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學術史的重構——論張舜徽《四庫提要敘講疏》
中國古代學術史的重構
——論張舜徽《四庫提要敘講疏》
戴建業
[摘要] 張舜徽《四庫提要敘講疏》對於所“講論”與“疏通”的原敘，或從正面引申和發揮，或從反面糾偏和正誤，在《四庫提要敘》的基礎上，重新追溯了學術源流，進一步辨明瞭簿錄體例，再審了各派爭論的是非，重估了各家學術的高下，由此完成了對中國古代學術史的重構。
[關鍵詞] 《四庫提要敘講疏》 學術源流 簿錄體例 學術史重構 張舜徽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因其“辨章學術，高挹群言”而一直為學界廣為推崇，“嘉、道以後，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奉作指南”[1]。《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中，經部分十類，史部分十五類，子部分十四類，集部分五類。四部各部前有總敘，每類前有小敘，將總敘和小敘連綴起來儼然就是一部“中國學術史論”。張舜徽先生對《四庫提要敘》非常重視，六十多年前曾以此作為大學文科“國學概論”的教本，將每篇敘文都向學生進行講論和疏通，這些講論稿現已成為“二十世紀學術要籍”《四庫提要敘講疏》（以下簡稱《講疏》）。[2]張先生在《四庫提要敘講疏·自序》中說：“昔張之洞《輶軒語》教學者曰：‘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餘則以為四十八篇者，又門徑中之門徑也。苟能熟習而詳繹之，則於群經傳注之流別，諸史體例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衍，釋道之演變原委，悉憭然於心，於是博治載籍，自不迷於趣向矣。”其中“傳注流別”和“體例異同”屬於文獻學中的“簿錄體例”，“支分派衍”和“演變原委”屬於“學術源流”，與之相應，張先生講疏的內容便集中於考鏡學術源流，辨明簿錄體例，講疏的方法則“首取《提要》本書以相申發，次採史傳及前人舊說藉資說明，末乃附以愚慮所及而討論之”[3]。可見，這部《講疏》體例上雖為古代學者常用的註疏體，但它突破了“注不叛經，疏不破注”的陳規，對《四庫提要》四十八篇敘文既有引申發揮，也有采史求證，更有正誤糾謬，並由此完成了對中國古代學術史的重構。
一 正誤：重溯學術之源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總類、小類前的敘錄承《漢書·藝文志》之緒，考鏡學術淵源與流衍，闡述學派興盛與衰微，論定各家的是非與高下。但追溯各家各派的學術淵源流變，可不像追溯黃河和長江的源頭那樣可以“逆流而上”，歷史上各種學術和各個流派往往相互影響，彼此滲透，有的可能枝分而幹同，有的可能源異而流合，更加之時代久遠頭緒紛繁，所以“認祖追宗”式的考鏡源流絕非易事。《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將諸子百家的產生推源於上古的某官某守，如“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等等，就常被人指責認錯了祖歸錯了宗，不只現代學者胡適等人提出反駁，連清代四庫館臣也認為“名家稱出於禮官，然堅石白馬之辨，無所謂禮；縱橫家稱出於行人，然傾危變詐，古行人無是詞命；墨家稱出於清廟之守，並不解其為何語”[4]。《四庫提要》敘錄考索源流時問題也同樣不少，這次該由張舜徽先生來為四庫館臣正本清源了。譬如，《經部總敘》一開口就錯：“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漢武帝以後，儒學之士都稱孔子刪定《詩》、《書》，制訂《禮》、《樂》。四庫館臣所謂“經稟聖裁”、“刪定之旨”云云，不過人云亦云剿襲陳說。《講疏》闡述了這種說法不成立的理由：一、“刪定”之說既“無徵於《論語》”，又“不見稱於孟、荀”，“秦火以前”並無此說。“《論語》為孔門所同記，於其師一言一行，乃至飲食衣服之微，喜樂哀慼之感，無所不記。使果有刪定之弘業，何其弟子無一語及之？”二、《詩》《書》《禮》《樂》四經都是孔子之前就已存在的舊典。“史遷嘗稱‘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然《管子》中已雲‘澤其四經’，可知以《詩》、《書》、《禮》、《樂》為教者，不自孔子始。此四經者，皆舊典也，孔子特取舊典為及門講習之，所謂‘述而不作’也。”《講疏》還特引龔自珍《六經正名》中的名言作為佐證：“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不作。”六經為孔子以前“舊典”之說，張氏還可以找到更早的同道，章學誠在《校讎通義》中早就斷言“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5]。《講疏》還從社會背景和社會心理兩方面探討了這一說法的成因：“蓋自漢世罷黜百家，獨崇儒術，言及六籍，必推尊為孔子所刪定，此猶言易卦者，必託名於伏羲；言本草者，必託名於神農；言醫經者，必託名於黃帝；言禮制者，必託名於周公，莫不高遠其所從來，以自取重於世，後先相師，如出一轍，學者可明辨之。”（957頁）推尊孔子刪定六經，是儒者尊聖宗經的心理作祟，四庫館臣不是無能而是無意去探尋六經產生的淵源。
如果說認定孔子刪定六經是意識形態作祟，《四庫提要敘》中對方誌、職官、目錄等類淵源的誤斷，則屬於認知偏差或知識錯誤。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地理類敘》稱：“《元和郡縣誌》頗涉古蹟，蓋用《山海經》例；《太平寰宇記》增以人物，又偶及藝文，於是為州縣誌書之濫觴。”這裡所謂“州縣誌書”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方誌”。四庫館臣把《元和郡縣誌》，尤其是《太平寰宇記》視為“州縣誌書之濫觴”，是因為前者記載了唐元和年間四十七節鎮各府、州、縣、戶政區的沿革，及山川、道里、貢賦等情況，後者在沿襲《元和郡縣誌》門類之外，又增以風俗、姓氏、人物、藝文、土產等門，該著卷帙雖十分浩博，但“考據特為精核”，《太平寰宇記提要》稱：“蓋地理之書，記載至是書而始詳，體例亦至是書而大變。”[6]但是，將二書作為方誌的濫觴卻犯了以“流”當“源”的錯誤。張先生在《講疏》中說“方誌之起源甚早”，更遠可以追溯到周代，“遠在周代，百國分立，大者如後世之府、郡，小者僅同州縣耳。《孟子》所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以今視之，即最古之方誌耳。”不只是周時沒有“方誌”的名稱，“自隋以前，方誌但稱為‘記’。即以著錄於《隋書·經籍志》者而言，以三國時吳人顧啟期所撰《婁地記》為最先。此後復有《洛陽記》、《吳興記》、《吳郡記》、《京口記》、《南徐州記》、《會稽記》、《荊州記》等數十種書。此皆後世州縣誌書之作”。張先生還指出，即使像《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這樣分門別類記載，其體式也是因襲而非首創：“至於分門敘述，成為專門性記載者，尤不可勝數。《隋志·史部·地理類敘》稱：‘隋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於尚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產土俗記》一百三十一卷，《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記》一百卷。’此乃歷代帝王下詔編纂全國性方誌圖經之始。其後如唐代李吉甫所修《元和郡縣誌》，宋代樂史所修《太平寰宇記》，皆沿用其體，不得謂二書為州縣誌之濫觴也。下逮元、明、清三朝所修《一統志》，亦循斯例矣。”（1022頁）《講疏》從方誌在上古的雛形，再到方誌體例在隋代的成熟，以及《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二書對隋代方誌體例的承襲，透過探本溯源有力辯駁了四庫館臣有關方誌“濫觴”的誤判。
