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張獻忠屠殺的原因浮出水面
張獻忠作為明末農民軍的起義領袖，少年時代受過一些教育，粗通文字，青年時當過延安府的捕役，常受同事欺侮。走上農民起義這條路除亂世所趨外，很大程度上與他生活常受壓抑，不堪久居人下有關。明崇禎三年（1630）四月，張獻忠在延安府米脂縣率十八寨之眾投奔王嘉胤，同官軍作戰中，他“臨戰輒先登，於是眾服其勇”，很快成為一支隊伍的領導人，號稱“西營八大王”。
在同明廷的對抗中，張獻忠屢次使出詐降—反叛的招數，一步步擴大勢力範圍，於崇禎十六年（1643）佔領武昌，改武昌為都城，正式建立大西政權。是年冬，張獻忠幾乎佔據了整個湖南進而向江西發展。可就在形勢一片大好之際，張獻忠決定率領大西軍主力西進四川，自行放棄湖廣、江西，臨走之際，還不忘帶上從湘贛搜刮的金銀財寶和數十萬被強徵入伍的湖廣百姓。
關於張獻忠避而入川的決定，《明末農民戰爭史》作者顧誠認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同李自成部義軍的關係不好。他決策向四川轉移正是李自成殲滅了孫傳庭部官軍席捲西北地區之時。這時明王朝覆滅的前景已經洞若觀火，大順軍眼看就要著手實現統一全國的大業了。張獻忠非常清楚，他既然不打算併入李自成的大順軍，自己又不甘心向李自成俯首稱臣，那就只有另尋出路。”鑑於張獻忠過去曾一再進軍四川，對其各方面條件有全面的瞭解，加上蜀中擁有豐富的人力、物力資源，“在大順政權行將統一全國的時候，張獻忠放棄長江中游地方，遠離他人的臥榻，就是不難理解的事了。”
1644年春，大西軍逆江而上，水陸並進，由於四川官軍防禦力量相當薄弱，大西軍“越下牢，渡三峽，古稱天險，如蹈無人之境”。6月，大西軍破涪州取重慶，攻城之前，張獻忠派人勸說重慶守城官員投降，守城官員問張獻忠大軍此次入川意圖何在？使者回答道：“暫取巴蜀為根，然後興師平定天下。歸誠則草木不動，抗拒即老幼不留。”明官員拒絕投降，張獻忠命大西軍用火藥炸開城牆，一舉攻下重慶，抗拒軍官被張獻忠下令砍掉一隻手，斷手者經過之處，軍民震駭，紛紛瓦解。
8月，張獻忠用同樣的方式打開了成都的大門。短短几個月時間，除遵義和石柱、黎州土司外，四川大部分地區都被納入大西政權中。不久後，張獻忠以成都為西京，改王稱帝，定年號為大順，鑄造大順通寶，設六部五軍都督府等官。
入川初期官民和諧
有史書曾這樣講述張獻忠和李自成的區別：“老百姓對李自成往往開門歡迎，對張獻忠則只有懼怕。”十幾年的流寇生涯，讓張獻忠習慣於攻城略地、大肆搜刮，搜刮的重點雖然是豪門大戶，但有時連普通百姓也不放過。“八大王”和“大西軍”惡名傳播之廣，嚇壞了被明廷拋棄的四川人。聽說大西軍即將攻入成都，成都居民惶惶不可終日，被斷手的據城抗拒者成為一遍遍地提醒著他們可怕的夢魘，成都居民寢食難安，“每夜呼曰：闖至矣！明日又呼曰：獻至矣！”
即便是在三百多年後，張獻忠屠四川、殺人魔王張獻忠的惡名依舊流傳於四川民間。有人甚至傳言，張獻忠在四川“殺男女六萬萬有奇”，以至清初出現了長達百餘年的“湖廣填四川”大移民運動。究竟張獻忠是不是令四川百姓懼怕，只知殺戮不知招降的凶神惡煞？在定都成都的3年時間裡，大西王朝屠殺了多少四川百姓？
