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毛用《春困》向《傷逝》說聲再見
張五毛是微信公號界一位新晉大IP。他的兩篇文章爆款，一篇是《北京有2000萬人假裝在生活》，引起了巨大的爭議；另一篇是《我那些從不買單的公務員同學》講述多數公務員的清貧，被不少公務員點贊。
作為在BAT中一家搵食多年的網際網路內容生產老司機，張五毛深諳網際網路的傳播規律，知道哪些內容哪些標題吸引眼球。但這只是他在北京這個超級大都市中的生存之道，他本色是一個嚴肅作家，多年來孜孜不倦地寫小說。幾年前長篇小說《公主墳》的出版並沒有給他帶來多大的名氣和金錢收益。在兩篇爆款文章之前，他的新長篇小說《春困》交由人民除文學出版社出版。而今這部小說的宣傳推廣，不得不要藉助其此前憑備受爭議的公號文積攢的人氣。這或許是當下嚴肅文學所面臨困境的一個縮影。
《春困》寫的是一對年輕夫婦的婚姻悲劇，這樣的悲歡離合、始愛終棄故事發生在太多的人身上。但這僅僅只是一場婚姻的悲劇，不是一個人生悲劇。我讀到女主人公佟心和男主人公趙騰飛離婚後，非常冷靜地把個人物品打包寄到都城，然後決然地帶著女兒回到數年前逃離的都城，對自己的故鄉邑城無一絲留戀，真為她的解脫而感到高興。
多數人看《春困》，或許只把它看作小地方長大的精英逃離北上廣後有人又迴流的故事，從中看到了優秀的“外省青年”在都城中生存的艱難、精神的迷茫和是留是走的糾結。而我更關注中國女性獨立意識的普遍覺醒以及維護這種獨立的決心與能力。
這是《春困》中的佟心遠比魯迅小說《傷逝》中的子君幸運之處，離開了曾經情感上和經濟上依靠的趙騰飛，佟心活得更精彩。而九十多年前的子君，當涓生棄她而去後，她只有死亡一條路。
佟心和趙騰飛婚姻之所以徹底破裂而不需要湊活下去，最根本的原因是女性在經濟上有獨立的生存能力，進而人格上獲得獨立，而不需要為了活著不得不將就早已千瘡百孔的夫妻感情。這是近一個世紀中國社會最大的變化之一吧。
《傷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不顧家族的反對和她深愛的一位衙門年輕科員涓生私奔，在京城吉兆衚衕深處的一位官員的大宅子中租賃了兩間南房，過著自由的生活。子君和涓生是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的一代青年，他們這種選擇更帶有與反對傳統禮教、與舊式家庭決裂的意味。子君對前來阻擋她的叔父說：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這句話可謂是那一代愛自由求解放的新女性共同的宣言。
近一個世紀的蒼雲白狗，物換星移，子君面臨的那個女性婚姻不能自主的時代已然成為歷史，佟心和趙騰飛兩人相戀並結婚，是不需要衝破任何阻力的自由選擇，他們決定留在都城，是對自我實現的一種期許。
佟心和趙騰飛都是邑城人，佟心畢業於都城一所有名的美術學院，是一位很有藝術天分的青年畫家。趙騰飛畢業於都城一所名牌大學的熱門專業。
邑城是個縣級市，邑者，縣也。在中國的內地，有很多這樣的三、四線城市，這裡的官場是個熟人社會，官員和成功人士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寫在紙面上的規則不如傳統的關係管用，人際之間的親疏、尊卑遠比誰的業務能力高低重要（可參見馮軍旗的《中縣幹部》）。
趙騰飛的叔叔是邑城的市長，他是叔父眼中延續家族在當地政治影響的最佳人選。然而在大學畢業時，他和《傷逝》裡的涓生一樣，並不願意去重複上輩的人生軌跡，和佟心留在都城打拼。他志存高遠，和巴爾扎克、福樓拜、莫泊桑、大小仲馬、左拉、司湯達等作家筆下的巴黎“外省青年”一樣。“巴黎就像一座盅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準備向它進攻……在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較量中，有著三十年來一代青年的慘史。”（《幻滅》第三部初版序言）》，他如同高老頭之中站在郊野小山上俯瞰巴黎夜景的拉斯蒂涅那樣高喊：“巴黎， 讓我們來拼一拼吧！ ”
然而理想是豐滿的，現實是骨感的。趙騰飛和涓生一樣，遭遇了一連串失敗。涓生先是失業，爾後相信憑自己的才華可以“來開一條新的路”，靠做一個自由寫作者養活一家，但很快失望，《自由之友》等雜誌根本不願意用一個沒什麼名氣的作者的稿件（可參看《從文自傳》，沒有郁達夫和徐志摩的提攜，沈從文的文學夢早就破滅，可能捲鋪蓋回湘西再找陳渠珍討飯吃）。在生活的重壓下，他選擇了逃避，他和子君逃出家庭同居之初感受的“寧靜而幸福的夜”是那樣的短暫。而沉浸在小日子的子君變得世俗而瑣碎，甚至為了兩隻油雞和房東官太太暗中爭鬥。終於涓生對子君說出“我已經不愛你了”的絕情之語，徹底把子君推向了深淵。
趙騰飛的處境當然比涓生好得多，他和佟心留在北京後，在叔父的資助下買了一套小房子，應該說比大多數“北漂”幸福得多。但時代變易，人的期望值也在水漲船高。趙騰飛的慾望絕對不是九十多年前涓生那樣低層次：有份職業養活自己和妻子。他需要在同學、父輩和妻子面前證明自己成功，要掙更多的錢，買更大的房子，讓人們更尊重自己。經歷過一次創業失敗和職場的挫折後，他的心理狀態和涓生幾乎是一樣的，自私和怯弱佔了上風，選擇逃離競爭激烈的都城。涓生是無處可逃，而趙騰飛有故鄉邑城，正當權卻很快面臨退休的叔父在等著他歸來。他說服佟心帶著女兒和他回邑城是順理成章的事。
導致佟心婚姻悲劇的或者說她個人幸運的原因，是她不必像一個世紀前的新女性子君那樣，不管思想多麼前衛，但在那樣的大時代裡，情感和生活都得依附自己所愛的男人。男人是更為社會化的動物，更多的男人對社會的公眾評價的看重甚於內心精神的高度，在名利場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墮落。趙騰飛回到邑城，開始也不適應小地方的生活慢節奏、不掩飾的勢利。但在叔父的關照下他很快找到了感覺，受到了重用職位升遷很快，漂亮的女護士投懷送抱併為他生下私生子替家族傳宗接代。佟心更忠於自己的內心，表現出嚴重對邑城的環境不適應。
從一家三口回到邑城開始，佟心和趙騰飛勞燕分飛幾乎是註定的。趙騰飛只想做一個俗世的成功者，而有著很高藝術品味的佟心不願意放棄精神上的成長而隨波逐流。趙騰飛回歸家族，融入到邑城的官場，而佟心離開邑城再回北京開始自己的新生活，是一種很好的結局，雖然以傷心、痛苦為代價。
《春困》的開頭，把時間放置到當下三十年以後，佟心已經是個有名氣的畫家，在郊外擁有自己的別墅，過著雲淡風輕的日子，碰到了在都城生長的“我”。而趙騰飛在故鄉邑城官場也獲得了成功。
這種皆大歡喜，是涓生和子君不可能得到的。百年來女性獨立的成績，或許就可以用這樣一個很直接的標準來衡量：
男人，我離開你也能活，而且活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