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壇通往泥潭之路
近期有三位大導演的作品都避免不了被抵制的命運。
在過去不久的法國凱撒獎上，
羅曼·波蘭斯基
憑藉
《我控訴》
一片獲得最佳導演獎。
場內，
《燃燒女子的肖像》
主演
阿黛拉·哈內爾
憤怒離場。
場外，群眾高舉波蘭斯基的肖像示威，如熊熊烈火，勢不可擋。
伍迪·艾倫
的自傳
《憑空而來》
原定於4月7日推出。
剛剛宣傳，負責出版的法國阿歇特圖書集團
（HBG）
就內外交困。
員工集體罷工抗議。
伍迪的親生兒子
羅南·法羅
指責其表裡不一。
因為它還收購了
《捕殺》
的版權——這是羅南講述調查韋恩斯坦醜聞經過的書。
迫於輿論壓力，HBG將版權還給了伍迪。
▲最新訊息，一間規模較小的拱廊出版社願意幫伍迪出版
國內引進出版的
《小津安二郎全日記》
在豆瓣上遭到一星差評。
然而一部分人的一星是打給擁有不光彩過去的小津。
一部分人的一星打給對其中內容做了刪減的出版社。
雖然被抵制的原因不盡相同，但自身具備的爭議性卻不相上下。
01.
01.
1978年美國司法部門指控波蘭斯基誘姦了13歲少女
司法公正還是媒體私刑？
。
每當他榮譽加身的時候，這個事件就會被重提。
他不能到場領獎。
司法公正還是媒體私刑？
尤其在2003年，波蘭斯基缺席當年奧斯卡對
薩曼莎·蓋默
最佳導演獎的頒發。
因為他一旦踏入美國領土一步，就會被押送進監獄。
2008年，女導演
▲因美國和義大利有引渡條例，在法國出席多維爾電影節的波蘭斯基，只能獨自坐在臺階上回復慶祝簡訊
將波蘭斯基的故事拍成紀錄片，名為《
《鋼琴師》
。
相比眾人口口相傳蓋棺定論波蘭斯基是個性侵犯，該片只是儘可能地還原當初案件的審查經過。
當波蘭斯基在瑞士蘇黎世正準備接受終身成就獎的授予之時，一封來自美國的逮捕令，猶如一口大鍋從天而降蓋住了他。
但面對指控，波蘭斯基沒有全盤抵賴。
只是認為與13歲少女發生性行為實屬兩廂情願。
薩曼莎·蓋默在紀錄片中否認了兩廂情願一說。
仍堅持自己是被波蘭斯基連哄帶騙，服用了安眠酮之後變得昏沉才發生性行為。
自願還是非自願，成為了訴訟階段的關鍵爭論點。
但似乎新聞媒體並不滿足於此。
根據波蘭斯基的辯護律師道格拉斯·達爾頓，和薩曼莎·蓋默的辯護律師羅傑·古遜的回憶，當時的媒體將波蘭斯基描述為一個
瑪蓮娜·澤諾維奇
。
或者說更早的是從1969年開始。
那一年，波蘭斯基的前妻莎朗·塔特在懷有8個月身孕的時候被人開膛剖腹。
儘管調查清楚了，是夫婦倆居住寓所的前主人與邪教組織“曼森家族”有過節。
然而媒體暗示這件慘案與波蘭斯基拍攝的
羅曼·波蘭斯基:被通緝的與被渴望的》
有關係。
家族信徒召喚撒旦，讓篤信天主教的主人公生下魔鬼之子。
不僅冒犯了上帝，還啟發了邪教領袖查爾斯·曼森，間接造成了血案。
加上波蘭斯基一直毫不諱言性愛是他的創作靈感。
在他的回憶錄裡，記下了與不同女人的相處點滴。
面對一屍兩命的打擊，他也選擇了性愛的安慰來忘記痛苦。
“性侵”罪名一出，自然立刻受到媒體的圍剿。
媒體的曝光特性與一個喜歡媒體報道自己經辦案件的主審法官
荒淫無度，黑暗扭曲的猶太魔鬼
結合起來，力度更是加倍。
裡特·邦德主審過不少名人名案。
加里·格蘭特的父子關係案、貓王與普麗西拉的離婚案和馬龍·白蘭度的關押案。
