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懷瑾：貧窮就難有高超的道德修養，也難做出對人有益的善行
雪宮論政
齊宣王有一次在他的雪宮，也許是夏天避暑的地方，也許是下雪時取暖的宮殿，但應該不是辦公室，或會議廳之類處理政務的場所，多半是供享樂納福的別墅——和孟子見面，他就眼前的享樂和設施問孟子：“賢者亦有此樂乎？”這和梁惠王在沼池上問的話一樣。可見戰國時那些諸侯們，不顧百姓死活，高高在上，那種志得意滿的樣子。
我們可以想象另一種畫面，好像老農夫們一天工作完畢，吃飽了晚飯，在門前大樹下一坐，一支菸筒在手，摸摸挺起的大肚皮，大有“雖南面而王，不易也”的味道。
孟子答覆他說：有啊！誰有了這種環境都會感到快樂的，誰都希望能有這種享受。不過一般老百姓得不到這樣的享受，就會埋怨他們的國君。老百姓如果因為得不到這快樂，而埋怨國君，實在是不對的。然而一個領導人，沒有做到與民同樂，也是不對的。一個領導人，以人民的快樂為自己的快樂，老百姓也就會以領導人的快樂為快樂。領導人能把人民的憂苦，看成自己的憂苦來解決，那麼老百姓也會把國君的憂煩，看成為自己的憂煩去盡忠。所以，如果領導人以天下人的快樂為快樂，以天下人的憂苦為憂苦，而說他不能行王道於天下，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們可以看到孟子又在這裡推銷王道了，他好像推銷員似的，隨時隨地都在叫賣：“王道！王道！”這也可見他憂世之急切了。
他說了這番理論，似乎意猶未盡，又舉出一件事例，企圖說服齊宣王，他舉的正是春秋時代齊景公和相國晏嬰的一段故事。晏嬰是歷史上的名相，《晏子春秋》就是他的大作。
當然，齊景公是姜太公的後人，而現在和孟子說話的齊宣王已經不是姜太公之後，他的祖先原是齊國的權臣田家，後來篡了位，而傳給宣王的。孟子舉出這段故事來也是一種很高明的說話技巧。從表面上看，孟子是以自己的口，說出他人（晏子）的意見來，而實際上他是借了他人（晏子）的口，來表達自己的意見，他舉出的這段歷史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天齊景公對晏子說，我想去看看轉附和朝儛這兩座名山，然後沿海再到南方去，一直到琅邪為止。你看看，此行要怎麼樣才能夠比得上先王他們那樣的壯觀呢？從“放於琅邪”和“比於先王觀”這兩句話上看，很明顯地透露了齊景公當時，也是有統一天下的大志，並不是普通的觀光旅行、遊山玩水而已。只是當時有尊周——尊重中央政權的口號，不便把心意直接說出來。
晏子不愧為名相，他很聰明，聽了景公的問話，就先用一套歷史哲學答覆他說：“善哉，問也。”你這問題好極了。中國的佛經常有“善哉！善哉！”的說法，當時的譯文就是套這些書來的。原文就是“好的”意思，佛家譯經時，借用了這個名辭。後經佛家多年的開口“善哉”，閉口“善哉”，慢慢地似乎這兩個字，就含了更多的意義，而有濃厚的宗教意味。
晏子說了“這個問題很好”之後，接著就說，依照禮法，中央政府的天子，到各諸侯那裡去巡視一週，叫做“巡狩”，意思是巡視諸侯所守的地方。而諸侯要到中央政府去朝見天子，名為“述職”，意思是向天子報告自己職務以內的事務。如果天下安定，沒有非常特殊的意外事件的話，在春天，要出外視察民眾的耕作情形，如果有情況欠佳的，就要設法補助。在秋天，則出外看著大家的收成和賦稅狀況，如果有入不敷出的，就設法貼補。所以在夏朝政治最修明的時候，民間流行的諺語說，君王不出來走走，我們哪裡能喘口氣？君王如果身心不適，我們又怎麼得到他的幫助呢？所以古時候大家都希望帝王出來玩玩，好沾點光，得些好處。所謂“龍行一步，百草霑恩。”龍走一步路，下了雨，百草都得到滋養。所以那時候天子每次出來巡狩，不但給諸侯、大臣們一個警惕，同時也為“注意民生疾苦”樹立一個榜樣。
晏子說了過去的，又說到當時的。他感嘆今不如昔地說，現在可大不相同了啊！諸侯們離開國都，一有行動，就帶了大批的軍隊侍衛。於是後勤的各種補給，諸如糧食的供應，一大批、一大批地運送出去。如此一來，原本吃不飽的老百姓們，大家工作得更勞苦了。在強烈的對比之下，老百姓的眼裡難免就有了怨恨之色。閒話、怨言當然也就開始了。日積月累地，就造成社會上的反感心理。諸侯們的這種行為，違背了天理人道，對老百姓不但沒有善盡保護之責，反而加以虐待。只要“流、連、荒、亡”四種現象一出現，政權就要出問題了。今天這些諸侯們的所作所為，真讓人擔心啊！
像隋煬帝出遊揚州，極盡奢靡，老百姓沒有飯吃，他也不管。國君們只要動一動，下面的人就有的忙了，老百姓更是累得慘兮兮的。天怒人怨的結果，只有“好頭顱”被搬家了。
這使我們想到一個明朝的小故事。從前的某些小廟，相當可憐，住在廟裡的小和尚，等於是地方官紳們的僕役，常要聽他們的差使。有的人做了官，衣錦榮歸，事先通知廟裡和尚準備素齋，約了朋友，到山明水秀的廟裡聯歡，吟詩作對。有一次，這些大人先生們，吃罷素齋，悠遊半日，大為讚賞，對和尚說，大家勞碌半生，今天這次清遊，一頓素齋，太舒服了。老和尚說，各位大人是舒服了半天，可是我們已經忙碌了三天啦。這就是“勞者弗息”了。
