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與“西” 義釋

原文標題：中國社會學的“中”與“西”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孫飛宇副教授

轉自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公眾號

【按語】進入21世紀，對中國自身思想傳統、歷史與社會經驗日益增長的興趣，以及中國與整個世界日益廣泛而深入的全面接觸，使如何理解西學成了一個問題。而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成立伊始，就曾邀集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學者檢討“西學在中國”的歷史與未來，與會學者也在《北京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上陸續發表了三篇文章表達對該主題的進一步思考。今天我們為大家帶來的便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孫飛宇副教授的文章《中國社會學的“中”與“西”》。

中國社會學的“中”與“西”［①］

摘要

：中國社會學傳統中的問題意識及研究特色與近現代中國社會的變遷和發展息息相關，並因此而影響了中國社會學的基本特性。這一“為己”的傳統同時也對於西方文明傳統及其核心思想與問題資源抱持著充分的開放態度，有著紮實的研究。該傳統對於我們反思中國社會學在今天所受到的挑戰和相關的爭論都頗具啟發，因為如何去界定和思考在中國社會學裡“中”和“西”的問題，同時固然是理論與方法論之爭的核心議題，但同時也是如何理解處於中國“本土的”社會學這門學科的核心議題。

一、問題意識

關於中學與西學的問題，自從近代中西交匯以來，一直成為中國文化界的核心焦慮。關於“中”與“西”的界定，雖然一直都眾說紛紜，不過卻並不意味著這二者所型構起來的問題並不存在。因為時至今日，相關焦慮及其爭論既未曾緩和，甚而至於有愈演愈烈之勢，也並非虛無縹緲，而是具體體現在各種學科的問題意識、研究旨趣乃至制度建設等等方面。在這些方面，當今社會學的許多研究者與其他學科的學者可以說是“心有慼慼焉”，有很多共同的感受和觀點。不過，社會學本身作為一種從西方引入的學問，在討論中西這個問題時，還是稍微有點複雜，原因在於，社會學的基本定義、理論、方法論、研究傳統等等幾乎全部的學科框架，都是來自於西方，尤其來自於歐洲和美國。社會學的經典三大家馬克斯·韋伯（MaxWeber），埃米爾·涂爾幹（EmileDurkheim）和卡爾·馬克思（KarlMarx）都是歐洲人。中國社會學在恢復重建之後，又受到了來自於美國社會學的強烈影響。所以討論社會學之中的中西問題，需要將社會學是什麼這一問題帶入進來。然而，這一問題並沒有唯一明確的答案，因為不同的社會學家對此有著不同的見解，這甚至是構成社會學中不同流派與傳統的起點問題。

關於這一問題，中國學界也有著自己的理解。而且關於這一問題的討論本身就已經構成了普遍意義上的中學與西學問題的一部分。一般而言，中國學界引入社會學要從嚴復翻譯《群學肄言》開始。嚴復從這部譯著到後來在各種翻譯與引介之中所體現出來的對於社會學的認識，在中國學界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嚴復本人對於中西問題的態度非常複雜，並非本文的主題。不過，在《群學肄言》的序言中，以及在其他許多作品（如《原強》《與〈外交報〉主人書》等）中，嚴復講得很清楚，即他在引介社會學的時候，其實是將其當成一門聖賢之學並對其有著療治“吾國之所最患者”的期待。如果說社會學作為一門西來的學問，在其起源上的性質就已經使得社會學中的中西問題特別複雜的話，那麼，對於“何謂社會學”和“社會學何為”的理解，則可以有效幫助我們梳理這個問題。也就是說，在中國，社會學雖然最初被當成了一種西來的學問，但是在以嚴復為代表的學者們看來，一方面，它與中國傳統的經典理論關懷如出一轍，卻又更為深入［②］，而另一方面，恰恰因為如此，所以社會學的引入從一開始就有著鮮明的“為己”之問題意識。這種對於社會學的雙重理解在中國社會學的傳統中從未斷絕，而且隨著學術史的發展越來越清楚。在這一大的問題意識引領下，中國社會學在最初就奠立了極其明確的基於傳統而放眼世界文明視野的氣度，和相容幷包又紮根現實、尊重經驗的特徵。