四庫館臣雖極一時之選，但《四庫全書總目》既成之於眾手，又迫之以時限，其間牴牾謬誤在所難免。即使再淵博的學者也會有知識上的暗角，更不可能對每一學術問題細究深考，加之總其成者“紀氏恃其博洽，往往奮筆直書，而其謬誤乃益多”[7]。《四庫提要敘》在考鏡源流時甚至還出現知識性的“硬傷”，如《目錄類敘》斷言：“鄭玄有《三禮目錄》，此名所昉也。”“目錄”名稱起於東漢後期的《三禮目錄》嗎？張先生以有力的證據作了否定的回答：“‘目錄’二字連稱，實起於西漢。《漢書·敘傳》雲：‘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文選》任昉《為範始興求立太宰碑表注》引《七略》雲：‘《尚書》有青絲編目錄。’是劉向、劉歆校書漢成帝時，已有目錄之名，遠在鄭玄《三禮目錄》之前。特為專書目錄，自鄭氏始耳。”從現在資料看，“目錄”名稱西漢向、歆父子時就有了，至東漢鄭玄才開始用“目錄”作書名，說“目錄”之名始於《三禮目錄》，顯然是館臣一時疏於考證而輕下結論。這篇敘文在考鏡源流上出錯的還不只這一處：“今所傳者，以《崇文總目》為古。晁公武、趙希弁、陳振孫，並準為撰述之式。惟鄭樵作《通志·藝文略》，始無所詮釋，並建議廢《崇文總目》之解題。”館臣誤以為但記書名而不錄解題始於鄭樵《通志·藝文略》，而且將刪削《崇文總目》解題過錯也歸咎於鄭樵。《講疏》對此做了有力的辯證：“論者鹹以《崇文總目》之刪去序釋，出於鄭樵，相與譏短而嫉恨之，此則不明乎簿錄體例之過也。無論《崇文總目》之無序釋，與鄭氏不相涉，即書目下不錄解題，其例實創於班固。蓋史志之不同於朝廷官簿與私家書目，亦即在此，尤不可不明辨也。”張先生從簿錄體例的角度分析了《漢書·藝文志》但記書名的原因：“《隋書·經籍志》既舉劉向《別錄》、劉歆《七略》以別於後世但記書名一派，從知不獨《別錄》每書皆有敘錄，即《七略》亦必刪繁存簡，各為解題，如《四庫簡明目錄》之於《提要》無疑耳……班氏撰《藝文志》時，所以毅然刪去《七略》解題而不顧者，誠以史之為書，包羅甚廣，《藝文》特其一篇，勢不得不芟汰煩辭、但記書名而已。若夫朝廷官簿與私家書目，意在條別源流，考正得失。其所營為，既為專門之事；其所論述，則成專門之書；考釋務致其詳，亦勢所能為。劉、班二家編目之職志既有不同，則體例亦無由強合。鄭氏《通志·藝文略》之於《崇文總目》，亦猶班氏《藝文志》之於《七略》耳。惟鄭氏深明修史之不同於他書，故獨遵班例，不為序釋，其識已卓，豈特不可譏詆已哉！”（1028—1029頁）令人不解的是，鄭樵《通志》和班固《漢書》同為史書，《漢書·藝文志》和《通志·藝文略》同樣都是隻記書名而無解題，為何四庫館臣不追究《漢書·藝文志》開始“但記書名”，偏偏歸咎於“唯鄭樵作《通志·藝文略》，始無所詮釋”？至於所謂鄭樵“建議廢《崇文總目》之解題”的指責，餘嘉錫早已指出是四庫館臣偏信朱彝尊《曝書亭集》中的“意度之詞”，清代學者杭世俊、錢大昕早為鄭氏洗刷了不白之冤。[8]當然，餘嘉錫先生也可能百密一疏，鄭樵嫌《崇文總目》解題“文煩無用”，朱彝尊的“意度”也並非無風起浪，鄭樵《校讎略》對《崇文總目》的解題的確多有批評：“古之編書，但標類而已，未嘗註解，其著注者，人之姓名耳。蓋經入經類，何必更言經？史入史類，何必更言史？但隨其凡目，則其書自顯……今《崇文總目》出新意，每書之下必著說焉。據標類自見，何用更為之說？且為之說也已自繁矣，何用一一說焉？至於無說者，或後書與前書不殊者，則強為之說，使人意怠。”[9]鄭樵的校讎學理論強調“類例”而不是“解題”，他認為“類例既分，學術自明”[10]，依類而查“其書自顯”，無須在“每書之下必著說焉”，“於晦疑處則釋之，無晦疑處則以類顯”。[11]他批評《崇文總目》“不應釋”“亦強為之釋”[12]，是基於自己校讎學理論而作出的判斷，可四庫館臣對其動機作了最卑汙的猜測：“鄭樵作《通志二十略》，務欲凌跨前人，而《藝文》一略，非目睹其書，則不能詳究原委，自揣海濱寒畯，不能窺中秘之全，無以駕乎其上，遂惡其害己而去之，此宋人忌刻之故智，非出公心。”[13]館臣認為鄭樵抨擊《崇文總目》的解題，是出於“我自己沒有便不允許別人有”的小人心理，館臣們以陰暗的心理去揣度他人，雖言之鑿鑿卻全無依據。張先生說“《崇文總目》之無序釋，與鄭氏不相涉”，則既能徵於史實也合符情理：鄭氏一介海濱布衣，他的言論根本不足以聳動視聽，更不足以左右朝廷，而且後鄭氏一百多年的馬端臨《文獻通考》尚引證過《崇文總目》解題，可見直到宋末元初這些解題並沒有刪除，後來刪除這些解題與他全“不相涉”。從向、歆父子《別錄》、《七略》附敘錄解題到班固《漢書·藝文志》“但記書名”，我國古代目錄學書籍就一直並存這兩種形式。目錄學著作“但記書名”既不自鄭樵而始，《崇文總目》敘錄解題更不因鄭樵而刪——《講疏》追溯了源流，也澄清了史實。
《四庫提要·術數類敘》對術數興起時間的論斷同樣錯得離譜：“術數之興，多在秦漢以後。要其旨不出乎陰陽五行，生剋制化。實皆《易》之支派，傅以雜說耳。”《講疏》對這一說法斷然否定：“《漢書·藝文志》有《數術略》，凡分六家：曰天文、曰歷譜、曰五行、曰蓍龜、曰雜佔、曰形法。《四庫總目》術數類，大抵近之也。陰陽五行之說，所起甚早，不得謂秦漢以後始有之……《漢志》論及古者數術之士，則謂‘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灶，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則秦漢以前，已有以數術馳名週末者矣。即秦始皇所尊信之盧生、侯生，亦當時之方士也，以其行騙詐而久不能致奇藥，大興坑殺之獄，《史記·儒林傳》稱之為‘坑術士’，乃實錄也。焉得謂術數之興，多在秦漢以後乎？”（1051—1052頁）張先生的考辨肯定更近於歷史真實。甲骨文中大量卜辭標示了占卜活動的盛行，《左傳》、《國語》也記載了不少術士占卜盛況，國君、貴族、軍事家直至一般老百姓幾乎都對占卜感興趣。祈雨、征戰乃至日常婚嫁，人們都離不開卜筮術數。從《荀子·天論》對人們迷信占卜術數的批評中，就不難從反面猜想到當時人們對此沉迷的程度：“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兇。”[14]可是像荀子這樣明白事理的天才畢竟極少，對卜筮信以為神的人無疑佔大多數。上古術數活動如此頻繁，飽讀詩書的四庫館臣竟然將“術數之興”的時間定在“秦漢以後”，著實令人費解。
正如餘嘉錫先生所說的那樣，《四庫提要》看似“援據紛綸，似極賅博”[15]，可“按其出處”就會發現經、史、子、集的提要多取之《經義考》、《經籍考》、《文獻通考》有限的幾部著作。再細查其《四庫提要》的總敘和小敘，其議論也常常間接參考或直接借用《漢書·藝文志》及《隋書·經籍志》的觀點，而不是四庫館臣的新知獨創，所以常和《漢志》、《隋志》一起出錯。《四庫提要》中具體典籍提要的錯誤，餘嘉錫先生多有辯證，而提要中總敘、小敘的錯誤，則多由張舜徽先生糾謬。我們再看看《講疏》對《四庫提要》有關“別集”和“總集”淵源的辯證。《四庫提要·別集類敘》斷言：“集始於東漢。荀況諸集，後人追題也。”《講疏》指出這一錯誤判斷來於《隋志》：
《隋書·經籍志》雲：“別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也。”《四庫敘文》承用其說，而其實非也。《漢志》之《詩賦略》，即後世之集部也。觀其敘次諸家之作，每雲某某賦若干篇，各取其傳世之文，家各成編，斯即別集之權輿。如雲“《屈賦》二十五篇”，即《屈原集》也；“《宋玉賦》十六篇”，即《宋玉集》也；“《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即《司馬相如集》也……循是以推，則《詩賦略》所收五種百六家之文，大半皆別集也。是劉向父子校書秘閣時，即已裒集多家之文，依人編定，使可別行。當時無集之名，而有集之實。集之創始，必溯源於此，不得謂至東漢而後有此體制也。特後人一一追題，紛加集名耳。（1085頁）
