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西方學者的人單合一模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在中國當代企業家中，哲學家型的CEO不多，華為的任正非算一個，海爾的張瑞敏算一個。

任正非不僅自己學習哲學，還要求華為中高層以上的管理者學習一點哲學，讓華為成為一家靠哲學來管理的企業。張瑞敏拋頭露面的次數不多，但每次公開演講都引用大量中西方哲學家的觀點，並在此基礎上丟擲自己的管理哲學。一場演講下來，聽者沒取到多少生意經，反而感覺像上了一堂哲學課。

關於華為的管理哲學，任正非講得很多，繁複緻密但較為散亂，沒有形成一套明確統一的理論。像中國的孔子和希臘先哲蘇格拉底，述而不著但影響深遠。張瑞敏似乎有意“立言”，將自身所學和管理實踐相結合而提出“人單合一”的管理哲學，他不僅讓其成為海爾的指導思想，還大有向全球企業推行之意。

在此，我無意將任正非和張瑞敏兩位優秀的企業家相比較，只是言及二人在企業管理模式上的共通之處概而論之，不再贅述。這裡，我只想談談對海爾“人單合一”模式的一些看法，這些看法是我在9月17日上午觀看完張瑞敏在第五屆人單合一模式引領論壇演講之後有感而發。

繁雜的知識和思想凝練成一套明確扼要的理論，往往讓人感到晦澀玄深。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樣，對所謂“人單合一”有許多疑惑，我希望用我淺薄的見識來輔助大家解開這些疑惑。

人單合一思想從何而來？

中國企業的現代化比西方晚了一二百年，直到改革開放之後，現代化的企業管理制度才逐漸被引入進來繼而推行開來。而所謂現代化實則為西方化，這是任誰也不能否認的。包括華為在內，許多中國企業早期的管理制度都是從西方企業那裡全盤照搬過來的。

對西方企業管理模式的學習和踐行的確讓中國企業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這說明至少在過去幾十年當中，來自西方的現代化管理制度是合乎時宜的，但是否合乎當下的時宜是值得商榷的。

從文化層面來看，中西方最大的不同在於中國求諸於內，而西方求諸於外。中國著眼於人，而西方著眼於物。兩次工業革命發生在西方國家而非中國，從根本上看正是兩種文化的不同所致。正是對外部事物的探究和對科學精神的推崇，才讓西方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和物質繁榮，進而在經濟、文化等領域成為世界的主導者。

但工業革命帶來一個惡果，機器的大規模生產取代手工業，人不再是人，而是成為大機器上的一個小零件。張瑞敏在演講中播放了卓別林《摩登時代》的片段，人的身體被捲進機器中成了機器運轉的一部分。在企業管理模式上，掌握生產工具的企業主由上而下管理充當勞動力的自然人。在這樣的模式下，人的個性和價值得不到伸展，同時由於失去了手工勞作的成就感，生活變得異常苦悶。

從文藝復興直至今日，西方一直倡導個性解放，主張個人權利。但在工業革命之後，一切權益讓位於社會生產效率，大規模的機器生產和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極大壓抑了人的個性。由此導致的西方國家工人大罷工屢見不鮮。這套東西搬到中國之後，其弊端也在近幾年逐步開始顯現。城市工薪階層對淪為“工具人”的自嘲以及對所謂“資本家”的敵意，無不是由此而生。

對此，西方各界並非沒有反思。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德魯克晚年提出“讓每個人在思想和行動上成為自己的CEO”，這一觀點為張瑞敏所極為認同，其出發點無外乎激發構成組織的個體的價值、自主性和創造力。但所謂知易行難，這一理念在現代企業中的推行並不容易。除非讓個體從情感和理智上真正意識到這麼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否則“人人都是CEO”就成了一句空話。