這一特徵在中國社會學早期的傑出社會學家們身上體現得特別明顯。這不僅包括在社會學研究方面對於中國社會的認識以及出路的探尋，如李景漢先生所作的“定縣調查”，而且還體現在中國社會學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方面，如吳文藻先生的努力［③］，最後還有實踐的層面，如梁漱溟先生和晏陽初先生所代表的鄉村建設運動。在這個傳統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當然就是費孝通先生。從1933年進入清華學習開始，到1936年他在進行“江村調查”之前的這三年期間他所做的社會調查和所寫的論文，主題幾乎全部都是關於社會變遷、社會變遷中的傳統維續以及如何達致社會平衡的問題。也就是說，費孝通在其早期就已經將自己的問題意識明確確立在理解中國社會、理解這一社會的變遷最終會到達何種穩定的狀態。以他在江村的研究為代表，後來為我們所熟知的“志在富民”的理想，對他來說是一個特別具體和特別現實的問題。所以，對於早期中國社會學傳統來說，雖然社會學是西來的一種學問，但是這種學問一方面與中國傳統學問的精神極其吻合，另一方面，又恰恰由於其研究特徵而是“為己”的，或者說“為中國”的。

就社會學研究本身而言，這一點與韋伯、涂爾幹等人在其經典社會學研究之中的核心關懷如出一轍：都是希望能夠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之中實現社會的道德團結、安頓人心、重建秩序。恰恰是因為這個方面，這門西學在中國反而有了最鮮活的生命力。也就是說，它最能夠紮根到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現實問題之中，並且因此而成為在世界上特別具有影響力的研究種類。“江村調查”以及後來寫成的《江村經濟》這部著作，在全世界都獲得了極高的聲譽。在西方，至今都是人類學和社會學的必讀經典。在這個意義上，最中國、最本土的東西反而是最具普遍意義的和最具影響力的。

《江村經濟》是費孝通1938年在英國倫敦大學學習時撰寫的博士論文，最初以英文發表，1939年在英國出版，書名為《中國農民的生活》。

而另一方面，從吳文藻先生不以國別差異為界，有意識地將優秀學生送往西方最好的大學培養，到費孝通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末的“魁閣時期”，仍然在努力汲取西方學界最為重要的學術成就，如對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閱讀和理解［④］，所有這些都表明，無論在教育上還是在學術研究方面，這批學人都沒有固步自封，而是一以貫之地盡最大努力保持開放的胸懷，既對於西方的文明成就有著最大的敬意和學習熱情，同時又主動將對於中國社會和文化傳統的理解放置於世界文明的背景下來進行。今天我們熟知的費孝通在《江村經濟》《雲南三村》乃至於《鄉土中國》之中所進行的中國社會學自身概念的醞釀和提煉，如“差序格局”“無訟”和“長老統治”等，都離不開這個大背景。

只有在這個背景下，我們才可以說，儘管費孝通的《江村經濟》最初是用英文所寫，然而這並不妨礙它成為中國學術傳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只有在這個背景下，我們才可以說，這一狀況當然也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天然地接受以英文寫作來延續社會學傳統、甚至將英文寫作視為中國學術傳統的組成部分的做法。我們必須要對於這樣的問題加以具體分析，不能以其中一個特徵來涵蓋整體並且代表整體。

也正是在這樣一種問題意識的基礎上，中國的社會學從一開始就堪稱具備了“做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學問”這樣一個特色。

二、社會學理論問題

在這樣的問題意識指引下，社會學仍然存在著一種比較具體的挑戰：現在幾乎所有公認的社會學理論，都是西方社會學理論，以至於今天在社會學內部討論西學，經常會被誤以為就是在討論理論的問題，而在社會學界內部經常被詬病的理論與經驗相脫節的問題，往往也是因為被巢狀入了“西方理論”和“中國經驗”這樣的簡單二元區分思維模式，而大行其道。