“別集”源頭始於西漢而非東漢，《漢志》中《詩賦略》所收錄某某賦若干篇，其實就是某某人作品的別集，只是沒有冠以“集”名罷了。四庫《總集類敘》對“總集”源頭的論定同樣是沿襲《隋志》，《隋志》“以摯虞《流別》為始”，四庫館臣也將摯虞編的《文章流別集》作為“總集”的濫觴，《講疏》則認為“總集”實際上始於劉向裒集的《楚辭》：“《楚辭》本劉向所輯錄，至東漢王逸作注時，又益以己作《九思》與班固二敘為十七卷。自此疏釋《楚辭》者，鹹以王注為定本，故《四庫敘》文雲‘王逸所裒’也。《楚辭》本總集之始，《四庫總目》仍探原於摯虞《流別》者，本《隋書·經籍志》之說耳。”（1087頁）張先生說即使不算上劉向編的《楚辭》，摯虞編的《文章流別集》也不是最早的總集，早在摯虞之前就有曹丕編輯過建安作家總集：“考魏文帝雅重文學，自為太子時，……《與吳質書》有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所謂‘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即總集之體例，遠在摯虞《流別集》之前矣。”（1088頁）總之，《別集類敘》和《總集類敘》都沒有盡到文獻學“考鏡源流”的本分，未能追溯到“別集”“總集”最早的源頭。《類書類敘》也附和《隋志》，將《皇覽》定為類書的開端，《講疏》則認為：“類書之興，當溯源於《爾雅》。其書十九篇，有解說字義者，《釋詁》、《釋言》、《釋訓》是也；有專明親屬者，《釋親》是也；有記房屋器用者，《釋宮》、《釋器》、《釋樂》是也；有紀自然現象者，《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是也；有錄生物品名者，《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是也。分類登載，有條不紊，此非類書而何？特由帝王分命臣工依類纂錄以成一書者，自魏文帝時編《皇覽》始耳。”（1063頁）張先生在《廣校讎略》中也有近似的議論：“《爾雅》首三篇專釋故訓，自《釋親》以下十六篇則備詳六親九族之禮，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遠而天地山川，近而宮室器用，庶物畢載，人事悉顯，總括萬殊，而皆以類相從，因物為號，蓋類書之始也。”[16]《爾雅》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入經類，古代儒生將它視為經書，現代學者把它當作語言學著作，而張先生獨排眾議將它作為類書的鼻祖，非深明學術精微和群言得失不能作出如此論斷。《爾雅》將各種名物分門別類，後來的類書差不多都是依這一形式纂輯而成，從這一意義上說，《爾雅》的確開古代類書的先河。當然，考鏡學術源流不只需要學術眼光，還需要學術勇氣和膽略，否則在當時誰能把經書說成類書？
二 糾偏：別白是非與品定高下
上文我們闡述了《講疏》對《四庫提要敘》“考鏡源流”上的正誤，此處再分析對《四庫提要敘》“辨章學術”上的糾偏。
在辨章學術的過程中，學者不同的價值取向決定了各自不同的價值判斷，不同的學術傾向又影響著他們對不同學派、學科、學術的評價。由於尊聖、崇經、忠君的立場，四庫館臣毫不掩飾自己“編錄遺文”的目的，是“以闡聖學、明王道為主，不以百氏雜學為事”[17]。他們認為經文“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對經書只能信仰而不得懷疑，對“天裁”“聖諭”只能讚頌而不可否定，一切以“天裁”的是非為是非，以“聖諭”的好惡為好惡。儘管四庫館臣反覆申言“參稽眾說，務取持平”[18]，不斷強調“掃除畛域，一準至公”[19]，可是由於特定的意識形態、政治態度及學術傾向，他們在月旦學人、論定學術、評價學派時，正如張先生所批評的那樣，有時難免“逞愛憎之私，失是非之公”（1082頁）。他們在總敘小敘中所闡述和勾勒的學術史，有些部分像誇張變形了的“學術漫畫”：有的學人被拔高聖化，有的學派學人又被貶損醜化。
先看四庫館臣對漢學、宋學的態度。他們主觀上申明要“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不足服宋儒也。”[20]表面上看，似乎對漢學與宋學一碗水端平，而實際上正如《講疏》所指出的那樣，這些都是館臣們的門面話，“然通觀全書，於評定學術高下、審斷著述精粗之際，仍多揚漢抑宋之辭。蓋習尚移人，賢者不免”。《講疏》還特地提醒讀者說：“讀是書者，宜知其論列古今，自不無偏袒之見也。良以紀昀學術根柢，仍在考證。江氏《漢學師承記》，取與江永、金榜、戴震諸家並列，以其治學趨向同耳。其撰述《提要》有所軒輊，不足怪也。”（961頁）清從乾嘉開始，漢、宋之爭形同水火，在《詩經》研究領域裡，“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伸漢學者，意亦不盡在於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這兩派名義上是論是非，而實際上是爭勝負。《四庫提要·詩類敘》一邊各打五十大板，說對於兩方的意見“全信全疑，均屬偏見”，一邊又說“至於鳥獸草木之名，訓詁聲音之學，皆事須考證，非可空談。今所採輯，則尊漢學者居多焉”[21]。從館臣的取捨可以看出，他們對漢學、宋學的態度並不那麼“持平”，張先生在漢宋之爭中才真正能“消融門戶之見”：
然餘觀朱子說《詩》，名雖廢序，而陰本序說者實多。以意逆志，曲得詩恉。以視鄭君牽於禮制、致紆曲而難通者，則有間矣。外此若呂氏《讀詩記》（南宋呂祖謙——引者注）、嚴氏（南宋嚴粲——引者注）《詩緝》，悉能原本舊義，兼錄時人說《詩》之言，無適無莫，實事求是。嚴書尤後出，集諸家之成，實能鎔鑄漢唐舊義，為一家言。自來說《詩》之書，未有善於此者。自清儒治經，大張漢幟，率屏棄漢人經說不觀，迄於今三百年矣。平心論之，清儒惟考證名物之情狀，審別文字之異同，足以跨越前人。至於引申大義，闡明《詩》意，不逮宋賢遠甚。二三拘儒，遽欲以廣搜博引，上傲宋賢，斯亦過矣。餘早歲治《詩》，於陳氏《毛詩傳疏》，讀之三反，旁涉乾嘉諸儒考證之書，鍥而不捨。及反而求之註疏以逮宋賢遺說，始於篇中之微恉，詞外之寄託，恍然有悟，信足以發墨守而開疑滯，下視有清諸儒之書，直糟粕耳。雖然，訓詁之不明，則大義亦無由自見。清儒發疑正讀之功，亦豈可泯！顧以此為治經之功則可，若謂治經之事遽止於此，則隘甚矣。輓近說經之弊有二：上焉者，蹈襲乾嘉以下經生餘習，以解字辨物為工；下焉者，則蔑棄傳注，以遊談臆斷相尚。舍大道以適荊棘，通經之效乃晦。（972—973頁）
清儒治《詩經》“足以跨越前人”之處在“考證名物之情狀，審別文字之異同”，宋賢治《詩經》之所長在闡述“篇中之微旨，詞外之寄託”。在張先生看來，前者只能算“治經之功”，只是治《詩經》的基礎和準備，後者才是治《詩經》的目的，它代表一個時代對《詩經》理解和體驗的深度。朱熹透過對《詩》義的深心體貼和對《詩》藝的細膩感悟，能夠“以意逆志，曲得詩旨”。鄭玄的《毛詩傳箋》以《禮》解《詩》，自然有很多曲解和附會，所以說他“牽於禮制”致使“紆曲而難通”。難怪張先生將朱熹《詩集傳》置於鄭玄《毛詩傳箋》之上了。其實，鄭玄是張先生一生都非常景仰的大師，推崇他“學術淵湛，識斷精審”[22]，晚年還撰寫《鄭學叢著》以總結鄭學的成就，該著可以說是鄭學集大成的著作。景仰他卻不偏袒他，這才說得上是“惟求義理之安，不存門戶之異”（983頁），“一準至公”，平視漢、宋。