晏子又解釋說，領導人的生活墮落，遂其私慾，像水勢向下流，不知停止，就叫做“流”。違反人情，倒行逆施，如逆水而上，就叫做“連”。時常像野獸那樣衝動，暴發獸性而不加節制，就叫做“荒”。沉溺酒色，永不滿足，就叫做“亡”。這些都是領導人容易犯的錯誤。您景公方才問到，如何才可以比於先王的壯觀。據我所知，先王們是不會有這樣的“流”“連”之樂，也不會有這種“荒”“亡”的行徑的。你自己看看該怎麼辦吧！
齊景公聽了他這番話，非常高興，立即下命令改革政治。同時以身作則，走出深宮內院，接近百姓，訪察民情，並且積極從事地方建設，注意到社會福利。景公將行政工作處理妥當以後，就把兼管國史、文化、禮樂的太師找來，要他在國史上記下這件事，並且為他和晏子這段君臣相得的美事，譜下一段樂章。《徵招》、《角招》兩篇樂章，就是由此而來。這樂章中有一句詩，意思是說，我們的國君雖然是慾望大，但是沒有關係，這並沒有錯，因為他擴充他的大欲望，建設了我們這個康樂的社會，正是一位好的國君。
這裡孟子又針對齊宣王愛好享受的心理，藉機啟發他與民同樂，與民共享的精神。這次他運用的是鑑古以觀今的手法，拿齊景公與晏子的對話加以闡述，孟子的用心，可謂良苦。他所講的晏子，是春秋戰國之間的名臣賢相，他留下的嘉言善政很多，大家不妨去讀《晏子春秋》這本書，相信也會獲益不淺。
由齊宣王在雪宮中與孟子的一段對話，又聯想到齊景公與晏子的另一則故事，幾乎和孟子對齊宣王的回答同樣有趣。這個故事簡短而生動，而且更有內涵，並不像孟子的長篇大論。
這件事故的資料記載在《晏子春秋》裡。有一年的冬天，連下三天的大雪。齊景公穿了很好的白狐袍子，坐在王宮裡納福，他對晏子說，下了三天的大雪，似乎沒有什麼寒冷的感覺！晏子聽了便說，一個賢明的君主，自己吃飽的時候，應該要想到社會上還有飢餓沒飯吃人的。自己溫暖的時候，更應該想到世上還有沒有衣服穿，受寒凍死的人。齊景公聽到晏子這樣一說，馬上便把身上的狐裘脫了下來，當然他脫下狐裘不是生晏子的氣，他是被晏子說醒了，覺得自己過分享受，忘記了百姓的飢寒，當著晏子有點不好意思。所以齊景公到底還不失為當時的一個好國君，因此也才能使晏子盡忠而直言無隱。可惜孟子碰到的齊宣王，比齊景公要差了些。原先的記述是這樣的：
景公時，雨雪三日。被狐白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三日雨雪，天下何不寒？晏子曰：夫賢君飽則知人飢，溫則知人寒。公乃去裘。
古書上短短五十字的精簡記述，便說明了一個領導人在政治道德的心理行為上，應當如何自處的道理，內涵豐富而精闢。如果用現代話來寫，又要用很多字了。所以講中國文化的復興紮根，實在應當要注意國學的素養，這是刻不容緩的事。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正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歧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徵，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寄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
什麼明堂
有一天，齊宣王提出一個問題對孟子說，現在外面有人建議我，要把明堂拆毀，你孟先生對這件事有什麼高見？如一般人所說，把這座不實用的建築拆除掉呢？還是保留下來好呢？
所謂“明堂”，就是“明政教化之堂”，周代初期的建築。也就是天子的廟堂，舉凡祭祀、朝會諸侯、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等，意義重大的活動，當在這裡舉行。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精神表徵，具有崇高的意義和文化的價值。
在《禮記》中有一篇，專門記述明堂的建築規格，以及政教活動的內容。以現代觀念而言，它象徵了固有文化的精神堡壘，比起法國的凱旋門，美國的自由女神像，乃至丹麥的美人魚等等，不可同日而語，具有特殊的內涵與神聖的精神。
齊宣王所說的這個明堂，是周武王東征時所建的，直到漢朝還存在，後世才逐漸湮滅。當然，它表徵了中國文化，同時象徵了當時中央政府周天子的尊嚴。在齊宣王的心目中，雖然久已不聞尊周的口號，可是還沒有一個諸侯敢明目張膽地提出滅周的主張。齊宣王這時把國家治理得蠻有規模了，在他心理上，不能說沒有取周而代之的野心。拆毀明堂，何嘗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可見他有蔑視和反抗中央周天子的微妙心理。但在孟老夫子面前，又怕碰釘子，不敢開口，於是藉口是外面有人傳說。換言之，是民間的輿論如此，藉此來試探孟子的意向。否則的話，他假如沒有這個念頭，根本認為不可行，就不必問孟子拆了好呢？還是不拆的好呢？