我們當然必須要承認，在今天中國社會學的研究中，從經典理論到現當代理論，從宏大理論到中層理論乃至微觀理論，基本都是西方學者的舞臺，而與此相應，今天中國社會學界的經驗研究，絕大部分都是基於“中國”這一問題意識而針對於中國的現實與歷史經驗。從這一角度來說，理論問題確實可以說居於社會學中西問題的核心。這一核心問題可以具體化為，我們如何對面這些西方理論？從事關於中國社會的研究，是否就可以不需要去閱讀西方的社會理論了呢？

就理論本身而言，我們必須要承認，事實上並沒有某種界限分明的西方社會學理論，也不存在某種唯一的社會學理論傳統。西方社會學理論（sociologicaltheories）及其前身或者更寬泛意義上的社會理論（socialtheory），是一種紛繁複雜的景象。社會理論的學科性並沒有後來的社會學那麼強，而在歷史上又要遠遠超過社會學本身的歷史。在思想史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社會理論滋養了社會學理論，然而社會理論本身又有其豐富的現實經驗的滋養。不過，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要認識到，對於社會學中的中西問題構成挑戰的，應該是寬泛意義上的西方社會理論而非更具工具性氣質的那些社會學理論，如中層理論。因為比起社會學理論，社會理論對於西方文明傳統及其核心思想與問題資源，更具有親和力。這確實是社會學不可迴避的問題，而且要回應這一問題也非常困難。原因在於，西方的社會理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己”的，有其自身明確的思想史傳統與現實關懷，其中某些理論，即便談到了中國，也並非是為中國人而寫。不過，我們同時也必須要承認，中國在過去百年中，所經歷的現代化轉型的各種歷史時刻，在很多方面也有著與西方類似的體會和經驗。所以對於很多人來說，尤其是在今天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優秀的西方社會理論所能夠帶給他們的體驗和想象，在情感和思考的層面上，可能都不比中國傳統理論資源更少。

如果承認這一點，那麼在“為己”這一前提下，如何面對西方理論，其實就不再是受西方影響的問題，而同時既是如何理解進而研究西方的問題，也是如何認識和理解自身的問題。正如我們可以在政治、文化、民族誌、人類學、國際關係等等領域中將西方視為一個研究物件，我們當然也可以不僅僅將西方的社會理論視為某種指導，而是將其視為西方文明的精華部分加以研究。明確地說，在中國進行西學研究，在社會學領域中的要求與在其他領域中的要求應該並無二致：並非僅僅譯介某種西方思想並因此而成為二手理論家，而是要以研究的姿態進入到西學領域之中。在這個意義上研究西學，研究者的問題意識、思考主體、理解視域等都會以中國的當下（the present）和傳統為基礎，儘管這並不意味著不在西學的當下和傳統之中來理解其文字與思想。對我們來說，可能更為重要的是，將西方文明中最精華的部分中而化之為基本目標。以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在中國社會學界的重要影響為例。這部著作在中國學界所產生的重要影響，與中國學者們對於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的思考有著密切的關係，而在幾代學者的努力之後，今天對於中國學界理解中國本土問題，已然成為了不可或缺的必讀書目。我們可以從這本著作在中國學界的故事中看到，我們閱讀西方社會學的經典和現當代理論，讀什麼樣的書，從何處入手，對於何種理論有共鳴或者喚起啟發，一方面固然是因為這樣的經典著作極其深刻地討論了普遍的現代性問題，並因此而成為我們理解現代性的必經之途，而另一方面，我們的出發點卻也都是中國本土的問題，研究取向也一定會與中國的意義問題相關聯。所以社會學中國化不是說只研究中國而固步自封，在中西問題域中去努力建設中國主體性，也並非說不去理會西方理論。研究西學以豐富自身的精神世界和增進自我理解為目的。我們必須要承認，對於中國社會和中國人行為的理解，在社會學理論中確實存在著向中國傳統理論資源（如儒家的傳統）汲取營養的必要。費孝通先生著名的“差序格局”的概念，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在近年來，中國社會學界也開始出現了比較明確的迴歸中國經典傳統以汲取理論資源的研究取向［⑤］，這當然是建設中國社會理論及社會學研究主體性的必要環節和努力，彌足珍貴。此外，我們也還要看到，為了理解當今中國社會在變遷之中的複雜性和豐富性，在傳統的緯度之外，還必須要考察到在20世紀中國革命史的遺產和當下全球化的處境，如果在各種方面都要有明確的“界限（limit）”意識，就不能僅僅透過自身的理論資源來實現理解訴求。甚而至於，如前所述，也不能僅由借鑑西方社會學理論來實現，而是要回歸到社會理論也置身其間的東/西方整體思想史傳統。這正如我們要深刻理解人類社會、人類行為以及他們的互構，就必須要在更為豐富的文明背景下來進行，而不能僅僅從職業化訓練的角度來進行一樣。