他還讓副手把媒體對案件的報道裁剪成一本畫冊。
這次的波蘭斯基性侵案，他也收到了來自大大小小不同媒體的多種請求。
每家媒體都想要一個法庭裡的座位，每個席位都得經過他的事先預定才能安排。
他透過媒體放話，“絕不能在外介面前表現出對名人犯罪的絲毫軟弱”，以顯示司法公正。
但原告一方出於保護未成年人的考慮，不希望案件公開審判。
於是與被告達成了辯訴交易的共識。
意思是波蘭斯基要對五項指控，“向未成年人提供禁藥，對兒童實施猥褻行為，非法性交，藉助藥品強姦”中的
《羅絲瑪麗的嬰兒》
（與未成年少女發生雙方同意的性關係）認罪。
他的量刑會有所減輕。
然而結果卻是法官讓波蘭斯基接受90天的強制心理評估。
進行到42天之後，波蘭斯基聽說法官對外發誓要關他100年。
還在候審期間的他便買了一張去往歐洲的單程票，從此開始了幾十年的“流亡生活”。
而事件的另一主人公也承受了幾十年的跟蹤和關注。
四十年後首度出庭聽證時接受採訪說：
裡特·邦德
“非法性交”
“我現在已經當祖母了。我不希望去告訴自己的孫女，因為1977年奶奶發生的事情，我們無法安心外出。”
當時薩曼莎希望法官“儘快採取行動，為這個案件畫上一個句號”。
而洛杉磯地區檢察官米歇爾·哈尼西在法庭上一再表示“應該由整個國家，而不是受害者來最終決定此案的判決”。
儘管薩曼莎還在03年奧斯卡頒獎前夕，在《洛杉磯時報》上撰文勸告奧斯卡評委應該將波蘭斯基的電影和他曾經對自己做過的事一分為二看待。
但這個判決依然延宕至今。
“我受到的心理創傷並不如所有人想象中的那麼大......我很好。一個人並不需要徹底崩潰，來展示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是錯的。”
“我當時是個年輕，已經性活躍的青少年。”
伍迪·艾倫從神壇上跌落的樣子與波蘭斯基很相似。
2014年的金球獎典禮上，伍迪被授予終身成就獎。
與此同時，伍迪的兒子
02.
在推特上提及當年伍迪·艾倫被控猥褻養女
02.
一事。
清官難斷家務事
首先要捋捋他們之間複雜的家庭成員關係。
80年代伍迪·艾倫與
清官難斷家務事
保持情人關係期間，生育一個兒子羅南，另外收養男孩摩西，女孩迪倫。
而米亞與前夫生育了三個子女，同時收養了三個子女，其中一個養女是伍迪的現任妻子宋宜。
伍迪與米亞直到90年代初正式分開，都沒有登記結婚。
羅南·法羅
其實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曝光。
整個90年代，伴隨著伍迪與米亞感情破裂，與宋宜戀情曝光，期間發生的監護權爭奪。
還有米亞在1997年撰寫的回憶錄《逝去的往事》中披露與伍迪發生的矛盾細節，不斷蒐集他性侵養女的證據，整個事件逐漸醞釀發酵。
但上升到白熱化的時候是在金球獎風波一個多月之後。
迪倫選擇在《紐約時報》一個作家的專欄中，發表親自撰寫的公開信。
不僅堅持當年被伍迪侵犯的說法，還首次公佈了其中“細節”：
迪倫·法羅
面對如此直白的指控，伍迪也坐不住了。
他在《紐約時報》上發表公開信，否認此事，還陳列了多條“證據”。
比如引用耶魯紐黑文醫院專家組的調查結果，證明迪倫並未遭到性侵。
自己有幽閉恐懼症，根本不會主動去她們指認的閣樓進行性侵。
並且自己通過了測謊儀測試，而米亞卻拒絕測試。
這一切都是米亞出於怨恨的教唆誤導。