那麼，如何喚醒個體意識就成了一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顯然要向心求、向內求，這就回到我們中國文化的範疇。所以張瑞敏又談到心學的創立者王陽明。有人問王陽明：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王陽明回答說：不是不可移，而是不肯移。對於現代企業來說，上智下愚的管理模式並非不可移，而是在理智和情感上不肯移，認為沒有“移”的必要。

那麼如何要讓個體認為有“移”的必要呢？張瑞敏給出的答案就是“人單合一”。人指的是構成組織的個體，單指得不是狹義上的訂單，而是使用者價值。把個體和價值捆綁在一起，讓個體在創造使用者價值的同時實現自我價值。把決策權、用人權、分配權下放給每個個體，如此，自然人就變成了自主人，成為創業的主體。個人和組織的價值也因此得到最大化。

以我淺薄的見識和理解，我認為“人單合一”的思想就是這麼來的。在某種程度上，它是張瑞敏對中西方哲學和企業管理思想進行調和的一種產物。

人單合一模式行不行得通？

我們已經認識到，如果不能停止對人性的斫喪，統御式的自上而下的現代管理制度在西方將走入死衚衕，就是在中國也已行不通了。

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近些年中國企業家對解放人性的呼籲反而壓過了西方。諸如“工業時代把人變成機器，DT時代把機器變成人”之類的論調，多出自中國企業家之口。反觀西方企業家卻鮮有此類言論，但西方學者、經濟學家開始進行反思。

在9月17日上午張瑞敏的演講結束之後，五位來自美國、英國的經濟學家、管理科學家現場連線談了對人單合一模式的看法。在此過程中，我不止一次聽到“震撼”一詞，這種震撼一方面來自對張瑞敏作為一名企業家在哲學領域的造詣之深，一方面來自人單合一模式蘊藏的古老東方智慧帶來的衝擊。

在連線的結尾，量子管理理論創始人丹娜·佐哈爾發出了意味深長的疑問：西方機械的管理理念一定是正確的嗎？中國古老的智慧何不能為世界所用？

在這裡我想就人單合一模式是否行得通談談我的看法。當我們談論這一問題時，一定要認識到一點，那就是一種思想、一個模式能否行得通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種思想和模式是否合乎時宜。一百多年前，當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開啟中國的大門時，我們不能說一向求諸於內的中國文化失敗了，而是它不再合乎當時的時宜。近代西方選擇了一條與中國截然不同的路，這條路中國之前沒走過，而西方闖進國門逼著中國回過頭來走，中國不能不走。直到今天，中西方在同一條路上走到了同一個十字路口。

此時，無論在企業文化還是社會文化上，中國必然要回到玄深緻密的中國文化中尋找智慧。包括張瑞敏在演講中提到的易經文化，他總結易經的核心理論就是整體關聯、動態平衡。但他同時又提到丹娜·佐哈爾的理論“沒有原因，只有關係”。我認為這是張瑞敏對中西方文化的調和而做的一種努力。

在當下的中國，大多數人獲得了空前的物質滿足，但物質的充裕並沒有讓人民的幸福感獲得明顯的提升，這一方面與無暇顧及精神生活導致的心神不寧有關，另一方面主要是因為人的“工具化”導致個體無法在勞動中獲得必要的成就感和愉悅感。從這方面來看，讓自然人成為自主人的“人單合一”模式顯然是合乎時宜的。因而能夠得到個體的積極響應。

出於對實現個人價值的利益考量，以及對人人平等理念的價值認同，人單合一模式沒有理由不得到個體的擁護。而我對人單合一模式唯一的擔憂是，如果一個組織中的所有個體的個性都得到伸展，人人都主張自我的價值和權利，那麼必然會導致個體間的激烈競爭，客觀上削弱組織的協同效應。對於企業來說，內部競爭當然是必要的，但它也有可能破壞人際關係的和睦。讓人精於算計，而疏於感情。

當然，按照樸素的唯物辯證法，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任何一種管理模式也不可能做到完美。只要它對企業現階段的發展來說是合乎時宜的，那麼它就是行之有效的。

人單合一模式具備普適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