在《四庫提要敘》中，揚漢抑宋的學術傾向隨處可見，如《春秋類敘》交待其審斷標準說：“雖舊說流傳，不能盡廢，要以切實有徵、平易近理者為本。其瑕瑜互見者，別白而存之；遊談臆說，以私意亂聖經者，則僅存其目。”由於主其事者紀昀的學術根基在於考證，那些“切實有徵”的著作容易受到四庫館臣的青睞，而那些“遊談臆說”一類的東西則被打入另冊。《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類》末的《案語》稱：“徵實跡者其失小，騁虛論者其失大矣。”[23]從學理上講，“徵實跡”的史實考證和“騁虛論”的理論闡釋不可偏廢，古人將這二者分別名為“考據”、“義理”，這兩種學術路數都各有其優劣，“失小”“失大”更是難見分曉，尚義理者容易失之空疏，尚考據者容易失之瑣碎。當時“達人顯貴之所主持，聰明才俊之所奔赴”多在名物、訓詁、考證[24]，紀昀等館臣的觀點不過是乾嘉學界主導學風的反映。《四庫全書總目·凡例》就揭明瞭全書的取捨標準：“謝彼虛談，敦茲實學”[25]。張先生對漢學與宋學無所偏心，因而對漢學與宋學的評價也就無所偏見。在《詩經》研究上，他認為鄭玄不及朱熹；在三禮的研究上，他又認為鄭玄遠過宋賢：“鄭氏遍注三禮，為世所宗。”“宋人於名物度數，不能與之立異，惟力詆鄭氏好以緯候說經……要之，三禮自是鄭學。其於勘正文字異同，疏說名物情狀，厥功不細，非可妄議，未宜以其小疵掩其大醇也。”同時，他也肯定宋儒治禮的獨到之處：“漢儒說禮，考禮之制；宋儒說禮，明禮之義，各有攸長，自可兼採。”（976—977頁）“持論歸乎至平，立義期於有據”[26]，是張先生一生奉行的學術準的。他不薄漢學也尊重宋儒，所以他在清儒的漢宋之爭中能不偏不倚。
四庫館臣不僅常常揚漢抑宋，還往往尊古卑今甚至是古非今。來看看《樂類敘》對古樂今樂的評價：“顧自漢氏以來，兼陳雅俗，豔歌側調，並隸雲韶。於是諸史所登，雖細至箏琶，亦附於經末。循是以往，將小說稗官，未嘗不記言記事，亦附之《書》與《春秋》乎？悖理傷教，於斯為甚。今區別諸書，惟以辨律呂、明雅樂者，仍列於經。其謳歌末技，弦管繁聲，均退列雜藝、詞曲兩類中。用以見大樂母音，道侔天地，非鄭聲所得而奸也。”[27]《講疏》分析了館臣所謂“雅俗”之所指和其評斷之所失：“苟非兼陳雅俗，斷不至繁雜至此，故《四庫總目敘》痛斥之。而必謂為悖理傷教，失之過激矣。”館臣為什麼如此偏激呢？除了他們的審美偏好外，更主要的是他們“明王道”的政治立場，使他們把審美趣味上的雅俗，混同於政治上的是非和道德上的邪正——凡雅者必正，凡俗者必邪，於是便咬牙切齒地罵俗樂“悖理傷教”。《四庫全書總目》將那些所謂“謳歌末技，弦管繁聲”都視為是淫蕩的“鄭聲”，將它們全部剔出“樂類”，歸入“雜藝”或“詞曲”二類中。“雜藝”被人鄙視自不待言，“詞曲”在四庫館臣眼中同樣“厥品頗卑”[28]，將流行的“弦管繁聲”退出“樂類”而歸於“雜藝”和“詞曲”，就是把這一類音樂打入另冊。從知識型別上看，無論是“律呂雅樂”還是“弦管繁聲”都是音樂，將前者收入樂類，後者貶入雜藝，完全不顧知識分類和圖書分類的基本原則。張先生不同意館臣將所有“弦管繁聲”“皆目為鄭聲”：“大抵事物之興，古簡而今繁；古代樸素而後世華靡；萬類皆然，無足怪者。太古之樂，惟土鼓、蕢桴、葦龠而已。後乃益之以鐘磬弦管，亦有來自域外以補國樂之不足者，於是音樂始臻極盛。如但一意尊古卑今，舉凡今之所有而古之所無者，悉目為不正之聲，概加屏棄，則違於事物進化之理遠矣。此學者辨藝論古，所以貴能觀其通也。”（991頁）《講疏》敏銳地指出館臣是以音樂產生時代的早晚來判定音樂本身的尊卑——但凡古樂必尊，但凡今樂必賤。這既“違於事物進化之理”，也悖於音樂社會學的常識，充分暴露了四庫館臣意識形態上的傲慢和知識社會學上的偏見。
這種意識形態的傲慢在子部各類小敘中表現更為明顯露骨。我們來看看《法家類敘》：“刑名之學，起於周季，其術為盛世所不取。然流覽遺篇，兼資法戒。觀於管仲諸家，可以知近功小利之隘；觀於商鞅、韓非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鑑彼前車，即所以克端治本，曾鞏所謂不滅其籍，乃善於放絕者歟！”說來令人無法相信，法家在四庫館臣眼中僅僅具有反面教材的價值。其所以不銷燬法家典籍，就是為了讓世世代代的人知道法家“近功小利”的狹隘及“刻薄寡恩”的冷酷，瞭解狹隘與冷酷給民族國家造成的災難。《四庫全書總目·凡例》稱對那些“離經叛道、顛倒是非者，剖擊必嚴”[29]，也許館臣們覺得法家“離經叛道”吧，所以才對這一學派徹底否定。《講疏》批駁了這種對法家的否定性論述：“此儒家正統之見，未足以為定論也。諸子之言，皆主經世。各有所偏，亦有所長。苟能取其長而不溺其偏，自能相輔為用，有益治理。”接下來從理論價值和歷史作用兩個方面闡述了法家的歷史地位：“若管仲、商鞅、韓非，皆古之大政治家也，其言治國之理，至明核矣。吾嘗以為載籍極博，而獨乏系統闡發政治理論之書。惟周秦法家於富國強民之道，生財教戰之方，以及黜華崇實、肅化明紀諸端，言之兢兢，自成體系。管仲以之治齊，商鞅以之治秦，雷厲風行，悉奏膚功。而秦皇之一統宇內，立邦治法，一遵韓非之說，此其尤大章明較著者也。後世若霍光、諸葛亮、王猛、魏徵、王安石、張居正之流，皆實本其學以治天下。立法施度，勇毅能斷，莫不有法家精神，是豈迂闊儒生所逮知哉！”（1041—1042頁）張先生還引證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對法家的論述，闡明“西漢學者，已於法家之學，早有定評”，由此可知，法家的歷史地位“何可一概抹殺”？我們在這裡要特別補充的一點是，四庫館臣對管仲的評價比孔子還要尖刻嚴苛，孔子的確說過“管仲之器小哉”[30]！但他也多次讚賞他的仁愛和功德。當“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的學生子路和子貢先後指責管仲“非仁”時，孔子對這兩位學生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31]管仲因其巨大的功業使廣大人民“受其賜”，這種博施廣濟的大仁大愛竟然被四庫館臣說成是“近功小利”，比起管仲來館臣們真的是“匹夫匹婦之為諒也”，比起孔子的通達來館臣真的顯得“器小”。《講疏》並以西漢政治為例，說明中國曆代統治者都是王霸雜施或儒法合用，“曠觀歷代興亡，亦何嘗專任儒術足以致治者乎”？這些議論不只是表明張先生擺脫了意識形態的魔障，其見識境界也遠逾清儒，顯示了他對法家乃至古代政治的深刻思考。
忠君觀念和政治態度也導致《四庫提要敘》對學人、學派、學術評價的偏頗。譬如，《集部總敘》評論錢謙益時，就因政治態度而泯滅了學術良知：“至錢謙益《列朝詩集》，更顛倒賢奸，彝良泯絕，其貽害人心風俗者，又豈鮮哉！”[32]無庸諱言，錢氏為人可訾議者很多，不只降清一事大節有虧而已。不過，張舜徽先生認為，論及《列朝詩集》時就應橋歸橋路歸路，從學術立場來論述該著的學術成敗：
嘗集有明一代之詩為《列朝詩集》八十一卷。起洪武訖崇禎，共十六朝，凡二百七十八年。分為甲乙丙丁四集。上而列與諸王之詩，則入之乾集；下而僧道、閨秀、宗潢、婦寺、蕃服之詩，則入之閏集。而自元末至太祖建國，凡元之亡國大夫及遺民之在野者，則別編為甲前集。入選者一千六百餘家。是書廣攬兼收，無分男女貴賤，朝野華夷，以逮沙門道士。但錄其詩，不論其人。逸篇零什，賴以儲存者不少。在總集中為創格，於徵文考獻，不為無補。後人徒以謙益為兩朝人物，節概行事，多可訾議，故論者多鄙薄之。然吾嘗讀其《初學集》、《有學集》，如其湛深經史，學有本原，論議通達，多可取者。當時閻若璩以學問雄海內，而生平最欽服者三人，自顧炎武、黃宗羲外，則謙益也。又曾列謙益之名冠十四聖人之首。其推崇之至此，夫豈阿其所好哉！（1082頁）
《列朝詩集》不僅“廣攬兼收，無分男女貴賤，朝野華夷”的收錄標準上，“在總集中為創格”，為後世儲存了不少“逸篇零什”，有助於文史研究的“徵文考獻”，而且《列朝詩集小傳》中縱論明代各家各派詩歌的優劣得失，視野宏闊而又議論精警，不失為一部系統而又透闢的明代詩歌史論。這部既具詩史價值又有理論價值的總集，卻招致館臣“顛倒賢奸，彝良泯絕”如此之重的惡評，真不知從何談起。《講疏》載錢氏《初學集》、《有學集》“在乾隆時，以語涉誹謗，版被禁燬。修《四庫全書》時，既未著錄其著述，撰敘文者，又假論及《列朝詩集》，而抨擊加劇，非定評也。逞愛憎之私，失是非之公，學者於此，必有辨矣”。（1082頁）原來如此！錢氏因其著作“語涉誹謗”，於是館臣便劇加抨擊以取悅龍顏，“逞愛憎之私”還說得太客氣，四庫館臣們根本不敢有自己的愛與憎。作為極一時之選的四庫館臣，何嘗不知道錢謙益的學問與地位，何嘗不明白《列朝詩集》的學術價值，但他們只能以時君的愛憎為其愛憎，以朝廷的是非為其是非。
