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第二十三章：奏啟｜ 向帝王上書言事

“奏”、“啟”這兩種文體很相近。是臣民向帝王呈辭所用的文體，屬於政治性的檔案。這種文體和文學創作並沒有多大關係。

下面讓我們一起來學習【文心雕龍】的第二十三篇《奏啟》。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愆（qiān）謬，總謂之奏。奏者，進也。言敷於下，情進於上也。

劉勰認為，奏在上古唐堯禹舜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只是，那個時候臣子向帝王陳述問題是用口頭語言。到了秦漢時期，臣子向帝王陳述問題就寫成書面的文書，臣子給帝王的上書就叫做“奏”。

奏的內容很廣。陳述政事、提出典制禮儀、請示緊急重大的事件、彈劾罪惡和檢舉謬誤的陳辭，都稱之為“奏”。

奏，就是進的意思。就是陳述問題，使下情得以上達。

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勳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誣。政無膏潤，形於篇章矣。

秦朝統一天下後才開始確定稱奏書，但是當時法家當政，他們缺少文采。這時期的奏書寫得並不出彩。如：王綰等人的《議帝號》，文辭樸質而意義淺近；李斯的《上書言治驪山陵》，陳事粗略而內容虛假。

雖然，但秦代的統治殘暴、不施恩澤於百姓的情況也明顯地反映在當時的奏章中了。

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採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晁錯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勸禮，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

漢代以來，向皇帝進奏事情又叫上疏。相繼出現了許多有文采的奏書，如：賈誼的《論積貯疏》、晁錯的《言兵事疏》、匡衡的《奏徙南北郊》、王吉的《上宣帝疏言得失》、路溫舒的《尚德緩刑書》、谷永的《說成帝距絕祭祀方術》等，道理講得既切實得當，文辭也通暢明白。這些可以說是懂得奏章的體制要領了。

後漢群賢，嘉言罔伏，楊秉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尺一，骨鯁得焉。張衡指摘於史職，蔡邕銓列於朝儀，博雅明焉。

東漢賢臣眾多，好的奏章也不斷出現。如：楊秉在《因風災上疏諫微行》中，直率地指出對災異現象的看法；陳蕃在《諫封賞內寵疏》中，對天子賞罰不合制度的憤懣和怨恨，奏疏敢於直諫，很有骨氣。

又如：張衡在《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不合事》、《請禁絕圖讖疏》等疏奏中，對不合史實的史書、宣揚迷信的圖讖提出批評；蔡邕在《上封事陳政要七事》中，從維護朝廷綱紀上來逐一陳述。他們都寫得淵博典雅。

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黃觀教學，王朗節省，甄毅考課，亦盡節而知治矣。

魏代名臣的奏書也很興盛，文采和道理兼備。如：高堂隆上疏借天象變異來勸諫魏明帝修建宮室不要過於豪華，黃觀上疏奏稟有關教學的事宜，王朗上疏建議節省的問題，甄毅上疏說明選拔要實行考核制度。這些奏書說明他們都在竭盡為人臣子應盡的操守。

晉氏多難，災屯流移。劉頌殷勸於時務，溫嶠懇惻於費役，並體國之忠規矣。

晉代多災多難，劉頌《除淮南相在郡上疏》，在自己被免除淮南王相的職務後仍然殷勤地關心國家大事，上疏陳述自己的意見；溫嶠《上太子疏諫起西池樓觀》，看到太子修建西池樓觀勞民傷財，便深感不安而上疏勸諫誠懇地要求不要耗費勞役。這些都是體察國事的忠心規勸啊！

夫奏之為筆，固以明允篤誠為本，辨析疏通為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

劉勰認為，“奏”這種文體寫作的基本要領是這樣的：必須以公正忠誠為本，以辨別分析和通達事理為首位。還要有堅強的意志來完成政務，廣博的見識以窮達事理。斟酌古代的經驗教訓來處理當今的事務，抓住要害以處理繁雜的事情。

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愆糾謬；秦有御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鷙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

揭發檢舉彈劾他人罪過的奏書，是用來嚴明法紀、清除弊政的。寫這類奏書的監察官要磨礪自己的氣勢，爭取把奏書寫得像筆下生風、紙上結霜那樣勁厲！周朝、秦朝、漢朝都曾設立了專門的官職負責糾錯、掌管法令條文、主管彈劾罪過。

觀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惡。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

在奏本寫作上，名儒和險士的用心是截然不同的。如：孔光的奏本彈劾董賢，就用事實來證實他的奸邪；而路粹的奏本彈劾孔融，卻是捏造罪名來誣陷他有罪惡。

若夫傅鹹勁直，而按辭堅深；劉隗切正，而劾文闊略。各其志也。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志，他們所寫的奏本也各有其特點。如西晉傅鹹為人剛勁正直，因此奏文寫的深刻有力；東晉劉隗雖嚴峻正直，他的奏文卻寫得有些粗疏。

