皇帝對軍隊的掌控也是強有力的,楊堅在軍隊中很難翻起波浪。因此在不得不任用楊堅的情況下,將楊堅安置在軍中,可以說是最為保險的方案。此時皇帝和太子年富力強,任職軍中的楊堅是沒有任何威脅的。

後來楊堅篡奪北周政權的過程中,楊堅所依賴的也並不是軍隊,可見周武帝對楊堅任職軍中的安排還是頗為正確的。

那麼在什麼情況下,又不得不任用楊堅呢這與周武帝與楊堅聯姻的原因實際上是一致的,即周武帝看中了楊堅身份的“二重性”。

這種身份上的“二重性”在北魏末年許多入關的勢力中都有體現,如劉馳認為“在西魏北周時期,入關房支……兼有了雙重身份,即是關隴集團的成員又是山東士族的組成部分”。

楊氏出身武川軍人,入關之後卻認祖弘農楊氏,楊堅本人的關隴士人化也極為明顯。這或許也能夠解釋楊堅與其兄弟關係不佳的深層原因。

楊堅母弟楊瓚,“保定四年,改為納言,授儀同。瓚貴公子,又尚公主,美姿儀,好書愛士,甚有令名於當世,時人號曰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鹹從,留瓚居守。帝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遂事東方,無西顧之憂矣。’其見親信如此”,楊堅的另一個弟弟楊整,“周明帝時以太祖軍功,賜爵陳留郡公。尋授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至幷州力戰而苑”。

無論是楊瓚,還是楊整,他們在北周都比楊堅更受重視,性格也更像是標準的武川軍人。文化上的差別,導致了兄弟間世界觀、價值觀上的不同。

周武帝與宇文護的聯姻背後,宇文氏政權的權力基礎日益窄化

楊堅的“關隴士人性”正是周武帝所看重的。周武帝並不信任關隴士人,所以立太子妃時,絕不可能選擇關隴士人,然而周武帝對關隴士人在行政領域的優勢並沒有有效的應對之策。隨著北周皇室與關隴士人的矛盾不斷加深,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即便周武帝並不信任關隴士人,也會採取措施緩和雙方的對立。

如果關隴士人作為外戚,一旦有變,關隴士人極易利用其強大的行政力量架空皇帝,這是周武帝所不能容忍的。

楊堅則不同,楊堅的身份雖然具有“二重性”,但他出身武川軍人,在行政領域並沒有足夠的實力;在軍隊領域,那是宇文氏掌控最嚴密的地方,楊堅是沒有任何威脅的。

而楊堅的“關隴士人性”又決定了他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一定的關隴士人利益,周武帝任用楊堅並且選擇與楊堅聯姻,

也是有意緩和與關隴士人之間的矛盾

但這一切都只是周武帝的一廂情願,已經被周武帝背叛過一次的關隴士人真的會接受這種理想化的處理方案嗎?

周武帝與宇文護的聯姻背後,宇文氏政權的權力基礎日益窄化

二、周宣帝的暴政

北周宣政元年六月,周武帝在北伐途中病逝,年僅三十六歲。太子宇文贊繼位,即周宣帝,北周王朝進入多事之秋。周宣帝的暴政歷來被看做是北周滅亡的直接原因。

周宣帝在太子時,就已是劣跡斑斑。

“皇太子非社稷主”的評論不絕於耳,甚至周武帝也只是因為沒有更好的人選,而不得不繼續讓周宣帝繼續做太子。

經過宇文氏兩代人的努力,宇文氏牢牢控制住了軍權。而且周武帝很早便有意使太子與軍隊建立良好關係,“(建德五年)二月辛酉,遣皇太子贊巡撫西土,仍討吐谷渾,戎事節度,並宜隨機專決”。

周宣帝在位期間,“(宣政元年)十一月己亥,講武於道會苑,帝親擐甲冑”,“(大象元年三月)庚申,至自東巡,大陳軍伍,帝親擐甲冑,入自青門”。周武帝時代多次舉行的閱兵講武活動,在周宣帝在位的不長時間裡也未停止,可見周宣帝仍能夠有效地控制軍隊。因此即使軍方有人對太子不滿,也不足以引起周武帝及其親信大臣的擔心。

周武帝與宇文護的聯姻背後,宇文氏政權的權力基礎日益窄化

既然軍方沒有問題,那麼問題就只可能出現在行政領域。在行政領域,佔據主導地位的是關隴士人和已經逐漸將關隴士人化的其他勢力。周宣帝的所作所為多不符合儒家文化傳統,士人們不喜歡太子倒是情理之中。