孟子答覆齊宣王的話，卻也避開正面，不談尊周與否的問題。他只說，這是王者之堂，象徵著王道思想，您如果要想行王政的話，最好不要把明堂毀掉。齊宣王就說，你所說的王政，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對於王道仁政，孟子已經說過好幾次了，而這裡齊宣王還問孟子什麼是王政，這就顯示出齊宣王對孟子的意見，也許是根本沒興趣，從來就沒有專心聽過，所以現在又提出這個問題來。也許孟子所提倡的有關仁政學說，頗受當時社會民間的歡迎，各方予以好評，齊宣王不得不對孟子表示尊敬。也許這時候仁義還有利用的價值，可以披起仁義的外衣，而進行實質上的侵奪兼併，所以不得不向孟子請教。這也可以說是齊宣王的可憐處。
再反過來看孟子，他也很難堪，他希望推行王道仁政，但屢次被齊宣王在重要關頭，來個太極拳的推手，推得遠遠的。於是他又“打蛇貼棍上”式的，再順著齊宣王的話，接上去，還是推銷他的王道思想。用心之苦，實在苦得也很可憐！他們兩個，雖然互相尊重，而彼此似乎又話不投機。
在這裡，孟子被直接問到王政的本題上去，自然有點興奮了。我們知道，孟子是一直以孔子的學說為標榜。而孔子對於政治，是推崇上古以及文、武、周公的政治風範的。所以孟子就舉出周文王的政績答覆說，以前周文王在歧山發祥之初，走的就是傳統王道精神的政治路線。第一點：“耕者九一”，對農民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賦。
這是古代的土地政策，後世稱作“井田制度”。當時地廣人稀，沒有私人財產製，土地均屬國有，田園都依照方整觀念來劃一。每一田園，在規制上區分“井”字式，分成九部分，收穫的時候，四周八分，分別歸八戶農民所私有，中間一份公田，收成歸政府，所以說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賦，後世稱此為“井田制度”。其實九分之一的田賦稅收，也只是後世人根據古代資料來講的。究竟實際情形如何？這種制度，歷代學者也有很用心去考證的，但到底還不夠詳細，同時我們不要忘記，當時人口稀少，土地廣大而沒有太多利用和開發。其實在管仲相齊桓公的時期，以及秦孝公時期，中國的經濟制度，早已演變為具有私有土地的形態了，商鞅只是就當時的實際情況和需要，也可以說，他師法管仲，訂出一套完整而具體的法制來管理。
在歷史上，秦以後，曾經有不少人嚮往古代的井田制度，更曾經有幾度，意欲恢復它。最顯著的莫如漢朝的王莽，想恢復井田制度，取消私有財產制。當然，王莽並不是因為有高深的政治思想或突出的見地，只是盲目的好古，妄想復古而已，所以沒有成功。到了宋朝王安石變法，也想走這個路子，因為用人不當，也失敗了。
孟子說到第二點“仁者世祿”，是說當時的政府官職，大多數是世代相襲的。這一點，和我們今天的觀念不同。但在孟子當時，卻不能說他百分之百是錯誤的。因為在那個時代，一直延續這樣的制度。不僅在教育制度上，政治思想上也都是如此，沒有發展出全民教育的觀念，讀書人也都是士大夫的世家世襲的。我們以現在民主思想為基礎，就會批評那是封建思想，甚至斥為封建餘毒。可是我們如果綜合了時間、社會、經濟、政治等等因素，去探討這種制度的精神，則可發現，它的功用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中，可能還是鼓勵人們保護及發揚傳統文化的最好制度。總之，我們論史，應該儘量客觀厚道，就“時”論事。不能純出主觀，以今之所有，笑古之所無；也不能以古之所無，便否認今之所有。
第三點，孟子說到“關市”方面，關卡和互市，也就是現在的關稅和商業市場上的捐稅。這在文王時期是“譏而不徵”的。只是派人巡察，看看有沒有非法之物，順便了解貨物的議價狀況，並不需要收什麼關稅、交易稅之類。因為在戰國當時，征斂相當繁瑣、嚴苛，常常弄得民不聊生，所以他提出這一點。
再其次，說到周文王時“澤梁無禁”。澤為水澤，梁指山林。廣義地說，就是無論上山下海，包括河川的資源開發，山林資源的開發，都是沒有什麼禁令的。人民在這方面的生產是自由的，但人民也懂得節制，不至於弄到資源枯竭。這裡有一點我們要知道，倒退回去兩千多年看，那時候的社會結構，可以說一切都還在尚未開發的階段。情況和現在不大相同。