後之彈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然函人慾全，矢人慾傷，術在糾惡，勢必深峭。

後世的彈奏文，相互參酌，在不斷運用中雖有新的發展，但和古代的基本格式並沒有什麼大的差別。寫彈奏的目的是為了糾正罪惡，所以就勢必寫得深刻嚴峻。

《詩》刺讒人，投畀豺虎；《禮》疾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目以羊彘；孟軻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雲能免。是以世人為文，競於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為戾，復似善罵，多失折衷。

《詩經》裡批判讒人，說要把這種人投給豺狼虎豹；《禮記》中痛恨無禮的人，把他比作鸚鵡、猩猩。墨翟攻擊儒家，稱之為公羊和大豬；孟軻譏諷墨家，就比之為禽獸。《詩經》、《禮記》、儒家、墨家，尚且如此，嚴峻的彈奏之文，又怎能避免？所以，一般人寫這種文章，都是競相辱罵，吹毛求疵，尖刻得深透骨髓，甚至以謾罵為能，好像只要善於謾罵就可以了，大多不能折其中而取其正，做到公平合理。

若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以植矩，然後逾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為切哉！是以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不畏強禦，氣流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

如果能夠用禮儀、禮法和正義道理來約束人的行為準則，那麼就無須用暴躁醜惡的言辭，以無理謾罵為工巧！

所以，奏本的寫作上一定要做到如下：確立規範，衡量取捨，應以表達要義為主。必須要做到說理有常規，用辭有法度。吸取法家不別親疏貴賤善能裁斷的批判精神，秉承儒家的文辭風格，不畏強勢，使正氣流露於筆端。不縱容偽善做惡之人，使聲勢在文章之外震動。這樣的奏本才能夠與御史大夫的正義精神相配啊！

“總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是彈奏寫作的要義。

啟者，開也。高宗雲“啟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

啟，就是開的意思。高宗，指殷商王武丁。他曾說：“敞開你的心扉，灌溉我的心田”。啟就是取的這個意思。

孝景諱啟，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始雲“啟聞”。奏事之末，或雲“謹啟”。

孝景指西漢景帝劉啟，為避帝王名諱，所以兩漢時期的奏啟不用“啟”這個名稱。

到三國曹魏時期的箋記中，才開始稱“啟聞”。或者在奏事的末尾稱“謹啟”。

自晉來盛啟，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必斂飭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啟之大略也。

晉代以來的“啟”使用相當普遍盛行，並且兼有表和奏的作用。在陳述政見、議論國事上，啟是奏的分支；在辭讓封爵、感謝恩典方面，啟是表的別枝。劉勰認為，啟文寫作的基本要領是這樣的：必須收斂謹飭合乎法度，緊縮音節，抓住要害，簡明輕快，有一定的文采，但不能浮誇。

又表奏確切，號為讜言。讜（dǎng）者，正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蕩蕩，矯正其偏，故曰讜言也。

另外，因為表奏這類文體講究準確切實，所以又被稱為“讜言”。讜，就是糾正偏差，指正直的言論。如果王道的“表”、“奏”有了偏頗，那便違背了《尚書》裡“只有不偏不倚，王道才能廣闊久遠”的教言。說話沒有偏向，所以才叫做讜言。

孝成稱班伯之讜言，言貴直也。自漢置八能，密奏陰陽，皂囊封板，故曰封事。

漢成帝稱讚班伯的話是“讜言”，就是因為班伯的話正直無偏。漢代設定善音律的八能之士，向帝王秘密呈奏陰陽變化；因為要用黑色袋子密封簡板，所以又稱為“封事”。

晁錯受書，還上便宜。後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機密也。

西漢的晁錯被奉派到伏生那裡學習《尚書》，回來後向帝王陳述應辦的事叫做上“便宜”。後代的“便宜”，大都用密封呈奏，是為了謹慎的保守機密。

讜言、封事、便宜、奏啟名目雖異，但都是同一類。

夫王臣匪躬，必吐謇諤，事舉人存，故無待泛說也。

作為帝王的臣子，辦事不是為了一己之私，上奏必須說正直的話，這都事實俱在，就沒有必要多說了。

贊曰∶

皂飾司直，肅清風禁。筆銳干將，墨含淳酖（chún dān）。

雖有次骨，無或膚浸。獻政陳宜，事必勝任。

最後，劉勰做總結說明：要整頓講直話的監察機構，以肅清政教風紀。奏啟的寫作，筆要如寶劍那樣銳利，墨要像劇毒的鴆酒那樣猛烈。奏啟之文，雖應深入刺骨，但不要用讒言傷人。這樣，提供政見，陳述事宜，奏啟就一定能勝任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