這時候
▲哈維·韋恩斯坦的性侵醜聞就是由羅南與另外兩名記者揭發的
來了。
耶魯紐黑文醫院專家組裡只有一名兒童醫生和兩名社工，調查方法受到兒童心理學家的質疑，法官和康州檢方都認為這一結果不可信。
一開始伍迪否認去過閣樓，但後來警方在閣樓的油漆中發現了他的頭髮，他又改口說“可能”去過一兩次。
伍迪所做的測謊其實是由他的法律團隊僱傭的人員操作的，沒有得到警方的承認。
重點是迪倫的指控與三位成年人的證詞有縫合之處。
來自一位保姆的朋友：事件發生那天，伍迪和迪倫消失了15到20分鐘。
來自一位法語家教：同一天發現迪倫的背心裙下沒有穿內褲。
來自另一位保姆：偶然間目睹了伍迪跪在迪倫跟前，將頭埋在她的膝蓋中間。
除了當事人和調查者，家庭成員也是各執一詞，讓人更加摸不著頭腦。
伍迪的妹妹認為，伍迪是個好父親，為了陪伴孩子會調整電影拍攝的日程。
而米亞則在子女當中散播仇恨，當初還說過這樣一句話，
米亞·法羅
。
宋宜表示米亞沒有母性，小時候因為學習不好遭受了精神和肉體的雙重虐待，是伍迪給予自己關懷和支援。
這一點遭到羅南的反駁，他說道：
▲左起伍迪，弗萊徹，米亞，懷裡抱著的是迪倫，站在前方的是摩西和宋宜
另一位養子摩西卻說自己和妹妹迪倫經常被毆打、洗腦：
“當我7歲時，伍迪·艾倫牽著我的手帶我到二樓一個昏暗的閣樓，他讓我俯著躺下玩我弟弟的火車模型，然後對我進行了性侵犯。”
不過奇怪的是，在當年判決監護權的法庭上，有個環節是法官宣讀摩西的信。
他在信中痛斥伍迪，說從此不再把他視為父親。
然而案件結束後，摩西與米亞逐漸疏遠，近年來與伍迪和宋宜重新建立了聯絡。
吃瓜群眾們的猜測又提供了站隊的另一種可能性。
選擇相信伍迪的，認為身為記者的羅南藉此機會對自己媒體事業進行炒作。
選擇相信米亞的，則質疑那些聲援伍迪的人是出於對商業利益關係的維護。
反轉
事情越來越撲朔迷離。
雖然伍迪沒有像波蘭斯基一樣被司法部門以明確的罪名起訴，但在來勢洶洶的Me too浪潮中，兩人已經無法在道德和法律的漩渦中抽身。
“他奪走了我的女兒，我要奪走他的”
“我的一切都是米亞·法羅給的，她是個毫無保留的母親，在地獄般的家庭生活中，還為我們創造了溫馨的家。但這從未阻止伍迪·艾倫和他的同夥給我們栽贓，攻擊和誹謗我的母親，企圖讓我姐姐被性侵的可信指控跑偏。”
如果說前面兩位身上的枷鎖更多源自於個人的選擇，那麼接下來這一類別下的導演則揹負著更沉重的政治壓力。
“美國電影之父”
“對我們每個人來說，如果你不按照要求來做，生活在母親的屋簷下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無論那個要求多麼可疑。對母親來說，向世界展現出其樂融融的混合家庭風貌是很重要的，但這遠非事實。”
在《一個國家的誕生》、《黨同伐異》等作品中開創了不少電影技法，比如著名的“最後一分鐘營救”（即平行蒙太奇）。
但同時又因為電影裡具有強烈的種族歧視色彩而飽受詬病。
德國女導演
▲紀錄片《記錄伍迪艾倫》採訪了許多與伍迪合作過的演藝圈大牌，比如馬丁·斯科塞斯、西恩·潘、黛安·基頓、斯嘉麗·約翰遜等等，展現伍迪的喜劇才華和人格魅力
被戴上了納粹宣傳機器的帽子。
然而不得不承認，其作品《意志的勝利》是詮釋力與美的藝術高峰。
把義大利新現實主義和斯坦尼夫拉斯基表演體系引進好萊塢，併發揚光大的導演
03.
