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漢瘟疫中誕生的宗教，遇妖殺妖，遇魔降魔，兩千年長盛不衰

（王清茗）從道家到道教，一字之差，天壤之別，前者是態度，是認知，而後者是生活，是信仰，是世界觀向方法論的轉換，也是學術研究向職業道路的挺近。

更可以說，道教對巫術的信仰和傳承要遠遠超越了對道家世界觀的堅守，是在其演化中尋找道教經典作為其理論支撐，並依附於道家的哲學體系的。宗教在推廣過程中，必須要以對民眾有全面庸俗化的解釋才能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其中，巫術連同其咒語就作為道教最基本的外在形式而保留下來。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這首出自《禮記》中的祭辭，在祈求中夾雜著詛咒的成分，是中國文字記載中最古老的咒語，即包含著樂觀主動改造家園的意志，也有對未知世界強烈的尊崇心理。

由於對生命延續的強烈渴求以及對自然萬物無法在現有認知下的科學解釋，幾乎所有民族發展都伴隨著巫術而來，只是因為不同的習俗和信仰以及風俗習慣使巫術向著不同的方向拓展，但其越來越大眾化和庸俗化的表現，為宗教的形成提供了廣泛的群眾基礎。例如始皇帝期間對長生不老藥的渴望，在催生大批方士出現的同時，原本由統治階層掌握的神仙道學開始向民間普及，並以專業化和神秘化的方式形成固定職業。

漢朝巫蠱之術的盛行以及漢武帝繼續對長生不老願望的努力，使脫胎於道家的部分理論變為實踐的可能，更使巫術、丹學與人生命健康等息息相關實踐多元化，有時甚至要依附科學而進行，這就為系統總結和梳理提供了可能，張道陵的出現成為必然。

張道陵，字輔漢，生於公元34年二月廿二日，卒於公元156年九月初九日，為漢朝開國大臣張良八世孫，典籍記載“張良生不疑、不疑生高、高生通、通生無妄、無妄生里仁、里仁生皓、皓生綱、綱生大順、大順生道陵。”張道陵本是太學書生，自幼聰穎過人，七歲便能通讀《道德經》，對天文地理、河洛讖緯之書有著濃厚興趣，但是不喜歡儒家學說，認為不能解決生死問題。二十五歲時，張道陵已經成為江州令。因為性之所至，對朝廷無為而治執行較為堅決，治下成績斐然，到漢和帝元永元年，54歲的他被皇帝賜為太傅，封為冀縣侯。

這樣的職位可以說顯赫非常了。年齡的原因卻使張道陵面對榮譽更為淡然，居然沒有理會朝廷封賜，三次將使者婉拒，他認為人生在世不過百年。百年之後一切繁華都將散盡，與其若此哀嘆世間之苦，不如樂在青山中。

從此以後張道陵遠離了塵世，向山清水秀、景色清幽的山中進發。他先是以淮河為鄰，與弟子王長、趙升等人在桐柏太平山修道，後南下江西雲錦山結廬。三年後練得仙丹，此刻龍虎出現，故此山又稱龍虎山，被後世尊為作道教祖庭。張道陵在六十歲時又移居四川鶴鳴山，石鶴長鳴，嘆人生雋永。

傳說漢順帝漢安元年（公元142年）正月十五日，太上老君降臨蜀地，傳授張道陵《太平洞極經》、《正一盟威二十四品法籙》、三五都功玉印、雌雄斬邪劍等經書、法器，拜為天師，囑咐他廣行正一盟威之道，掃除妖魔，救護生民。

張道陵於漢安二年七月，登青城山，會八部鬼帥，大戰眾鬼，制伏外道惡魔，誅絕邪偽。張道陵道法通玄，諸魔所不能敵，各各降服，願意皈依正道，敕命五方八部六天鬼神，在青城山黃帝壇下盟誓，人處陽間，鬼處幽冥，使六天鬼王囚禁於北陰酆都城，八部鬼帥流放於西域邊地。

在東漢瘟疫橫行的時期，以123歲高齡的存在，本身就是傳奇。由於人口激增，戰事商賈帶來的人員往來，使瘟疫空前肆虐，幾乎貫穿了東漢整個時期，並造成三國赤壁之戰中曹操百萬大軍的不戰而敗。據後世統計，整個東漢年間，死於瘟疫的人竟然佔到人口總數的七分之五。

張道陵在龍虎山用三年時間煉成九天神丹後，已六十餘矣，吃了神丹容貌益少，“返老還童”，像30歲左右的人。接著又在龍虎山東北邊的西仙源壁魯洞，得神虎秘文，並建立天師草堂，廣傳弟子，為人治病，到他經嵩山二入巴蜀時，已經90多歲了。由此可見，張道陵在龍虎山煉丹修道講課時間長達30餘年，在這並不短的時間內，是他煉丹學道的主要時期。因為治病，也是獲取教眾支援的根本原因。