三、從理論到方法

如果說在理論的意義上，理解他者不僅僅是為了真正理解自身，更是豐富自身的必經之途，以及社會學研究中的中西問題還是要以本土的問題意識與研究需求為主，那麼我們對於社會科學方法論之爭的理解，考慮到這一前提或許才會較為恰當。

近年來，在大陸社會學界持續產生關於方法論之爭的現象，本身或可說是對於“何謂社會學”與“社會學何為”兩個問題之焦慮的體現。這樣的爭論在社會學歷史上一直都存在著，本身並不是罕見的現象，反而堪稱是社會學的特徵之一。因為就社會學本身來說，不同的方法論主張意味著不同的社會學假設，而不同的社會學假設，則往往意味著不同的“社會”假設甚至是政治理解。所以，在具體層面的論爭並不僅僅涉及到該層面，而是在若干“視為理所當然”的假設基礎上而進行的。在這個意義上，基於本文的前述主張，我們當然會認為，帕森斯—默頓—拉扎斯菲爾德主義以降的傳統，並非社會學的唯一可能性，反而有可能是中國社會學裡中西問題的新挑戰。在西方社會學研究中，也存在著嚴峻的社會學研究的活力問題。早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本土的社會學家們就已經批評過美國社會學想象力的枯竭與社會科學的危機［⑥］。我們必須要認識到，不僅在社會理論之中不存在一個完整而統一的“西方”，就社會學研究而言，是否存在著一個完整的西方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社會科學”，也是大可質疑的事情。在這一方面，我們需要仔細分析西化的問題。或許簡單照搬西方（主要是美國）的學術制度、發表制度、評價體系等等“形式化”的外在制度，而忽略對其精神實質的分析與吸收，才是真正的西化危機之所在。任何一種研究方法，或者是專業術語，必然有其自身具體的歷史和社會背景［⑦］。如果不對其進行具體的考察和分析，又如何能夠不加分辨地將其應用到對於不同社會和文化的研究？

就此而言，西化的危機更像是全球意義上的問題與危機。胡塞爾所說的歐洲科學問題［⑧］，一旦取代對於實質問題的討論，很快就會淹沒中西的問題，也會淹沒許多實質性的研究問題和對於研究物件的真正關懷。在許多思想家看來，當今社會學（以美國為代表）的主要問題正是在於這種對於形式的過度追求所帶來的瑣碎化、膚淺化［⑨］，甚至有瑞澤爾所說的麥當勞化［⑩］的趨勢，並因此而遠離真正的民生疾苦或根本性問題的思考［11］。在社會學中，這個問題直接表現為研究方法的問題。一門學科，如果過於強調其職業化，那麼如何能夠在特別具體的研究層面上，去處理諸如主客關係這樣的核心問題呢？又如何能夠將前述中國社會學傳統中的核心問題意識延續進入到具體研究中呢？

日常生活的抽象化本身就是現代社會生活的危機所在［12］，如果我們僅僅基於對已經抽象化的現代日常生活理所當然的認知，而開始社會科學的研究，那麼對於抽象人的理解顯然會成為以今天美國式的定量社會學為標準的基本理據所在。而這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學術上，都已經被米爾斯、奧尼爾等人以批判的態度討論過。葉啟政先生透過對於現代統計技術的發生學研究，也早已明確指出，這一做法的“迷思即在於把整個歷史與文化條件抽空，以為統計概念與其方法理路本身，具備有客觀地檢證具普遍校準之科學真理的能耐。殊不料，他們長期所依賴的概念——如中央趨勢與離散度這兩個‘客觀’的‘神祇’性概念，本身其實就是特殊文化與歷史背景底下的特殊概念產物。說穿了，它們只是啟蒙理性帶來的一種特殊‘魔咒’，一被沾用上了，就必然把特定的文化與歷史意涵一併地承擔下來。”［13］