在司法方面，孟子指出“罪人不孥”。就是罪不及妻子，個人犯罪個人承當，自己受法律制裁，與家屬無關。這句話在今天的年輕人聽來，覺得沒有什麼道理，因為大家目前所認識的法律，本來就是如此，似乎這句話是多餘的。可是在還沒有推翻清朝以前，中國幾千年來的法律，不像今天民主制度的法治精神。由春秋戰國到清代的幾千年帝制中，有許多情況，都是罪及妻孥，乃至於一人犯罪，可以誅滅九族，全憑當時專制帝王的意思而定。所謂“人主”者，朕即國家，朕即法律，他是國家主權的象徵，他說的話就是最高的法律。在這種情形之下，孟子講這句話，就非同小可了，可以說孟子相當大膽，憑他的浩然正氣而對宣王進諫直言。
接著，孟子又舉出在周朝的王道政治上，社會福利事業的成功，他說：鰥、寡、孤、獨這四種人，是社會上最困苦無依的人。文王當時，凡是仁政愛民的措施，一定先顧及到這些人，使孤苦無依的人優先得到利益。他同時引用了《詩經·小雅·節南山·正月篇》第十三章，最後兩句“哿以富人，哀此煢獨”來強調窮人的可憐。詩的意思是說，社會上一般衣食無憂的人是沒有什麼問題了，但是有些孤苦伶什的人還不知道怎麼活下去呢？對這些人，我們必須伸出關切和同情的援手。
孟子說“王政”說到這裡月側才一開頭，還沒有講到正題上去，可是齊宣王似乎已經聽不下去，又打起太極拳來了，插上一句“善哉言乎！”意思是說，你講得好，講得很好。又把“王政”這個正題用太極拳的推手往外一推。可是孟子還是用打蛇貼棍上的辦法說，您既然認為這個道理很好，可是為什麼不去實行呢？
寡人好貨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於橐於囊，思戢用光。弓夫斯張，於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金，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孟子採緊逼盯人的姿態，追問齊宣王，您既然認為很好，為什麼又不實行王政呢？齊宣王答得很妙，他說我有一個毛病，我非常愛好財富。
古代“貨”字的意思和現代的“財”字相同，包括了金錢、物資等等。齊宣王這句答話，在表面上是牛頭不對馬嘴，答非所識問，但也很妙。孟子要他優先救濟社會上最困苦的四種人，這當然是要花錢的，而他卻說我愛錢，捨不得花鈔票啦！這就像籃球場上的大國手們，你從後面緊逼盯人，我就來個轉身，擺脫你。奈何孟子還是不放鬆，對他說，這沒有關係呀！周朝的先祖公劉，就是一位好貨的人，而且有詩為證呢！
公劉，據《周紀》說，是棄的後代。棄是唐堯的兄弟，到虞舜時，被封為后稷，有相當偉大的德業，傳到不窋這一代的時候，因政治的衰退，不富丟了官，就流亡異域，到戎、狄這兩個外族之間的漆沮“自漆沮度渭，取材用”一帶去求發展（漆水源出陝西省同官縣東北大神山，西南流經邠縣至耀縣會沮水。沮水出耀縣北分水嶺）。當傳到公劉的時候，才又振作起來。《詩經·大雅》生民之什的《公劉》篇，就是歌頌這段故事。
孟子又繼續引用《詩經》的記載作補充說明。他說，公劉當年好貨，但能推己及人。他首先教導人民，因地制宜，努力耕作，增加生產。在秋天豐收時，將糧食堆滿在倉庫裡，還有許多糧食放不下時，只好堆積在倉外。另外，製造乾糧，放在橐裡、囊裡，以便人民遷移時，可以隨身攜帶。由於仁心德政的措施，投靠他的百姓愈來愈多，逐漸地便富強起來了。於是他又整軍經武，把老百姓集中起來訓練，等這些都差不多了，才帶了弓箭，裝備著干戈斧鉞等各種武器，浩浩蕩蕩地由漆沮出發，回到他原來的封地豳邑，復興他祖先後稷的舊業。所以留守的人有露天堆積的米粟和充實豐富的穀倉，出發的人有包裹好的乾糧，如此準備妥善，才向自地進發。周代也就從這時開始，漸漸興盛起來。
所以當齊宣王說他自己好貨時，孟子卻故意裝作不懂地說，您身為一國之君，喜歡財富是應該的。像周朝的先祖——公劉，建立基業時，也是積極地從事經濟發展。如果您也能效法先人積極進取的精神，從事生產工作，藏富於民的話，如此，齊國得以富強，而百姓得以安居樂業。這不是很好的事嗎？在這裡，可見孟子的誘導教育，以及緊逼盯人的技術，和齊宣王的推拖工夫是同樣高明。
齊宣王的“太極拳”由“好樂”、“好勇”，這裡又段數升高到第三段的“好貨”了。現在讓我們再來討論一下好貨的問題。
在中國文化中，有一句話，包括四件事：“聲、色、貨、利”。在歷史上只要帝王好“聲色貨利”，那個社會。國家，沒有不亂的。這四件事，沒有一件是好事，全是壞事。而齊宣王對這四大壞事，沒有不好的，他全都愛好。
後世一些讀書人，讀了《孟子》這一類的書，學了這一派的論調，每提到“聲色貨利”，就視同毒蛇猛獸，像有劇毒一樣的恐懼。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對於聲色貨利，沒有不愛好的。只是對這四件事的慾望，程度上有大小的不同而已。
孟子這裡沒有從心理這一方面發揮，其實人人都是同樣愛好這些的，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只要擴充這大家都愛好的事，並導之正途，那麼不但對社會無害，而且能收到移風易俗的效果，反而是國家、社會、人民的福利了。我們所謂現代化的第一流強國，正是“聲色貨利”最先進的國家。反之，就是尚在落後，尚未開發中的國家。