以張獻忠經營四川的第一年情況來看，“屠蜀”是不符合事實的。張獻忠避而入川的本意是“以巴蜀為根，然後興師平定天下”，所以他在入川初期是非常注重團結所有有可能團結的力量的，打擊的物件僅限於與大西政權為敵的官紳，除了抵抗者之外，並不濫殺無辜。遇到頑強抵抗者如重慶、成都士兵們，則下令“割耳鼻、斷一手”，以一儆百，以便瓦解四川明軍。攻克成都後，張獻忠亦沒有屠城，儘管有《荒書》記載，“八月十一日，盡出成都軍民男女於中園，將盡屠之。俄有一物如龍尾下垂，賊以為祥，遂免死。仍逼入城”。但因種種如祥瑞或他人勸說等原因，成都大屠殺並沒有出現。
與張獻忠接觸頻繁的西方傳教士曾統計過，張獻忠在成都建立政權之初，“在朝之官統計千人”，而其中大部分是在四川吸收的。至於那些未及入仕的知識分子，在張獻忠攻克成都後，或“入學”，或“習舉業”，以至於當大順二年“開科取士”時，“應詔者不下數千”。
如果說在張獻忠入川后發動大規模屠蜀或鎮壓官僚士子事件的話，上述原明官吏轉到大西政權尋求保護，或是知識分子在新朝積極考取功名的現象是不可能出現的。無論怎樣都得承認，“大西軍佔領四川的初期，各地社會秩序比較穩定，地主豪紳既有攀龍附鳳之心，又懾於大西政權的兵威，階級衝突並不十分尖銳。因此，大西政權採用暴力鎮壓的措施相當有限，殺人並不多。”
重慶失守屠殺開始
1645年發生在重慶的一場戰役改變了張獻忠“僭位之初，假施仁義，以博民心”的想法，這年春天，明總兵曾英擊敗大西軍守將劉廷舉部，攻佔了重慶，張獻忠派大將劉文秀率幾萬士兵反攻重慶，卻被曾英部擊退。重慶失守，對張獻忠來說，不僅僅是一次軍事上的失敗，鑑於明朝將領據有綦江、黎雅、敘州（宜賓）等重鎮，四川南部淪為弘光政權夥同四川官紳地主顛覆大西政權的重要基地。
張獻忠對朱明宗室深惡痛絕，入川后即下令：
凡王府室支，不分順逆，不分軍民，是朱姓者，盡皆誅殺。
為了防範敵探奸細，還推行了嚴格的戶籍、城禁和特務制度。幾十萬大西軍的糧食問題透過沒收和打糧這種暴力方式解決，當時的四川，家有餘糧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這種見糧就搶、見豬就殺的政策，必然會觸及一般農民的利益，這些情況發生在政權初建，敵對勢力尚未反撲時尚沒什麼危害，可一旦所有反對者在南京弘光朝廷號召下集合起來，趁機反撲，大西政權必然在四川站不住腳。官紳地主是敵對勢力，要消滅掉，於是張獻忠於1645年舉行“特科”，將來成都參加考試的各府縣生員約5000多人全部殺光，聽說自己所選“府、州、縣官，有到任兩三日即被殺害，甚至有一縣三四月內連殺十餘縣官者”，張獻忠怒不可遏，又派軍隊對當地居民實施屠殺。而僧道、醫卜、陰陽諸流，及百工技藝人，這些流民中的各類人員，自然也難逃被殺厄運。
一旦按下屠殺這個按鈕，張獻忠的大西政權就像上了發條的殺人機器一樣，再也停不下來。懷疑叛亂的分子潛藏在城市中內應外合，張獻忠竟然做出“除城盡剿”的決定，分遣軍隊到所屬州縣搜殺百姓，連西京成都也不放過，《聖教入川記》中，詳細記載了西方傳教士目睹張獻忠下令將成都“城內居民一律殺絕”的殘酷情形。
為什麼張獻忠在統治四川前後期會出現如此巨大的反差，學者楊鴻基認為，大西軍之所以會發生“以殺戮為威，而剿洗之兵四出”的現象，是由於各地“義兵”把張獻忠“所置郡縣賊吏”“群起而殺之”的結果，大西軍一味用殺戮和剿洗去平息反對勢力的方法，恰恰暴露了張獻忠“非帝王之器，無綏靖之能”，也揭示了大西政權的根本弱點。
不過張獻忠之屠蜀導致四川人口急劇下降的論斷，多少有失偏頗。明朝軍閥的屠戮平民、清軍的濫殺無辜，連年兵荒馬亂導致的生產大面積停頓，人民大批次地逃亡，都是導致四川許多地方荒無人煙、人口銳減的原因，按顧誠說法，“直到張獻忠犧牲，大西軍轉入雲貴時，四川遭受的破壞還是比較有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