然而我們還是要面對社會學理路的問題。社會學在其誕生之初，確實被視為一門科學。然而在涂爾幹看來，這是一門處理道德問題的科學，亦即用科學的方法來實現道德關懷、安頓人心秩序、重建社會團結的學問。科學要服從於這一目的，而不能任由方法掩蓋實質的關懷。社會學的科學取向確實曾是在其起源之初的實質特徵，這一點無論在中西都是如此。張靜在《燕京學派》一文中曾經非常清晰地討論過燕京學派何以成為一個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研究流派。其核心就在於諸如《江村經濟》這樣的作品，“開啟了一種不同於傳統治學的方式來認識中國的經驗現實”［14］。在張靜看來，這是具有現代性意義的“專業性的工作”［15］。張靜的論點清晰，論證得體，不過卻忽略了燕京學派另外一個主要特徵，那就是對於傳統士人精神有意識的繼承與發揚。費孝通本人固然自認屬於“五四”一代的知識分子。［16］然而另一方面，在最近大陸關於費孝通的研究中，也開始關注他作為或者說自視為“士紳”的一面［17］。也就是說，無論是費孝通本人在後來還是對他的研究者，都會重視在他的思想中傳統與現代雙重性的疊合。這一雙重性在其早期就已經表達出來，而且貫穿他的畢生研究，主要體現在其透過新式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所體現出來的實質性問題意識，“特別具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或者說士紳的情懷”［18］。

這種情懷，正是自嚴復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那種“為己”的力量。這個力量連綿不斷，蘊育出一代代有著濃郁情結的社會學學者。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知識界持續不斷地關於理論和方法論問題的討論，同時也是社會學中的科學主義不能大行其道的深層原因，都與這種情懷有關。這正是費先生晚年提文化自覺的意思，他是透過不斷反問自己為什麼不能做出“科學”的人類學研究而忽然領悟到這個問題的［19］。

這種情懷當然不可能來自於職業化的訓練，而是來自於傳統文化與教育的薰陶。不過，費孝通這種雙重性也向我們提出一個清晰的問題：社會學研究者應該如何處理與其研究物件之間的關係？費孝通那一批學者之所以人才輩出，與此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一密切的關係就在於他對於家鄉、進而對於中國社會的深厚感情。這一深厚感情是他在晚年不滿足於純粹“科學的”社會學研究以及提出“文化自覺”的重要動力［20］。時至今日，如果我們相信只有一種社會學及其研究方法，即科學化的研究方法與職業化的社會學，那就會遺失社會學最為實質的內涵。社會學也會在科學化和職業化的道路上越來越失去想象力乃至枯萎。就此問題而言，實質就不僅僅在於中西問題，而會以古今的面貌出現。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迄今，面貌紛呈，受到了來自於歐洲和美國的各方面影響，也在經驗研究方面紮實地繼承了既往的優秀傳統。不過，在今天所面臨的一個特別大的挑戰，可能就是前述學科職業化（而非專業化）過度發展的影響。而這一影響，最容易以科學化、中層理論化的面貌出現。如上所述，這一類研究本身對於中國文化的挑戰並不明顯，並因此反而容易大行其道。雖然坊間常以“美國化”名之，不過這一講法可能並不完全確切，因為即便在美國本土，針對此種趨勢的批評也並不罕見。然而美國社會學研究的職業化和純粹科學化趨勢，有其具體的政治制度、市場機制乃至傳統的背景，簡單地將其等同於現代意義上社會學科學化學科建制，套用其問題意識、法論原則、理論模型等等來研究中國本土問題，顯然並不恰當。用渠敬東的話來說，就是“將美國社會科學中最狹隘的部分當作自己的標版”［21］。更有甚者，誠如馬克斯·韋伯在《以學術為業》中所說，這種對於學術的處理，會淹沒學術本身的複雜性及學者對於實質問題的決斷。我們特別想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談中西問題，那麼，形式化的那部分是否也屬於西學？是否屬於西學中我們需要更加予以警惕的部分？即，我們今天在討論西學的時候，要對此種西方學者也屢屢提出反思的趨勢予以警惕。我們並非說這一趨勢本身有什麼問題，而是說這一趨勢正有越來越極端化的傾向，無論在中西，都會導致我們錯失對於社會和人的真正認識與關懷。這一點在今天中國的社會學界已經體現得非常清楚。任由它發展下去，不免會落入到一種極端的反歷史的或者無歷史的、意義的研究。這一類社會學研究，在今天中國社會學界並不少見，無論是以中文發表還是以英文發表的論文中，都存在這種現象。