人口流動是瘟疫傳播的根本。比如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羅馬帝國皇帝安敦寧·畢尤派遣使者透過安息國，沿著漢大使甘英留下的絲綢之路地圖來到漢朝。但是龐大的使團在返回時將西亞的病毒帶到歐洲，一場怪病席捲了羅馬帝國，三百萬人在這場瘟疫中死去。

在劉玄等人對新朝的關鍵戰役昆陽大戰中，綠林軍戰鬥力的突然下降與瘟疫有著直接關係，此後東漢至少經歷了兩次大的瘟疫，一次是在劉秀在位期間，前後有七次較大瘟疫出現，另一次便是漢靈帝時期，瘟疫幾乎是以3-4年一場的頻率發生。而張道陵恰恰生活在這兩場大瘟疫重要的緩衝時期，為道教建立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至少在漢順帝時期（公元126-144年），張道陵就在鵠鳴山中建立了正一道。正一道又名正一盟威道，或天師道。民間有五斗米教之稱。五斗米教的由來是因為“從受道者出五斗米”而得名。需要指出的是，正一道以符籙齋醮為傳播方式，在祈福形式上較為簡單，易於推廣，對當時宮廷中神秘和儀式複雜的讖緯之學形成對立，迫使統治東漢的社會政治意識形態造成鬆動，因此當時並不受官府認可，而稱“五斗米教”或者直接稱作米賊。

儀式感是宗教必須具有的外在形式，但正一道對於瘟疫的祈禳較為簡單。張道陵認為，是因為人本身的過錯和對道的極端漠視才造成的瘟疫流行。因此集體性的思過才是避免瘟疫最為有效的辦法。他讓患者或者祈福者按照大眾道德標準，將自己一生所犯錯誤寫出，在深刻反思後放置在河中，向神靈發誓永不再犯以祈求平安。這種有別於傳統方士、術士的治病理論，簡化了巫術的運作程式，在民眾自我救贖的過程中，更具有道德綁架的成分，在人際傳播中具有相當大的可模仿性和傳播力度。

從漢安元年正月 公元142年正一道正式建立開始不到兩年時間，教眾就發展到三萬人，同時還在全國設立了二十四處祭壇。當然這並非是因為形式上的簡化，而是更著重於張道陵理論上的創新，並以理論的不斷豐富而指導實踐。張道陵窮一生經歷著述《老子想爾注》，尊老子為教主，以《道德經》為道眾必習經典 ，《老子想爾注》一書，即是從宗教的角度對《老子五千文》的解釋，向道民宣揚五斗米道的教義。

想爾是位神仙。《老子想爾注》便是藉助這位神仙將老子《道德經》做實用性和人格化處理，以所見所聞的註解將“道”的虛無性現實化，達到個體成仙飛天的目的，並在此基礎上，以五行學說為根本，強調現實中的人們要更多追求情境無為的思想，做到臣忠之孝。

區別於巫蠱之術，正一道為人們提供了離苦得樂的方式和途徑，為人們擺脫戰爭和疾病提供了精神支援和奮鬥目標。張道陵的智慧之處在於他並沒有排斥術士、方式、巫祝等群體的行為，而是進一步加以理論性的說明，博取更多的情感認同。如對莊子中“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修仙之士中的有效渲染，成功的將老子認為僅僅是存在“道”中的鬼神等以陰陽理論有效剝離，對世間形成新的迷信。鬼神對立於神人為代表的正統，與學道之人相比處於明顯弱勢。

站在傳統養生理念上，正一道更強調了精神上的解脫與自由。養生無法掙脫人生老病死等自然規律的限制，這樣就使養生理論存在執行中的先天缺陷，即普通人無法完成當時養生理論所要求各種規範性動作，而導致養生失敗的短板。

在推進正一道市井化過程中，正一道更注重與地域間盛行的巫教進行有限的合作和堅決的鬥爭，這是宗教與邪教的根本區別。張道陵常年居住在巴蜀地區，對當地原始的鬼道就進行了充分借鑑，吸收了他們降魔、除鬼的巫術，以便在符籙失效後，信徒有更高階的依靠。同時他又大力革除了當地巫教野蠻之風，規定教眾尊重教友、不得隱晦神靈，同時要求教眾尊重世間之法，不得偷道淫亂，禁忌酒肉等奢靡生活。

正一道的迅速傳播一方面得益於張道陵丹藥的靈驗。一個在瘟疫中沒有效果的說教是無效的，張道陵必須向世俗的功利低頭才能保證基本地位的不動搖；另一方面張道陵選擇巴蜀之地進行傳道，遠離中央政權的核心區間，並以修身養性、除去慾望、反對暴力等方式規避了中央集權的禁忌，成為他求得生存的政治基礎。