從這裡，使我們想起齊桓公，他也有像齊宣王所說的三好。但在當時，他有幸得到一位好幫手管仲，能在當世成大功，後世歷史上成大名。讓我們看看齊桓公與管子對話的記載。
桓公謂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不幸好畋，晦夜從禽不及，一。不幸好酒，日夜相繼，二。寡人有汙行，不幸好色，姊妹有未嫁者，三。管仲曰：惡則惡矣，非其急也。人君惟不愛與不敏，不可耳。不愛則亡眾，不敏則不及事。
齊桓公有一天對管仲說，我這個人，有很不正經、很邪門的三個嗜好，你看多糟糕！怎麼辦？喜歡打獵，常常跑出去玩，有時追捕獵物，玩到天黑了還不肯回來，第二天當然沒有精神理政問事了。這是第一件事。
還有我喜歡喝酒，講究口腹之慾，白天晚上都吃喝個不停。齊桓公好吃，是有名的饕餮，天下所有的美味，他都找來吃。他的一個部下易牙，專以燒一手好菜來侍候他、滿足他。有一天，他吃喝得高興了，對易牙說，天下的美味，我都吃過了，可就沒有吃過人肉，不知道人肉的味道如何。後來齊桓公吃了一碗以前沒有吃過的肉類，問易牙這是什麼肉，易牙說是人肉。原來易牙殺了他自己兒子，來取悅於桓公。因此齊桓公認為易牙很忠心。當然有人說連自己兒子都會殺掉的人，一點仁心都沒有，怎麼談得上“忠”。這是另一段公案，我們暫時不去討論。易牙是壞蛋，歷史早有明證和定評了。但由此可知齊桓公的好吃好喝，到了什麼程度。他自己也對管仲說，這是他的第二件缺德。
他又說，更不幸的，我有比前面兩項，更不乾淨的行為，說起來都難為情，我還喜歡女色。好女色倒是小事，我的同宗姊妹中，還有尚未出嫁的。
他的姊妹為什麼不出嫁，這當然是使他最難為情，難以啟齒的話。
只說這是他第三項劣行，就意在不言中了，所以他的毛病可真大，比齊宣王嚴重多了。
可是管仲怎麼說呢？他說，你這三個大毛病，的確很不好，壞是壞透了，但對你現在來說，還不是最重的要的事，不一定要立即改正。事實上，管仲明知他一下子改不過來。如果管仲說，要他馬上改，反而會弄僵了。管仲只是說，一個作領袖的人，如果沒有愛心，不愛天下人，智慧反應都不夠敏捷，這才是最大的忌諱。因為沒有愛心，不能“愛民”的話，就不會有群眾和人民擁護他；不夠積極，不能“勤政”的話，就會政務荒弛。因此，“勤政愛民”，是領導人所最需具備的條件（就是在管仲之後的孟子所說的仁政）。
這是管仲對君主輔助的一個範例。幾千年來直到現在，我們一直都標榜管仲是歷史上的大政治家。他不但是政治思想家，也是實行家，連孔子都很推崇他。現在管仲與齊桓公所談的內容，和齊宣王與孟子之間的談話內容是一樣的。而談話的態度與方法，孟子與管子也差不多一樣。所不同的一點，管子是站在大政治家的立場，作臣道的建議和提醒，針對現實政治的具體做法而言。至於我們這位孟夫子，則更偏重於政治哲學的原則，同時帶著師道的誘導方式，在境界上當然比管仲更高一層，可惜效果上，卻差了許多。但是有一點要注意，孟子和管仲所遇到的兩個主顧——老闆，在人格、個性上，也有許多差異。因此，在歷史上的成就，也就不相大同了。
其次，我們要討論的“聲、色、貨、利”四事，我國曆史文化上，幾千年來，都認為是要不得的壞事。直至國民革命成功，推翻清朝以前，大家還是看不起工商業，尤其是看不起商人。過去習慣上所謂計程車、農、工、商，商人被列為四民之末，這都是中國文化受這些傳統觀念的影響，致使工商業不發達，科學不進步，而形成中國文化呆滯的一面。
《貨殖列傳》的一斑
中國文化真是如此呆滯醜陋的嗎？我們不必歸罪於什麼理學家、道學家或哪一家上去，只是由於少數讀書人，把觀念搞錯了，把大家的觀念帶到歧路上去。中國文化的本身，並非如此。歷史上，漢代的司馬遷曾經就“貨利”的問題，正式提出來談經濟思想。當時別人都不大注重經濟問題，只有他特別注意，而在《史記》中寫了《貨殖列傳》，成為中國經濟學上的第一篇傳記，也是中國討論經濟哲學思想的好著作。另外，《平準書》也是財政學上的重要資料。
司馬遷看法與眾不同，在當時大家看不起貨利的時候，他卻認為貨利非常重要。他提出來的第一位經濟專家是姜太公，第二位是范蠡，第三位是孔子的天才學生子貢。接下來還有很多，現在我們擇要摘錄下他這篇文章，來作個研究。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娩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吵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夫山西饒材、竹、谷、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枬、梓、姜、桂、金、錫、連、丹砂、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進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匾少。”