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的“兵聖“——漢尼拔為何被稱為西方戰略之父？
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講，戰爭是一個既殘酷卻又帶有點藝術性的東西。五千年的中國歷史，說穿了，
就是一場又一場的戰爭聯絡起來的。
對於很多人來說，閱讀歷史，不見得會記得多少帝王的名字，
甚至可能連朝代都不見得認得全，但一定都記得不少知名的戰役。
喜歡楚漢相爭的，一定對
鉅鹿之役和垓下之役
瞭如指掌，喜歡三國的，更是對官渡赤壁如數家珍。我們民間傳頌的英雄人物如
項羽、關羽和諸葛亮
等，都是用一場場精彩絕倫的戰役讓他們的名字留在煌煌史書上。
我們的老祖先打了幾千年的仗，不僅給我們留下了讀不盡的精采故事，
也把他們打仗的智慧和經驗總結成了中華文明的瑰寶，兵法。
說到兵法，我們中國人的臉上必定洋溢著不盡的自信與驕傲，其實也並非我們目中無人，但是看向同時期的其他地區文明，也只有我們中國在幾千年前就對戰爭做出系統性的思考和整理研究，從中國的第一本兵書，
《六韜》，到兵法的巔峰，《孫子兵法》，乃至於後代的《李衛公兵法》和《紀校新書》
。
中國人一直以來都在思考並實踐著各種用兵之道，
每個朝代的名將軍師
都對這個系統有所增益，最後再長成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棵兵法的參天大樹。
各種空城計、離間計、苦肉計和火燒聯營等
，中國人從生理到心理，對戰爭這件事可謂是研究徹底，世界上沒有另外一個民族，像我們一樣對戰爭有著那麼多的思考，為了戰爭勝利絞盡腦汁。
中國的兵法不僅僅只有我們自己孤芳自賞，
《孫子兵法》的影響力遠播海外
。世界各國的軍校（如美國的西點軍校）莫不指定《孫子兵法》為學校課程的必修課程，要求所有畢業官兵必須熟讀。
除了軍事之外，《孫子兵法》的影響力甚至遍及政界和商界，
和各類的地攤文學中。
然而，不讓《孫子兵法》專美於前，西方人其實也有自己的“兵聖“。
在西方歷史中曾出現一位被認為是軍神一樣的人物，後世尊稱他為西方戰略之父，
他就是古羅馬時期的迦太基將領，漢尼拔。
然而，
漢尼拔究竟何德何能被稱為戰略之父呢？
他能跟我們中國的兵聖，孫子，相提並論嗎？他究竟有什麼驚人的戰績或者精彩的謀略嗎？
公元前２１８年，第二次布匿戰爭爆發，漢尼拔率領由各地軍種組成的迦太基聯軍，
從西班牙翻越了庇里牛斯山和阿爾卑斯山，
直接繞到現在義大利北部對羅馬帝國發動攻擊，最後在特雷比亞河戰役擊敗了由羅馬名將西庇阿率領的羅馬精銳軍團。
這是漢尼拔的成名之戰，也是他最被後世提及的戰役。
說實話，站在我們中國的角度來看，對比我們老祖宗五花八門的計策，漢尼拔的戰略真的非常的簡單粗暴。簡單一句，
包抄，繞到羅馬背後發動攻擊。
包抄這個戰略手段，我們中國人可是早了他們好幾百年便已經會了，我們的老祖宗甚至早已發展出其他各種精妙戰略，
不只有戰場上的真刀真槍，乃至於攻心為上的心理戰（如四面楚歌）。
但為何西方的軍事史僅憑著包抄就稱他是戰略之父呢？原因在於古代中國與古代西方的戰爭形式上的區別。
第一個區別便是軍隊的戰鬥方式。在英語當中，有個詞叫Carnage，這個詞翻譯到中文裡並沒有一個精準的翻譯，
只能粗略地翻譯作殺戮，
但這個詞的本質又跟我們一般想像的殺戮或者屠殺有很大的區別，
我們一般理解的殺戮，更像是強勢的一方對弱勢的一方趕盡殺絕。
但Carnage不同，這個詞是描寫，當兩軍對陣，
雙方就以類似一換一的方式對砍，直到有一方被殺到全滅。
如果讀者很難想像，可以參考電影《斯巴達戰士》，電影當中，斯巴達跟波斯軍隊的戰鬥畫面就相當接近Carnage。
這種戰爭形式可以說是漢尼拔那個時代的代表型方式，
將領們能夠變的花樣也就是不同的陣型或者兵種的搭配，
但骨子裡還是Carnage那一套。
這種戰爭場景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就相當奇怪，甚至有點蠢，
要知道，我們的《孫子兵法》對於戰爭可是有各種辦法，《孫子兵法》有云，
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
對於戰場上的各種人數比例跟情勢，《孫子兵法》都給出了每個情況下的最優解，