學術性的思考相對於意識形態、文化的偏見和政治和不同的學術價值觀點的影響所必須持有的自由狀態，不能僅靠這一表面上的客觀性加以保證，而恰恰要保持對它的反思。因為它不過是另外一種偏見而已。

四、結 語

本文僅僅從學術傳統的角度切入，沿著從社會理論到社會學方法的線索，來理解社會學中的中西問題。這當然不是理解該問題唯一的角度和線索。在這一問題上，最自然也是最樸素的思考線索，是將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變化與作為其背景的政治與社會變遷結合在一起，同時將其與中國近現代社會之中，無論是在學界還是在社會意義上的思想史和觀念史結合起來進行考察。在這一背景下，研究的主體認同的問題必然會成為焦點性的政治問題。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選擇何種社會方法不僅預設了對於“社會”的假定，也預設了在政治上的立場和原則。在這個意義上，學術的問題與政治的問題無法截然分離——儘管我們在研究之中，還是要遵循求真求實的韋伯式態度。

這當然並不等同於狹隘的民族主義。我們必須要認識到，對於今天中國社會學而言，無論關於社會學和研究方法的認識如何，經典理論家們及其同時代人們，都早已為我們提供了關於當下處境的最基本隱喻與思考範疇，無論這一當下涉及到科學、現代、還是生存與壓抑、解放與自我理解，沒有西學，我們的想象力會變得極為貧瘠，而如果只有西學，甚或至於只有西學中最形式化的那部分，那也就不存在中國的社會學研究了。因為如前所述，西學中最為形式化的那些部分，必然預設了對於人、社會和政治的理解，僅僅以此為依據來進行研究，我們就不免會錯失中國的人、社會和政治的本來面目，甚至會將中國本土文化的實質性要素視為落後的、多餘的和需要淘汰、加以糾正的內容。在這個意義上，某些以經驗之名進行的研究，往往是最抽象、距離中國人的生活與自我理解最遠的，既無法實現認識和理解的目的，更無從談起現實意義上的關懷了。真正意義上的研究，正如費孝通先生的寫作那樣，鮮活又深刻，常常會與每個人的具體生活特別親近。所以如果在社會學的意義上要去做“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學問，就一定要關注到中國傳統文化在社會現實研究中所能起的作用和在方法論層面上的意義。在這一點上，傳統文化不僅僅只是被研究的物件。它更是研究的動力源泉和本土化的方法論理據。費孝通在晚年提出“文化自覺”的意思，也正在於此。［22］

所以如果我們要向費孝通先生學習，不古不今不中不西，抱持樸素的關懷態度，將學術和政治文化傳統中的重大問題、個體和社會的歷史經驗，與生活世界和日常生活之中的當下存在放置在一起進行思考，以現實為關懷，避免以某種單一的方法論主張為準的削足適履式的眼光和態度，同時關注到實踐和變遷的角度。如果我們要以複雜化和具體而開放的態度，而非簡單化和抽象的態度，謹慎地處理在日常生活和生活世界之中各種層面的意義和經驗之糾纏，就必然還是要回歸到中國社會學研究已經建立起來的優秀傳統之中，堅持真正的田野工作與經驗研究，堅持進入到社會之中去理解社會，對於世界範圍內的文明成就保持謙虛的學習態度，同時不斷反思社會學的工具，反思方法論絕對主義，將現象放置於其傳統本身與世界之中，面對其在語境/背景/情境（context）之中的意義與結構。不過，僅僅強調在寫作中表達自己的（和社會學的）真實經驗和體驗，還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除了這些工作之外，社會學研究還要有責任要承擔起進一步的理論自覺，要認真思考，做一個學術代際，我們這一代學人，究竟要做什麼，要思考什麼問題，要如何去思考，要透過什麼方式思考，而不僅僅是將某些體驗說清楚。這是中國社會學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要做到這一點，社會科學家就必須要像費孝通先生所說的那樣，超出僅僅作為“局外人”的科學式限制，有意識承接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優秀的情懷與抱負，以“設身處地、推己及人”的態度來對待研究物件［23］，才能夠重新直面因熟悉而不熟悉的過去以及因熟悉而更為陌生的當下，才能真正挖掘出中國本土的傳統理論資源與“社會底蘊”［24］，直面重大問題，重建中國社會學自身源遠流長的脈絡、活力和文化深度。