財匾少而山澤不闢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大公望封於營丘，地瀉滷，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灣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會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
故曰：“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
《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日：“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文中所述范蠡、子夏等人致富之道，從略。）
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致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頃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掘業，而秦揚以蓋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謂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裡擊鐘。此皆誠壹之所致。
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轅，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鉅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史記》作者司馬遷及其父司馬談，都是比較偏愛黃老道家的學術思想，尤其是推崇老子的思想。他寫的《貨殖列傳》，首先就引用老子的話，
描寫社會到了富強康樂，民主自由的極點，才能真正進入大同的理想境界
，也才能達到老子所說的無為之治，法乎自然的境界。
老子前面的一段話，意思是說，比鄰的國家，國界相接，或隔一條路，或隔一條小溪，彼此都可以一望而見，連雞鳴狗吠的聲音都聽得清清楚楚。而各國的老百姓，都能夠吃得好，營養足；穿得好，沒有穿打補釘的衣眼；社會風氣安定，沒有不良分子的騷擾；對自己的事業、職業，都很滿意，各人安守本分。生活在這樣安定快樂的社會中，人人都很滿足，終此一生，都不會去羨慕別人，更不會為了生存，而離鄉背井去外地謀生。
本來老子的說法，在我看來，和儒家大同思想的說法並沒有兩樣，不過老子是對理想境界描寫，儒家的《禮運篇》則是原則的敘述。二者都是根源一脈相承的中國古代文化傳統，如果一定要以表面的文字，把他們硬分為兩派，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
曾經聽一位青年人說，現在日子過得好，有了錢，退了休，就該環遊世界一番，“到老死不相往來”，不出國門，活著有什麼意思。出國走走，這是一種很時髦的觀念，而且也可增廣見聞，但對於老子這句話的反駁，則似有斷章取義之嫌。先從近處說起，就在臺灣的山區或農林中，還是有一些人，不但沒有到過臺北，甚至連他居處的縣治所在地也沒有去過，一生沒有離開家鄉一步，但因生活過得安定快樂，臨終之時，心中了無遺憾。而現代許多曾經環遊過世界的人，在他臨終之際，或對後代子孫，或對國家社會，或對他自己的一些事情，還是很不放心，帶著滿腔的無奈而去。
也還有人說，至美國、或到歐洲，去求學深造，或發展事業又有什麼不好？為什麼要“至老死不相往來”？這也是忘記了這句話前面的“至治之極”，以及接下去的描寫。我們要反過來問一句，
假如我們今天成為世界上經濟力量最雄厚，教育文化水準最高，科技最發達，軍事力量最強大，社會也最安定的國家，那麼你還會想到外國去求深造，求發展嗎？
再進一步說，全世界，全人類，每個社會都達到了這個水準，那麼又有誰不願安安穩穩在自己家鄉努力，反而到處奔波勞苦，替別人洗碟子、擦地板呢？現代的澳洲人，位於南半球，一般人過著太平日子，就很少往外國跑了。不過，在現代也有一種反面的“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現象。那是南北韓之間的三十八度線；東西德的圍牆；我們與大陸之間的一衣帶水。由此可見，想要達到“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境界，是不容易的，除非全世界、全人類，都富強康樂了，才能達到這個美好的境界。