甚至在必要時候，適度的戰略撤退都是允許的。
但是在希臘與羅馬時期的各場戰爭中，基本上不論兩軍的
人數對比有多懸殊
（如斯巴達的溫泉關戰役或者希波戰爭），
兩軍基本上都是直接對陣，兵士結成方陣，
雙方的方陣便面對面開始Carnage式的戰鬥模式。
這類的方陣中，最有名的便是
亞歷山大大帝率領的馬其頓方陣。
馬其頓方陣作戰時排成很長的橫隊，縱深16人，形成一個16 x 16的方陣，士兵與士兵之間有著較大的間隔，方陣前頭4至6排士兵的矛頭對準前方，
後面各排士兵把矛架在前方士兵的肩膀上使長矛傾斜，亦有把長矛垂直於地面，各不相同。
每個縱列的排頭三人和末尾一人屬於關鍵位置，因而選用驍勇而技術高強計程車兵。
作戰時，整個方陣常常以堅固的密集隊形跑步向前推進，就像一把攻城錘勐烈衝擊敵人的隊伍。
部隊跟著號令挺起長矛往右方刺去，所有靠近的敵人都會被自己左側的戰友刺穿，
如此的戰術型式便不需要太多額外的戰略，
但需要保證士兵擁有一定的紀律跟素質，
並且足夠相信自己的戰友。
因此，當我們開啟西方古代的軍事著作如
《戰爭論》
，會發現這更像是一本工具書，告訴的將領在
遭遇各種天氣狀況時應該怎麼做，或者軍隊後勤應該如何建立
等等，跟《孫子兵法》相比，不得不說，
少了許多智力上的美感。
但從上面的區別我們可以看到，為了確保方陣擁有足夠的戰鬥力，
兵員的素質是至關重要的。
因此，中西方戰爭的第二個區別便來自於軍隊的兵源。在古希臘與古羅馬時代，
只有擁有公民權的人才可以擁有為國或者為城邦當兵的權利，
某方面來說，能夠當兵是個榮譽的象徵，
是對身分的一種認同，
這在歷史上被稱為公民兵制。
這使得士兵能夠有更強的保家衛國的決心。
那個年代的公民權是相當難得的，
著名的哲學家亞里斯多德，身為那個年代最有名的知識份子，
由於不是出生在雅典，即便在雅典廣受尊敬，
也為雅典做了很多的好事，還是一輩子都沒有被授予公民權。
就是這樣的公民權，
使得西方的軍隊具有很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能夠在戰場上全力殺敵，也能夠更好地掩護戰友，發揮方陣的最大威力。
而對於古代中國的軍隊而言，
凡是擁有強盛武力的朝代，其實也有類似西方的公民兵制，
例如戰國時期的秦國或者努爾哈赤的滿州八旗。
秦朝自商鞅變法之後，把功名爵位與戰功掛勾，
把士兵的戰鬥力與財產身份掛勾；努爾哈赤也是透過類似的手段，利用獨創的八旗制度，讓士兵產生組織內的認同，以求發揮軍隊的最大戰鬥力。反觀那些軍事實力較弱的朝代，
如北宋和明朝，這兩個朝代就是完全反其道而行。
宋朝的軍隊可是出了名的龍蛇溷雜，
各種流氓罪犯都往軍隊裡送，
也直接導致軍隊戰鬥力直線下滑，
軍隊對戰時一觸即潰的案例可謂史不絕書。而明朝的軍隊則是由軍戶構成，而軍戶的地位向來不高，分配為軍戶更是帶有處罰的意味，
這也使得明朝士兵的兵源極度不佳。
從中西方兵源素質的對比中，我們可以發現，古代西方軍隊的戰鬥力是分散在每個單兵的身上，而古代中國軍隊則不得不把軍隊的戰鬥力與將領的能力掛勾，
將領的好壞對於戰爭的結果通常有決定性影響。
這也造成了中西方對於兵法這門學問的理解不同，對於希臘和羅馬的將領來說，他們只要確定軍隊有足夠的訓練和紀律就好，但是對於中國的將領來說，
他們不能完全指望軍隊死戰到底(Carnage式戰鬥)，不會一觸即潰。
因此才會發展出有如埋伏、離間和合圍等諸多戰略，
希望透過戰略上的優勢來避免正面對決，也就是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而這也是我們東方的智慧所在。
透過了解了中西方的戰爭文化差別，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何漢尼拔會被稱為西方戰略之父。對於古代西方軍隊，
由於軍隊建立制度的緣故，他們不需要考慮其他複雜的戰略因素，
只要確保自己的部隊能夠團結一致地發揮最大戰鬥力。
因此，
漢尼拔的包抄戰術對於當時的羅馬人而言，當真如天將神兵，
是當時人想都無法想像的用兵之法。對此，我們東方民族只能笑而不語。
參考文獻
《殺戮與文化》（美）維克托·戴維斯·漢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