是一位臭名昭著的告密者。
他在麥卡錫主義時期向政府提供了一份疑似共產主義分子的名單，使得包括查理·卓別林、奧遜·威爾斯、阿瑟·米勒在內的許多自由派導演、編劇流亡海外。
當他獲得終身成就獎的時候，臺下不少倒彩聲。
03.
寧靜恬淡地展現人生日常與無常的風格，代表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東方電影美學。
在那種千篇一律的故事情節和人物表演中，蘊含著醇厚、深邃的情感力量。
估計人們很難將拍出這樣電影的導演與參加過侵華戰爭的軍曹想象成是同一個人。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顧錚在日本訪學期間，無意間發現小津安二郎於1937年9月作為預備役軍官伍長被徵召入伍，直接投入到淞滬會戰的戰場中。
他所屬的部隊為華中派遣軍直屬部隊野戰瓦斯第二中隊，任務就是放毒氣與消毒。
同時他又細心地用日記記錄下生活的點滴。
閱讀這些文字時會發現人性也和真相一樣難以參透。
雖然小津在談到這段參戰經歷時說自己徹底成為了一個戰士，一點兒也不想電影的事。
但是在日記中可以看出，他仍然習慣了用電影化的視角平靜淡漠地看待身邊的一切。
對於砍人的感言：
“砍人時也像古裝片一樣。掄刀砍下時，會暫時一動不動。呀！倒下了。戲劇果然很寫實。我居然還有心情注意這種事情……”
看見橫亙在行進隊列當中哭泣的嬰兒：
“綁帶裹著的大腳一腳踏上去就會成為粉齏的嬰兒，他在佇列中玩耍，菜花正好做了背景，成為電影的畫面。不過這也太像電影了……不過這可不是構思出來的。”
把花與炮火，美與殘暴並置在一起：
陷入決定政治立場的危險
小津曾經說過不能抱著否定的精神和陰暗的心情去對待戰爭，為了展示人的堅強要肯定所有的東西。
不過在戰後創作中他也沒有明顯地反思或者歌頌戰爭。
小津的鏡頭下，依然是細碎的生活片段。
《茶泡飯之味》裡接到參戰的召集令卻先舒舒服服睡上一覺的主人公。
就像當初對友人冷靜地說
陷入決定政治立場的危險
的小津一樣。
戰爭似乎對他並沒有造成什麼影響。
但也有以日本作家高橋治為代表的論調錶示，不能說不談及戰爭就是沒有感受到戰爭的重壓，體驗過瞬間毀滅一切的死亡就只能沉默以對了。
雖然小津生前電影成就無數，但在他墳墓的石碑上，刻著一個巨大的漢字“無”。
據說這個“無”字是參戰期間一箇中國和尚寫給他的。
就算不是小津的影迷，作為一名普通的中國讀者看到日記中時而接近冷酷的超然度外，時而對於生活之美的細緻觀察，心情都是矛盾複雜的。
不過那些現在看來不適當的語句，在小津的另一本文集
大衛·格里菲斯
中，譯者考慮當時的時代背景和作者的表現意圖，仍保留了原文。
《小津安二郎全日記》卻看不到“全”日記了。
對於參選2019年威尼斯電影節並獲得銀獅獎的《我控訴》，當時的主競賽單元評委會主席之一，阿根廷女導演盧奎西亞·馬特爾表示自己代表著阿根廷還在反抗奮鬥的女性，不會送出祝賀，但肯定電影節選擇波蘭斯基的電影。
而美國小說家斯蒂芬·金聽聞伍迪的自傳被取消出版之後發表“不爽”言論。
他也不是支援伍迪。
他只是擔心下一個被封口的人是誰。
萊尼·雷芬斯塔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