歷史社會演變的趨勢
所以司馬遷說，人類最好往這種美好的理想去努力。但是近代（司馬遷當時的近代），一般人都只圖聲色耳目的享受。、已經不可能達到那麼高的境界了。
接著他又發表他史家立場的意見說，神農以前的情形怎樣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像《詩經》、《書經》這些書上所記載的事蹟、自虞、夏兩代以後，由於社會的演進，人們都偏好物質生活的享受，喜歡追求聲色之娛，以及口腹之慾。身安逸樂而汲汲名利，人人都如此，沒有什麼稀奇。這種風俗的演變，不是一天形成的。自從虞夏時代開始，就逐漸轉變成近代這個樣子。社會風氣到了這一步，你即使以最高的哲理，挨家逐戶地去勸他們，放下物慾，尋求精神生活的趨脫，也是沒有用的。
因此，自上古以來，最高明的為政方法是“因之”。依著百姓的本質和稟賦，在立法行政上，很自然地把他們引到好的方向。
如果這樣行不通，退而求其次，順著他們的興趣嗜好，針對他們重視現實的心理，“利道之”，以利為引導，導致他們走到良善的路上。
“其次教誨之”，如果還是不能，於是用再次一等的方法，也就是用比較強硬一點的方法，教育他們，告訴他們，什麼是對的，是應該的，什麼是不對的，是不可以做的。
如果仍然沒有效果，這就只好用更次等的方法，“整齊之”，以法令來糾正了。糾正不了的話，等而下之，“與民爭利”，和百姓對立相爭。
從這套理論來看，幾千年的歷史，都是等而之下，在與民爭利之中。達爾文的進化論“物競天擇”，也同樣認為人類文化，是在競爭當中發展的。
司馬遷這幾句話，把人類社會演變的程度，以及人心不可挽回的超勢，全都說完了。我們無論研究政治、哲學，或者經濟、歷史，對司馬遷這裡所說，和孔子《禮記·禮運篇》的敘述，互相參合研究，便可成為一部中國文化歷史演進哲學的專書。
其次，司馬遷舉出當時中國所發現的資源情形，也相當富饒，很有利用價值的。但是現在我們新發現的資源，在質與量上都增加了許多，在這裡不作詳細的介紹了，且看他對於物資利用的觀點。
“待農而食之”，在當時的農業社會，許多資源技術還沒發掘，社會經濟的必然趨勢，當然是要依賴農業生產，才有飯吃。“虞而出之”，還要開發山林和畜牧的資源。“工而成之”，然後將農林、畜牧的產品加工製造。“商而通之”，最後，再由商業的經營，來流通農林畜牧和工業的產品，於是才能達到有無相濟，各獲所需，不虞匱乏的地步。
接著他又說，這種經濟形態的發展，是順著人類社會的需要，而自然演變出來的一種生活方式，並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規定而來的，也不是由某一人提倡或教育而成的。而是大家為了生活上的需求方便，很自然地發展出來的。所以每個人都是各盡自己的能力，換取自己的需要。
在商業的經營上，是“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也就是中國商業一句傳統的成語——“賤物不可丟，貴物不可收。”一樣貨品，價錢跌了，不要賠本賣掉。儲存在那裡，將來一定回漲，甚至還可以加工製造，再賣出去，很可能還會賺大錢。一樣東西漲價了，貴了許多，千萬不要一窩風地跟著去買，因為不久的將來，很可能會跌價。所以，“賤價不賣，貴不買”。
“各勸其業，樂其事”。各人安於本分，敬業樂群。這種趨勢，像江河的水往下流一樣，是很自然的發展，用不著特地訂立法令規章，自然而然就來了。一切物資的生產分配，也用不著刻意去營謀，社會上自然會有妥善的調配。這不就是老子“自然”之道嗎？
接著他又引據《書經》上的話，強調農工商虞的同等重要性。這些來自農林、畜牧，以及工商業的產品，是富國富家的基礎。雖然各地的氣候、土壤、人力不同，資源的儲藏與開發也不一樣，但經營得好就富足，經營不好就貧窮。上天是不會厚此薄彼的。
像齊國的姜太公初被封到營丘時，那裡靠海邊，土裡的鹽份很重，老百姓很少。當地的土質根本就無法耕種，簡直無飯可吃。可是姜太公不為地理環境所困，他教導婦女發展手工業。直到現代，山東煙臺一帶的刺繡、抽絲等工業還是很有名的。在臺灣具有這種技術的人，也在生產從事外銷，可能就是從古老的姜太公時代所流傳發展下來的。除此之外，他又設法開發鹽業和漁業，外銷他國。齊國就此繁榮富庶起來，“冠帶衣履天下”，各國聞風相望，連服飾都以模仿齊國為時尚。不論是靠山或臨海的國家，都希望能到齊國去見識見識，一如今天世界各國的人，一窩風地往美國跑一樣。
後來齊國到了中葉，國力曾經一度衰落，直到齊桓公的時代，用了現在大家都知道的，以經濟政治為主，並以經商出名的管仲為輔相，把齊國的國勢再度復興起來。他設立了九個有關財經的行政機構，設定掌財務的官員，行“輕重法”，而使齊桓公完成他的霸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仲個人亦有富埒王侯的“三歸”建築，愛好豪華，也相當奢侈。政治地位到了陪臣——和國君近於朋友的關係，財富可和其他諸國的國君相比擬。可是他使得齊國的富強，一直延續到威王、宣王的時代。