四庫館臣在“評定學術高下、審斷著述精粗”中時見偏頗，並非全是政治態度、意識形態和學術傾向的原因，其中有一部分是由於識有未逮之所致。如《正史類敘》稱：“蓋正史體尊，義與經配，非懸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稗官野記異也。”[33]我國古代史書最常用的編年體和紀傳體，此前並沒有人將它們分出學術上或文體上的尊卑。《講疏》考證了“正史”之名的來由和本義：“‘正史’之名，唐以前未有也。自唐設館修史，然後名朝廷詔修之史籍為正史，亦猶唐初詔修五經義疏為《五經正義》耳。”（1001頁）張先生這裡可能記憶偶誤，“正史”之名始見於南朝梁阮孝緒的《正史削繁》，它以《史記》、《漢書》等紀傳體史書為正史。因為唐代官修的幾部史書都擬司馬遷、班固的紀傳體，此後紀傳體史書雖然常被說成“正史”，但“正史”之名並沒有為紀傳體所獨佔。張先生還舉例說：“劉知幾《史通》有《古今正史篇》，敘列所及，並舉紀傳、編年，初未嘗專宗紀傳。嗣《唐志》列紀傳為正史，而編年別成一類，宋以後皆因之。”不過，“宋以後皆因之”的說法也並不準確，《明史·藝文志》仍將編年、紀傳都作為正史。以紀傳體為“正史”絕非定論，“顧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史部敘》曰：‘編年、紀傳，各有所長，未易以優劣論。而人皆以紀傳便於披閱，獨行於世，號為正史，不亦異乎！’章學誠《史考釋例》亦曰：‘編年之書，出於《春秋》，本正史也。乃班馬之學盛，而史志著錄，皆不以編年為正史。紀傳、編年，古人未有軒輊；自唐以後，皆沿唐志之稱，於義實為未安。’可知自來學者，偶言及此，亦遞有是非。必如《四庫總目敘》所云：‘正史體尊，義與經配。’揆諸情實，夫豈其然。”（1002頁）無論是從史學實情來看，還是從簿錄體例著眼，將編年體和紀傳體分出尊卑，既是意識上的偏見，也是認識上的偏差。
四庫館臣的認知偏差也表現在對方誌的理解上，《地理類敘》說：“古之地誌，載方域山川風俗物產而已……王士禛稱《漢中府志》，載木牛流馬法；《武功縣誌》載織錦璇璣圖。此文士愛博之談，非古法也。”[34]《講疏》對這一說法給予異常直率的批評：“斯論甚陋，不可為訓。大抵方誌取材，以社會為中心，與正史但詳一姓之成敗興替者不同。舉凡風俗習慣、民生利病、物產土宜、奇技異能，一切不載於正史中者，方誌皆詳著之。其足裨益國史，亦即在此。《漢中府志》載木牛流馬法，《武功縣誌》載織錦璇璣圖，實有其物，足資考證，筆之於書，有何不可！以文士愛博之談斥之，非也。”（1023頁）館臣對方誌的特徵與功能缺乏深刻的理解，加之他們常患食古不化的毛病，要求每一種簿錄體例僵守陳規，只能“因”而不能“創”，因而，才有對方誌載“木牛流馬法”和“織錦璇璣圖”的不滿，才有對方誌這一體例的陋識。
三 申發：明體與分類
如果說《講疏》在溯學術源流時更多的是正誤糾謬，在明簿錄體例時則更多的是引申發揮和補充辯正。學問既各有源流，著述也各有體例，知識分類和圖書分類離不開辨體和辨義，四庫全書的分類不是以體分就是以義別，因此，辨明簿錄體例是《講疏》的另一重點。張先生認為簿錄體例不明則群書畛域不分，群書畛域不分則學術源流莫辨，他在《廣校讎略·自序》中說：“嘗以為校讎之學，首必究心於簿錄之體，而後辨章學術有從入之途；次必推明傳注之例，而後勘正文字無逞臆之失。”[35]辨明簿錄體例是考鏡學術源流的必經途徑，《講疏》中經部特別注意“傳注之例”，史部和集部特別注意簿錄之體。
《四庫提要》的總敘小敘往往只陳述各簿錄體例的興衰，卻未能深究興衰的動因，《講疏》則在此基礎上引而申之——不僅明其然且能探其所以然。如《編年類敘》說：“劉知幾深通史法，而《史通》分敘六家，統歸二體。則編年、紀傳，均正史也。”[36]後來紀傳體“歷朝繼作”，而編年體“則或有或無，不能使時代相續”，這樣，正史之名逐漸為紀傳體所獨佔。四庫館臣只是陳述了紀傳、編年二體在後世的興衰，張舜徽先生進一步分析了它們興衰的箇中原因：“校論二體，各有短長；學者沿波，遂分軒輊。蓋紀傳之體，立本紀以為綱，分列傳以詳事；典章繁重，則分類綜括以為志，年爵紛綸，則旁行斜上以為表，實能兼編年之長而於事無漏，故後世多用其體。若編年之書，事繫於年，人見於事。其有經國大制非屬一年，幽隱名賢未關一事者，則以難為次序，略而不載，故後世病其體之局隘，多缺而勿續。此‘班、馬舊裁，歷朝繼作；編年一體，或有或無’之故也。”（1003—1004頁）紀傳能兼編年所長而避其所短，記事比編年具有更廣的容量，寫人比編年更加靈活機動，而且將君主、世家、人物、典章、年爵分類敘述更便於閱覽，尤其是以君主為綱的本紀凸顯了皇權；相比之下編年則有諸多缺點——同一經國大事可能並非一年所能完成，一事就不得不分載於數年之中；同一人物往往隔數年或數十年才能提到，這就不可能刻畫完整的人物形象；更要命的是編年“系日月以為次，列時歲以相續”的敘事特點，讓君主淹沒在時歲日月之中，沒有辦法突出王權，所以後世官方主修的史書全為紀傳體，而編年體史書的命運則是“或有或無”。紀傳體“歷朝繼作”與編年體斷續無常，不只是反映了二者文體上的優劣，也反映了權力對知識的滲透。可見，張先生對紀傳、編年二體特徵的理解比四庫館臣更為深入。
《四庫提要》總敘小敘中許多論斷相當精審，如《紀事本末類敘》說：“古之史策，編年而已，周以前無異軌也；司馬遷作《史記》，遂有紀傳一體，唐以前亦無異軌也。至宋袁樞，以《通鑑》舊文，每事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詳敘其始終，命曰《紀事本末》，史遂又有一體。”[37]這段話闡述古代史書體例的變化雖然十分簡潔，告訴了人們編年、紀傳、紀事本末三種簿錄體例的產生、嬗變，但它並沒有交代紀事本末體何以產生於宋代的原因，也沒有分析這種體例的文體特徵，更沒有比較編年、紀傳、紀事本末各自的優劣，《講疏》恰好為我們彌補了以上的缺憾。首先他引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中的話比較分析三者的文體特長：“蓋紀傳體以人為主，編年體以年為主，而紀事本末體以事為主。夫欲求史蹟之原因結果以為鑑往知來之用，非以事為主不可。”接著再從宋人治學方法的角度，分析紀事本末體何以出現於宋代的緣由：“大抵宋人治學，好勤動筆。每遇繁雜之書，難記之事，輒手抄存之，以備觀省，其於群經諸子，莫不皆然。袁氏之抄《通鑑》，初無意於著述，及其書成法立，遂為史學闢一新徑，亦盛業也。”（1008頁）袁氏不過是因為“好勤動筆”抄書的習慣，將分置於不同年月的事件首尾連綴在一起，起初沒有明確自覺的體例創新意識，後來“書成法立”而確立了一種新的史學體例，可見，紀事本末體在史學上雖然前無古人，在簿錄體例上雖是袁氏獨創，但這體例的產生卻不是有意栽花而是無心插柳。清人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書教下》中稱：“紀事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38]章氏將紀事本末體的淵源追溯至《尚書》，張舜徽先生也不同意這種論斷：“宋賢史學，大抵步趨漢儒：司馬《通鑑》，衍荀悅之例者也；鄭樵《通志》，衍太史公之例者也。若紀事本末之書，則實古無是體，而宋人創之。禮以義起，為用尤弘。何必遠攀三古，謂為《尚書》之遺教乎！”（1008頁）紀事本末體為宋人創體，在史學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用不著“遠攀三古”或“拉扯家門”來撐門面。
《講疏》“明簿錄體例”主要從追溯體例的起源、闡述體例的發展和辨明體例的特徵三個層面展開。《傳記類敘》將《晏子春秋》、《孔子三朝記》視為“記之權輿”，《講疏》認為“博徵載籍，則傳記開創之功，應推司馬遷之書為最早。彼以本紀記人主之事，世家記諸侯之政，列傳記公卿賢者之所為以及邊裔地區之事物，由是傳記之體始備”。張先生認為不能將“記”等同於“傳記”：“所謂記者，記一時所語也，自與敘一事之始末者有不同矣。”（1014頁）《孔子三朝記》中的“記”不過記一時之所語，與記一人一事之始末的傳記，從體例上看差別很大，不能把偶記一時之語的“記”說成傳記的開端，司馬遷《史記》或記“諸侯之政”的首尾，或記“公卿賢者”一生的始末，傳記作為一種簿錄體例才得以確立。張先生從《史記·大宛列傳》中“《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和《伯夷列傳》“其傳曰”二語，推斷在司馬遷之前早已有紀有傳，雖然現在找不到更多史料，但紀傳這一體裁的淵源可能很早，司馬遷也不過是“特承舊文理董之”。追溯了紀傳體的淵源和分析了紀傳體的特點以後，《講疏》最後闡述這一體裁的發展：“自兩漢以逮六朝，傳記之作大興……學者沿波，厥流益廣。”四庫將這一體例的史籍分為“聖賢之屬”、“名人之屬”、“總錄之屬”、“雜錄之屬”四類，“而於歷代高僧、地方耆舊之傳記，概不之及”，對歷代碑傳更付闕如。《四庫全書總目》不僅在典籍收錄上遠不能稱為“全書”，而且由於“仰承帝王意旨”，在收錄圖書時“君臣上下之分既嚴，叛順正僭之防尤峻”，（1015頁）將《安祿山事蹟》、《平巢事蹟考》、《劉豫事蹟》等這些本屬傳記的典籍統統歸入別錄，這是典型 “政治掛帥，學術靠邊”的惡例，使四庫館臣在圖書分類時自亂其例，一方面使“四庫全書”不“全”，另一方面又不能真實地反映傳記這一體例的流變。