除了“專心國家”的周武帝親信外,並沒有人敢對周武帝“忠言直諫”。但像賀若弼這種私下議論,在當時恐怕並非少數。

周武帝成長在宇文護專權的陰影之下,為獲得關隴士人的支援,周武帝不惜降低姿態與關隴士人虛與委蛇。但周武帝掌權後,並沒有繼續保持與關隴士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宇文氏政權權力基礎依舊日益狹窄化。

關隴士人與周武帝的關係已經出現裂痕,不過此時周武帝年富力強,如非意外,周武帝至少還可以做十到二十年的皇帝。關隴士人不會對強勢的周武帝宣洩不滿,但對相對弱勢,而且還確實不討士人喜歡的太子表示不滿,還是能夠做到的。

周武帝與宇文護的聯姻背後,宇文氏政權的權力基礎日益窄化

在瞭解關隴士人的意圖後,周武帝一方面仍在謀求削弱關隴士人在行政領域的優勢,另一方面也在調整太子與關隴士人的關係,有意讓太子與關隴士人密切接觸。此外周武帝也在努力教育太子,不過周武帝的教育方式太過簡單粗暴,不僅沒有讓太子變成一個合乎儒家規範的“謙謙君子”,反而讓太子更加叛逆。

周武帝英年早逝,一向被壓抑的太子繼位。宣帝在位期間,“國典朝儀,率情變改”,“擯斥近臣,多所猜忌。又吝於財,略無賜與”,一向被史家視為暴君。

周宣帝的暴政或許與其個人性格和成長環境有關,不過谷川道雄在考察五胡時代諸胡族政權的君權特質時曾指出,

五胡諸國家的君主權力受到宗室諸王的支援與牽制,“宗室所具有的這一血緣關係原封不動地構成了政治軍事上的分權體制,這正是五胡諸國家的一個特質”,“對於尋求權力統一性的帝王來說,這樣的分權體制當然是要克服的物件。

但如果說皇權本來就是以這一體制為前提形成的話,那麼君主只會陷入極為深刻的困境之中。他們往往容易表現出暴虐的行為,如誅滅宗室、寵用恩幸、不知限度的浪費與殘忍的快樂等等,這些都是性急的試圖擺脫上述困境的表現”,那麼周宣帝暴政背後的“困境”又是什麼呢?

周武帝與宇文護的聯姻背後,宇文氏政權的權力基礎日益窄化

呂春盛在總結周宣帝暴政時,用兩條予以概括:一是任意誅殺,二是隨意變革制度。

關於任意誅殺,我們看到周宣帝所誅殺的人物,大致有兩類。一是宗室,比如齊王宇文憲。二是周武帝的親信大臣,如王軌等人。齊王宇文憲在周武帝時代就頗受猜忌,“高祖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憚之”。

宣帝繼位之初,並不得民心,宇文護的前車之鑑還歷歷在目,齊王正是皇位的最大威脅。周宣帝將其叔父輩排除朝廷以鞏固皇權。至於武帝親信的相繼被殺,

他們或多或少都牽扯到了皇位之爭,周宣帝或許希望透過這種手段來維護自己的皇權威嚴。

任意誅殺也好,變革制度也好,不過是缺乏皇權自信的周宣帝為樹立權威的手段而已。真正讓關隴士人對北周政權失去信心的並不是肉體上的毀滅,而是制度上的“率情變改”。

周武帝與宇文護的聯姻背後,宇文氏政權的權力基礎日益窄化

呂思勉認為周宣帝所為並非屬於“惟務行樂,他無所知”,而是“頗欲有所興作,釐正制度。然生長深宮,不知世務。所興所革,皆徒炫耳目,不切實際。非惟無益,反致勞民傷財”。呂春盛也曾提到“宣帝種種變革之中,最值得留意者是自稱天元皇帝,以及內史、御正皆置上大夫”,其目的則有“提高自己稱號,以及提高側近親信地位的用意”。

谷川道雄認為其目的旨在協助天子強化許可權,可見周宣帝改革並不是真的“肆意妄為”。

而且周宣帝改革並不乏向士人階層的靠攏,但這並不足以緩和他與關隴士人的關係,

實力漸強的關隴士人受夠了宇文氏幾代人的“肆意妄為”,他們所思所念的都是“王與馬,共天下”的門閥政治,這就決定了北周皇室與關隴士人的矛盾已經不可調和。

總結

不過軍閥出身的宇文氏此時對軍權的掌控依舊有力,如非意外,一向“瞻前顧後”的關隴士人恐怕仍然不會與北周決裂。但歷史的走向有時就是令人難以預料,大象二年二月,周宣帝突然駕崩,終年二十二歲。年僅八歲的宇文衍即位,是為周靜帝,年幼的周靜帝並沒有能力控制北周政權。正是在這一系列的因緣巧合下,關隴士人最終決定拋棄北周,北周的滅亡進入倒計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