經濟、文化、道德的連鎖關係
司馬遷引《周書》的話，並舉出齊國姜太公和管仲的例子，說明經濟財富對政治功業的重要以後，又引用“倉凜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兩句名言，討論財富和德業的關係，提出“禮生於有而廢於無”的主張。因為禮節、仁義這些德性，是以安定的生活與財富為基礎的。一個君子富有了，就更樂於行善積德；而普通的人有了財富，也就安守本分，不會作奸犯科。接著他又把財富比作高山大澤，把品德比作山澤間的生物。水深了，自然有魚，山高了，各種獸類自然繁殖其中。溝裡水淺是養不活魚的；小山也隱藏保護不了大的獸類。
換句話說，貧窮就難有高超的道德修養，也難做出對人有益的善行。所以，有了財富，才能發揮出仁心義行。
一個人有了錢，如果再得權勢，就更容易彰顯善舉
。反之，既無勢力，又無錢財的他鄉遊子，自身難保，更何況其他。這是對有文化根基的中國而言，在文化低落的邊疆來說，財富對德性的影響就更嚴重了。
所以普天之下，熙熙攘攘，來來往往的，都是為了一個“利”字。不論千乘之國，或者萬戶之侯，或者百室之君，他們都一個個唯恐受到貧窮的困擾，更何況一般老百姓！
接著，他又繼續舉出范蠡、子貢、猗頓、卓氏、程鄭、宛孔氏、師史、任氏等十幾位歷史上名人的致富之道，以及對國家社會的影響，來強調財富和德業事功的關係。同時他強調說，所舉的這些人，還只是少數的例子，而且都不是繼承祖業，或世襲俸祿而來，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用心經營，把握了時機，去規規矩矩地發展，以最平實的方法來賺錢，而以最高明的原則來守成。至於其他，以發展農林工商而富可傾城的，或者富甲一縣，或者稱富鄉里的，這些就多得數不清了。
結論說，靠自己的勞力，從小生意做起，一點點積蓄起來，這是謀生髮財的正道。但是小富由勤，大富由命，發大財也要靠機運。同時司馬遷又強調，
發大財，還要有頭腦，譬如用兵，要出奇制勝。
於是他陳列出一些歷史資料說，像秦揚這個人，以種田起家，他的財富居然蓋過了一州，等於現在富過一省。照理說，挖人家的墳墓，偷盜葬物，這是犯法的，可是田叔就這樣起來的；賭博說起來也是壞事情，但桓發卻因此致富；
至於行賈，類似我們現在所說跑單幫的，在古代也是大家不在意的行業，而雍樂成由此起家；賣油脂，當然也是低賤的行業，一身油垢，不受人尊重，而雍伯就在這個行業中，聚積了上千金的財產；
叫賣漿湯、油條，是小生意，但張氏以此賺了千萬的資財；磨刀，可以說是最簡單的技術，但郅氏以磨刀聞名，人人找他磨，到後來發了大財，養了一大家的人，吃起飯來都是鼎食，氣派大得很；賣豬肉乾、牛肉乾，也只是小本生意，濁氏卻因此發財，養了幾十匹馬。
在現代說，就是擁有幾十輛汽車了。還有馬醫，古代醫生的社會地位不像現在這麼高，獸醫更是如此。可是有一個獸醫張裡，家裡開飯的時候還要敲鐘，可見其富庶的程度。以上這些都是因為專精一業，勤奮努力而來的。
最後他的結論說：從這些事實看來，
致富並沒有什麼一定的行業，財富也不是說一定永遠屬於誰的
。有能力的人自然會發財，懶惰的人就是站不起來。富有了自然就顯貴。一個富有千金的人，就像士大夫般地被人敬重。至於鉅萬富翁，就和王侯一樣享受。這不是上天所賜，也不是祖宗所給，都是靠自己努力得來的。
他這篇文章裡，介紹那些商業鉅子和大富翁的妙論很多。談到好貨的心理時，曾經舉出，像秦始皇這位暴君，對於財富也很重視。
當時在四川有一個名字叫“清”的寡婦，擁有大量的丹砂礦，富有得不得了，秦始皇還特別邀請她到咸陽，待以上賓之禮二同時為她建築了一座“女懷清檯”
。由此可見財富的重要。不但個人如此，他也說到，國家非財富不能強盛，社會非財富不能繁榮。
我們看了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的議論，再來看看明人馮夢龍的一段小文，相互比對，倒是別有一番興味：
人生於財，死於財，榮辱於財。無錢對菊，彭澤今（陶淵明）亦當敗興。倘孔子絕糧而死，還稱大聖人否？無怪乎世俗之營營矣。
究竟人壽幾何！一生吃著，亦自有限。到散場時，毫釐持不去。只落得子孫爭嚷多，眼淚少。死而無知，真是枉卻；如其有知，懊悔又不知如何也。吾蘇陸念先應徐少宰記室聘，比就館，絕不作一字。徐無如何，乃為道地遊塞上，抵大帥某，以三十錳為壽，既去戟門，陳對金大慟曰：以汝故獲禍者多矣，吾何用汝為！即投之澗水中。人笑其痴，孰知正為痴人說法乎。（來源：孟子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