當然“明簿錄體例”最主要還在於辨明簿錄體例的性質與特徵，如果對該簿錄體例的特性不甚了了，就容易導致學術分類和圖書分類的錯誤。《四庫提要·小說家類敘》由於對小說的內涵沒有清晰的界定，對有些書籍的分類就明顯不當，如稱“屈原《天問》，雜陳神怪，多莫知所出，意即小說家言”[39]。張先生闡述道：“子部之有小說，猶史部之有史鈔也。蓋載籍極博，子史尤繁，學者率鈔撮以助記誦，自古已然，仍世益盛。顧世人鹹知史鈔之為鈔撮，而不知小說之亦所以薈萃群言也……故小說一家，固書林之總彙，史部之支流，博覽者之淵泉，而未可以里巷瑣談視之矣。”屈原《天問》按前人闡釋，寫於他遭放逐之後彷徨山澤，看見楚先王廟和公卿祠堂壁上所畫的山川神靈聖賢怪物，睹畫興懷不禁呵而問之，提出自己對宇宙、社會、人生的困惑，其事幻，其理深，其辭奧，至今難得真正的解人，這首偉大的詩篇絕“非小說言所可比附”。“夫小說既與史鈔相似，故二類最易混淆，與雜史一門亦復難辨。”《四庫》中不當收入小說的書籍常常錯收，當收入小說的書籍又往往漏收，儘管館臣“百計辨之，適足以自亂其例耳”。（1066—1067頁）
明體與分類具有內在聯絡，簿錄體例不明則圖書分類必亂。如《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將楚辭別立一類，《楚辭類敘》闡述如此分類的原因說：“《隋志》集部，以《楚辭》別為一門，歷代因之。蓋漢魏以下，賦體既變，無全集皆作此體者。他集不與《楚辭》類，《楚辭》亦不與他集類，體例既異，理不得不分著也。”[40]如果按四庫館臣的邏輯推下去，《全漢賦》、《全唐詩》、《全宋詞》、《全元散曲》是不是也要單獨分類呢？《講疏》對此提出了異議：“六朝時賦集之編多家，《隋志》悉入總集；宋元人所編《樂府詩集》、《古樂府》之類，《四庫總目》亦歸之總集。斯皆文以類聚，合整合書，與《楚辭》體例相近，惟時代不同耳。《楚辭》為總集之祖，取冠其首，尤足以明原溯本也。”（1084頁）《楚辭》是劉向所編從屈原到西漢所作的辭賦總集，也是我國古代總集之祖。它與後人編的《全唐詩》、《全宋詞》屬同一性質的總集，唯一的區別是它的時代更早，所以將它置於總集並“取冠其首”，比讓它別為一類“尤足以明原溯本”。再說，《四庫總目》既已立總集類，又將本屬於總集的《楚辭》另立一類，在圖書分類上同樣是“自亂其例”。又如《四庫全書總目》入“起居注”於“編年”，置“實錄”於“別史”，這一分類錯誤的根源同樣在於對該體例的特徵尚缺乏深入把握。張先生說“‘起居注’但記人君言行，而‘實錄’則由刪錄國史而成。體之弘纖不同，而為用亦異”，不過“實錄”和“起居注”都屬編年體，所以《講疏》稱：“《四庫總目》並‘起居注’於編年，是也；而置‘實錄’於別史，則倫類不侔矣。”（1005—1006頁）
由於辨體與分類具有深刻的內在聯絡，《講疏》強調辨體與重視分類因而密不可分。四庫館臣雖然明白“蓋既為古所未有之書，不得不立古所未有之例”的道理[41]，但他們在分類時常依附門牆，如《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仍是沿襲《隋志》而稍加細密，將“地理類”中的圖書又分為十個小類，這種分類看上去也很有條理，首宮殿，次總志，次都會郡縣，次河防邊防，次山川古蹟，次雜記遊記，次外紀等等。張先生在《講疏》中說：“顧吾以十類之中，總志及都會郡縣，宜合為一而擴充之，在史部中別立方誌一門，以與地理並列。自來簿錄之家，不立方誌獨為一類，乃書目中缺陷也。亦由前人不重視方誌之探研，僅目為地理書之附庸耳。”（1023—1024頁）《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中收錄的典籍，將地理、方誌、遊記、考古等方面的書籍雜糅在一類中，從現在的學科分類和圖書分類來看，這“地理類”完全是個大雜燴。張先生主張將其中的總志和都會郡縣誌析出“地理類”，別立“方誌類”以與“地理類”並列，不僅顯示了他的現代學科意識和分類意識，也顯示了他對方誌體例的透闢理解。《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分別設定《詔令奏議類》和《政書類》。詔令為王言所敷，奏議為大臣所呈，其內容關乎軍政得失與治亂興衰。在古代，由於詔令奏議——尤其是詔令——大多出自文章大手筆，無一不訓辭爾雅莊重得體，從蕭統編《文選》到姚鼐《古文辭類纂》和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都採錄了詔令和奏議兩類文體，古人以此作為文章典範來模仿學習，所以詔令奏議此前常置於集部，《四庫》從《唐志》改隸史部。不過，在張先生看來，“以‘詔令奏議’標目，猶嫌局隘，未足以統括有關之書”。就是說“詔令奏議”涵蓋面太小，難以統括這方面的所有圖書，“故《四庫總目》錄《名臣經濟錄》入此類，《書目答問》乃並《經世文編》亦收進矣。良以此類書無類可歸，不得不以附於詔令奏議耳”。（1013頁）如果說《詔令奏議類》所患在涵蓋面太窄，《政書類》所失又在涵蓋面太泛，四庫館臣稱《政書類》“惟以國政朝章”為主，可詔令奏議算不算“國政朝章”？前朝故事當朝憲政算不算“國政朝章”？《講疏》一針見血地指出：“‘政書’二字，所該至廣，如誠循名求實，則《資治通鑑》、《經世文編》之類，何一不可納之政書乎？”《詔令奏議類》和《政書類》從分類到命名都多有可議。張先生建議在史部中立“政制”、“政論”二類，這樣，“《四庫總目》、《書目答問》所立‘政書’一目，可以‘政制’代之，《通典》、《通考》、歷代會要之屬，皆入此類。‘詔令奏議’一目，可以‘政論’代之，詔令、奏議、《經世文編》之屬，皆入此類”。（1013頁）部類群書應因書而立例，不可設例類以統書；應“禮以義起”而因書命名，不“全襲前人”的類別舊名。張先生的圖書類例理論以他的簿錄體例理論為基礎，簿錄體例既然有創有因，圖書分類當然不能只因不創。
四 綜論：重構學術史
《講疏》在《四庫提要敘》的基礎上，重新追溯了各家各派學術的淵源與流變，重新審視了各學派的是非與各體例的優劣，重新辨析了各簿錄體例的特徵、承因、嬗變，並間接闡述了學科分類與典籍分類的原則。假如說將《四庫提要敘》的總敘與小敘連綴起來是一部學術史論的話，那麼《講疏》則透過對《四庫提要敘》的正誤、糾偏與申發，完成了對中國古代學術史的重構。
對《四庫提要》《經部總敘》和經部小敘的“講疏”，不僅追溯了儒家經書的經典化歷程，考索了各經書傳注的流衍變化，還論析了漢學與宋學的興衰更迭。我們來看看經部中對《書類敘》和《詩類敘》的講疏。《尚書》的今文古文之辨，《詩經》的大序小序之爭，《講疏》在爭論的兩造之間務取持平，有時常能以古書通例決千古學術疑案。如《詩敘》的作者長期以來一直聚訟紛紜，從後漢鄭玄到南宋鄭樵、朱熹，可以說是人言人殊，莫衷一是。每一種說法都看似有理但又難以確證，每人都似乎言之鑿鑿卻多屬主觀推斷。張先生依據古代典籍的形成過程闡釋這一聚訟說：“其實古人之書，皆由手寫，每喜各記所聞，附於其尾。書之不出於一手，不成於一時，乃常有之事。又古書多不標作者主名，後世不能的指其出於誰手，不足怪也。”（971頁）“古人之書，多後人附益之筆”（970），後人附記之辭竄入正文是常有的事，人們讀《詩經》時的批語附記也極有可能竄入大、小序中，一定要指實某篇某段全出誰之手，往往不失之武斷便流於附會，在一時找不到確證的情況下，留有一定模糊空間可能更符合歷史真實。因為否定大、小序與肯定大、小序，既牽扯著今文古文之爭，也糾纏著漢學宋學之爭，這樣，學術之爭很容易攙雜著意氣之爭，四庫館臣或明或暗地左袒漢學，《四庫提要》中的總敘小敘當然難得平視漢宋，自然也就難有冷靜的學術品評，只有像張先生這樣消融門戶之見，才可能使經義明而公理現。