註釋：

［①］收稿日期：2017-04-30

作者簡介：孫飛宇，男，山東青島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②］嚴復：《原強》，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15頁。

［③］吳文藻先生在燕京大學時，非常注重中國社會學人類學人才的培養和社會學學科的建設，曾明確提出要將優秀的人才送到世界最好的大學去培養的主張。他門下的優秀學生以費孝通、林耀華、瞿同祖、黃迪四人為代表。四人皆為1910年出生，生肖屬狗，又都學業有成，被吳文藻夫人謝冰心稱為“吳門四犬”。

［④］王銘銘等：《費孝通先生佚稿〈新教教義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關係〉》，《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第30-41頁。

［⑤］如渠敬東、周飛舟等人的工作。參見渠敬東：《返回歷史視野，重塑社會學的想象力》，《社會》2015年第1期；周飛舟：《差序格局和倫理本位：從喪服制度看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原則》，《社會》2015年第1期。

［⑥］Gouldner，Alvin W。，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7。 Mills。C。Wright， The Sociological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⑦］如葉啟政在《均值人與離散人的觀念巴別塔》一文中的研究。

［⑧］胡塞爾，埃德蒙德：《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驗論的現象學》，王炳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⑨］O’Neill， John， Sociology as a Skin Trade。 Lodo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72。

［⑩］Ritzer， George，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PineForge Press， 2004。

［11］BaumanZygmunt，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12］孫飛宇：《流亡者與生活世界》，《社會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2011年；《方法論與生活世界：舒茨主體間性理論再討論》，《社會》第33卷，2013年。

［13］葉啟政：《均值人與離散人的觀念巴貝塔：統計社會學的兩個概念基石》，《臺灣社會學》2001年第1期。

［14］張靜：《燕京社會學派因何獨特？——以費孝通〈江村經濟〉為例》，《社會學研究》2017年第1期，第24頁。

［15］張靜，《燕京社會學派因何獨特？——以費孝通〈江村經濟〉為例》，《社會學研究》2017年第1期，第30頁。

［16］參見張冠生：《費孝通傳》，北京：群言出版社，第645-646頁。

［17］費孝通在晚年曾在迴應一名英國教授對於自己身份認同的提問時說：“我還是紳士，沒變！”（參見王銘銘：《費孝通的學術理想》，《書城》2005年第5期，第32-34頁）另外參見楊清媚的相關研究（楊清媚：《最後的紳士》，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後浪出版諮詢2010年版）。

［18］孫飛宇：《從社會變遷到社會平衡：費孝通在“江村調查”之前的思想梳理》，《社會學評論》2017年第1期；

［19］周飛舟：《從“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覺”：費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轉向》，《社會》2017年第4期。

［20］周飛舟：《從“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覺”：費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轉向》，《社會》2017年第4期；

［21］渠敬東：《社會科學越來越美國化的危機》，《文匯報》2014年12月12日；

［22］周飛舟：《從“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覺”：費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轉向》，《社會》2017年第4期。

［23］費孝通：《中國文化與新世紀的社會學人類學——費孝通、李亦園對話錄》，《費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頁。

［24］楊善華、孫飛宇：《“社會底蘊”：田野經驗與思考》，《社會》第35卷1期，2015。

轉自：漢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