事實上，在當時的國家政權思想中，也亟需張道陵思想的充實。東漢年間，有班固輯笑的《白虎通義》對封建神學和庸俗經學進行過政治上的定性，即對讖緯神文為代表的天人合一理論的合法性透過儒家等經典書籍給予肯定。但是由於過分強調理論的現實功用，不僅沒有使思想得到解放，反倒進一步壓抑了民間思想用以神化封建秩序和等級制度，特別是將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與天地星辰、陰陽五行等各種自然現象相比附，有牽強附會之嫌。

天人合一缺乏有效的民眾個體自由或者思想的自我救贖，而張道陵的思想恰恰填補了這一方面的空白。在當時社會，尚有西方佛教的漸入，但由於異域文化與本土正統文化的融合尚需時日，在外部戰爭壓力減輕、經濟快速增長的東漢中後期，有效填補了民眾的信仰空白。

由信仰而宗教，正一道邁出了關鍵一步。不可否認的是春秋戰國至秦漢間，也有一些宗教形態的萌芽和發展，如方仙道、黃老道以及巫族等團體的出現。但後來或者消失、或者被道教等其他宗教社團所吸納，或者被朝廷直接取締，除了自身已極不適應社會發展和環境外，過分保守和封閉也是自我消失的重要原因。

宗教的發展離不開開放格局和自我改造的螺旋上升。於正一道而言，除了必要的個人崇拜外，其所供奉的神祗不僅有老子化身太上老君，還有玉皇大地以及民間信仰諸神等，完全契合民眾信仰的多元需求，這也為道教多神崇拜提供了原始通道。同時正一道在張道陵之後的繼承人利用政教合一，使民間信仰上升為國家意志。

張道陵去世後，將教主的位置傳給了兒子張衡（注：此張衡非發明地震儀之張衡），張衡之後傳於張魯。在張衡負責教務時期，設立了神職人員。神職人員不同於政務和服務人員，是建立在忠誠信仰之上的具有進階性質的高階教徒。因為他們的存在，更加牢固了正一道的傳播和穩定。神職中有奸令、祭酒、鬼吏的區別。其中，鬼吏較為低階，只能進行神符治病等簡單重複的工作，但也有管理剛入教教徒的職責，在身份上存在優越感。這期間，神符治病的形式又進一步增強，患者治病時需要將一生錯誤分寫三份，祈禱於天、地、水三官，因此民間又稱正一道為三官道。

為了更快的發展正一道，張魯投靠了益州牧劉焉，並希望藉助劉焉的力量繼續向西進行擴充套件。但不料，剛剛在張魯完成教眾整合內部統一的時候，獻帝興平元年，公元194，劉焉病死，其子劉璋即位。由於劉璋生性軟弱 ，張魯決定脫離劉璋的轄制。劉璋惱羞成怒下降張魯母親和他的弟弟殺害，造成張魯在漢中、巴蜀地區實行武裝割據和徹底獨立，同時進一步對正一道進行改革。

《三國志·張魯傳》中記載：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即張魯以師徒關係改良了張道陵在傳播初期按照漢朝行政體制式的傳播方式，使正一道的宗教管理體系正式形成。

入主西川、巴蜀後，張魯在國家治理方式上也採取政教合一的方式，使西川在東漢末年中原動盪的時候，巴魯出現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和諧景象，也使民眾大量的前往投靠，形成了正一道發展的黃金時期。在張魯統治巴蜀時期，並沒有設定官職，而是依靠正一道的管理體制，在“鬼卒”的帶領下，因為怕受到良心的譴責，百姓以誠信為尊，並不敢行欺詐。張魯在驛道中放置有糧食，供行路人食用。假如有人貪財侵佔，張魯告訴他們鬼神會司職懲罰的。百姓輕微犯法，三次之內可以免除刑罰，三次以後才用刑。張魯的治下成為百姓樂土，三十年間風調雨順百姓安康。

就在正一道在巴蜀發展如日中天的時候，冀州的張角也依法創立了太平道。同樣太平道佈道的方式也主要是以給人治病來擴大影響。但是太平道擁有較強的政治目的，並最終促成了旨在推翻東漢政權黃巾軍起義。

張角起義失敗後，為了肅清太平道在中原地區的影響，曹操於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親自率軍出散關至陽平關收降張魯。張魯本身也無意於戰爭，更為了避免殃及百姓，順勢便歸納了朝廷。曹操拜張魯為鎮南將軍，並封張魯五子為列侯，並與張魯結成兒女親家，“太祖撥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正一道隨之也開始在中原名正言順地傳播開來。

從此正一道進入了飛速發展階段，並沒有隨著朝代的更迭而停滯。在不斷吸收、借鑑佛教、儒學等儀式流程後，終於演變為後來的道教。為了繼續體現天人合一的思想，一般道觀修建在了山頂，而寺院則隱匿在群山中，以學禮為主要目的的孔廟便建在了市井中。

後來因為尊老子為先祖，唐朝將道教定位國教。（作者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