《四庫提要》有些總敘和小敘，往往以數百字就能準確勾勒出學術史輪廓與特徵，顯示了四庫館臣開闊的學術視野和高度的抽象概括能力，但他們尊經衛道的意識形態色彩太濃，《四庫提要·經部》的總敘難免偏頗，小敘自然也難以客觀，如《子部總敘》就直言不諱地稱頌“儒家尚矣”，儒家經史之外“餘皆雜學”，諸子百家在四庫館臣眼中本來就不具有平等的學術地位。對法家雖然全盤否定，但總算還讓它單獨列為一類，《四庫全書總目》將先秦儒家、法家、兵家、農家、醫家之外的各家各派一併收在“雜家”中，“雜”字本身含有貶意，暗示這些學派不入流不入品。什麼是四庫館臣所說的“雜家”呢？《雜學類案語》有明確的界定：“實皆儒之失其本原者，各以私智變為雜學而已”，它們或“談理而有出入”，或“論事而參利害”，總之，都“不純為儒家言”。[42]儒家之外的各家各派雖然都出於儒家，卻由於各自的“私智”而失去了儒家的本原，改變了儒家的宗旨，“談理”與儒家有出入，論事更滲透了一己之私，最後由“儒”而變為“雜”。稱諸子百家全都出自儒家，當然沒有任何學理上的根據，不過是四庫館臣為了抬高儒家身價的詭辯，這一說法的荒謬一目瞭然，不值一駁。但這種偏見讓《四庫提要敘》所建構的學術史，恰似我們從哈哈鏡中看到人像那樣走樣和變形。《講疏》認為“諸子之言，皆主經世。各有所偏，亦有所長”。（1041頁）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前，儒、墨、道、法、名等各家各派相互爭鳴也相互影響，諸子百家之間無所謂“純”也無所謂“雜”，更無所謂“主”也無所謂“從”，張先生批評了四庫館臣入主出奴的門戶之見，對儒家既無須一味仰視，對其他各家各派也從不鄙視，《講疏》重構的學術史自然更逼近歷史真實。
《四庫提要敘講疏》雖是對《四庫提要敘》的註疏，但它是註疏者與原作者的一次平等對話，對於《四庫提要敘》中的論述，《講疏》有時“跟著”講，有時“接著”講，有時則“反著”講，也就是說《講疏》對講疏的物件有贊成，有引申，有訂正，有辯駁。《講疏》在“接著講”的時候，補充了許多敘文中沒有的內容，將原敘與“講疏”結合起來讀，某一科學術史就顯得更為豐滿。《四庫提要敘·釋家類敘》寥寥數行只簡述了佛教典籍的在歷代史書中的分類和隸屬情況：“梁阮孝緒作《七錄》，以二氏之文別錄於末。《隋書》遵用其例，亦附於《志》末。有部數、卷數而無書名。《舊唐書》以古無釋家，遂並佛書於道家，頗乖名實。然惟錄諸家之書為二氏作者，而不錄二氏之經典，則其義可從。今錄二氏於子部末，用阮孝緒例；不錄經典，用劉昫例也。”[43]《講疏》則首先闡述佛教的起源與二氏名稱的由來：“佛教起自印度，始於釋迦牟尼。佛姓釋迦氏，略稱釋氏，奉其教者稱釋教。儒家排斥佛道，遂並稱二氏。韓愈《昌黎集·重答張籍書》雲：‘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是二氏之名，唐時已盛行。”接著詳細考證傳入中土的時間：“佛教由西域傳入中國，舊說皆以為在後漢明帝之世。然漢哀帝元壽元年（即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秦景（一作秦景憲，當即一人），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當為佛教輸入之始。據《後漢書》記載，光武帝子楚王英，早已信佛，此亦佛教輸入不始於明帝時之證。特明帝永平十七年，遣郎中蔡愔及秦景等使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以白馬負經歸，乃立白馬寺於洛陽城雍門西，此為佛教見重於中土之始耳。”現在佛教史有的仍然將後漢明帝時定為佛教輸入之始，是誤將“佛教見重中土之始”作為佛教輸入中土之始，張先生以史為證將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大大提前。然後再闡述佛經在中土的翻譯、傳播與興盛：“自是月氏、安息高僧踵至，多譯經典。歷兩晉南北朝尤盛，而以後趙佛圖澄、西秦鳩摩羅什為最著。而中國沙門如朱士行、宋雲、智猛、法顯、法勇等，亦西行求經；支遁、道安、慧遠、慧持等，復講經宏法。君主如趙石虎、秦姚興、梁武帝、北魏明帝等，又竭力推崇，上好下甚，靡然向風，於是寺剎浮圖，山崖佛象，遍於天下矣。”（1068—1069頁）最後講佛教典籍的編輯、存佚與編目、分類，從梁僧佑《弘明集》到唐僧道宣《廣弘明集》的編輯，講到阮孝緒《七錄序》中對佛教典籍的分類，再講到沙門唱寶《經目錄》和智升《開元釋教錄》的編撰。這是一篇有考辨、有闡述、有論析的佛教史論。集部《詞曲類敘》的“講疏”實踐了作者本書《自序》中所說的“取《提要》本書以相申發”的方式，連續引用《御定歷代詩餘提要》、《碧雞漫志提要》、《欽定詞譜提要》、《欽定曲譜提要》四則《提要》，依次深入地闡釋了“詞曲之源流，詞譜之體制，戲曲之演變”（1096頁），這則“講疏”儼然就是一篇凝練簡潔的詞曲史論。
《講疏》中對原敘的內容，或引申和發揮，或正誤和糾偏，正面的引申和發揮也好，反面的正誤和糾偏也罷，它們都是在《四庫提要敘》的基礎上對學術史進行重構。這四個方面在《講疏》中並非絕然分開，糾偏中可能有引申，發揮時可能有訂正。《四庫提要》經部《小學類敘》說：“古小學所教，不過六書之類，故《漢志》以《弟子職》附《孝經》，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為小學。《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書法書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學》以配《大學》，趙希弁《讀書附志》遂以《弟子職》之類併入小學，又以《蒙求》之類相參並列，而小學益多歧矣。考訂源流，惟《漢志》根據經義，要為近古。”[44]鑑於這則敘文對“小學”的內涵沒有進行清晰的界定，《講疏》則先引《漢志》給“小學”下明晰的定義：“《漢書·藝文志》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註、假借，造字之本也。’”（991頁）接下來詳盡闡述“小學”內涵和外延在歷朝的流變：“小學一目，歷代沿用，而內容各有不同。蓋有漢世之所謂小學，有宋人之所謂小學，有清儒之所謂小學，自不可強而一之，學者不容不辨。劉《略》班《志》以《史籀》、《倉頡》、《凡將》、《急就》諸篇列為小學，不與《爾雅》、《小雅》、《古今字》相雜。尋其遺文，則皆系聯一切常用之字，以四言、七言編為韻語，便於幼童記誦，猶今日通行之《千字文》、《百家姓》之類，此漢世之所謂小學也。”漢代八歲兒童上小學，發矇時一開始就學習認字，所以漢世的“小學”指兒童必須讀寫的常用字，所用的教材是編為韻語便於記誦的《凡將》、《急就》等字書。“迨朱子輯古人嘉言懿行，啟誘童蒙，名曰《小學》，其後馬端臨《經籍考》列之經部小學類，此宋人之所謂小學也。”到南宋朱熹在《小學》中又加進了禮儀和道德教育的內容，所以宋人的“小學”就不僅僅指以韻語編成的常用字書。“《四庫總目》以《爾雅》之屬歸諸訓詁，《說文》之屬歸諸文字，《廣韻》之屬歸諸韻書，而總題曰小學，此清儒之所謂小學也。”（992—993頁）清代的小學包括訓詁、文字、音韻，即廣義的語言文字學。我們現在學術界常以“小學”代指語言文字學，是在清儒小學的意義上使用“小學”一詞的。張先生這則講疏澄清了《小學類敘》中關鍵詞語義的含混，使人明白了《四庫提要》中所謂“小學”的內涵和外延，也使《四庫提要敘》更為嚴謹。《農家類敘》的講疏同樣有引申有訂正，闡述了農學的發展和農學典籍的分類，註疏的文字數倍於原敘篇幅。尤其是《醫家類敘》的講疏詳細闡釋了醫學的起源與演變，醫學古今的不同和南北的差異，醫學的流派與門戶之爭。農家與醫家二類的講疏其實就是農家和醫家的學術發展史。
在《講疏》這部約十五萬字的著作中，張先生為我們重溯了學術源流，再辨了簿錄體例，也重構了學術史。該著幾乎論及了我國古代學術的方方面面，因而，它既是簿錄體例史、學術發生史、學派流別史，當然也是一部學術發展史。
註釋：
［1］ 餘嘉錫《四庫提要辨證》，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頁。
［2］ 張舜徽《四庫提要敘講疏》，收入張氏《舊學輯存》（上、中、下），齊魯書社1988年版，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四庫提要敘講疏》2002年臺北學生書局出單行本，2005年雲南人民出版社出單行本，為該社出版的“二十世紀學術要籍叢刊”之一。
［3］ 張舜徽《四庫提要敘講疏》，《舊學輯存》下冊，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953頁。後文為節省篇幅，凡出自該版的《四庫提要敘講疏》引文，只於文中夾註頁碼，不另出注。
［4］ 永瑢等《雜家類一·雜學類案語》，《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1012頁。
［5］ 章學誠《校讎通義·原道》，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第951頁。
［6］ 永瑢等《太平寰宇記提要》，《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596頁。
［7］ 餘嘉錫《四庫提要辨證》，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7頁。
［8］ 參見餘嘉錫《四庫提要辨證》，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2—414頁。
［9］ 鄭樵《校讎略》，《通志二十略》，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1818頁。
［10］ 鄭樵《校讎略》，《通志二十略》，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1804頁。
［11］ 參見拙文《“類例既分，學術自明”——論鄭樵文獻學的類例理論》，武漢大學《圖書情報知識》2009年第3期。
［12］ 鄭樵《校讎略》，《通志二十略》，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1805頁。
［13］ 永瑢等《崇文總目提要》，《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728頁。
［14］ 荀子撰、梁啟雄注《荀子簡釋》，中華書局1983年，第228頁。
［15］ 餘嘉錫《四庫提要辨證》，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頁。
［16］ 張舜徽《廣校讎略》，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2—23頁。
［17］ 永瑢等《凡例》，《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中華書局1965年，第19頁。
［18］ 永瑢等《經部總敘》，《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1頁。
［19］ 永瑢等《集部總敘》，《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1267頁。
［20］ 永瑢等《經部總敘》，《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1頁。
［21］ 永瑢等《詩類敘》，《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119頁。
［22］ 張舜徽《鄭學叢著》，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7頁。
［23］ 永瑢等《春秋類案語》，《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中華書局1965年，第244頁。
［24］ 章學誠《上辛眉宮詹書》，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57頁。
［25］ 永瑢等《凡例》，《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中華書局1965年，第18頁。
［26］ 張舜徽《廣校讎略自序》，《廣校讎略》，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頁。
［27］ 永瑢等《樂類敘》，《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320頁。
［28］ 永瑢等《詞曲類敘》，《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1807頁。
［29］ 永瑢等《凡例》，《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中華書局1965年，第19頁。
［30］ 《論語·八佾》，朱熹《四書章句集註》，中華書局1965年，第67頁。
［31］ 《論語·憲問》，朱熹《四書章句集註》，中華書局1965年，第153頁。
［32］ 永瑢等《集部總敘》，《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1267頁。
［33］ 永瑢等《正史類敘》，《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397頁。
［34］ 永瑢等《地理類敘》，《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594頁。
［35］ 張舜徽《廣校讎略自序》，《廣校讎略》，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頁。
［36］ 永瑢等《編年類敘》，《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418頁。
［37］ 永瑢等《紀事本末類敘》，《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437頁。
［38］ 章學誠《書教下》，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第51—52頁。
［39］ 永瑢等《小說家類敘》，《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1182頁。
［40］ 永瑢等《楚辭類敘》，《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1167頁。
［41］ 永瑢等《雜家類·雜品之屬案語》，《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1060頁。
［42］ 永瑢等《雜學類案語》，《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1012—1013頁。
［43］ 永瑢等《釋家類敘》，《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1236頁。
［44］ 永瑢等《小學類敘》，《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338頁。
該文刊於《張舜徽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