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畫派石魯：以神造形, 則可變形顯神, 以形求神,則形全神

神大於行者什麼意思

石魯在1963年時，對其於1960年前後形成的觀點總結形成《學畫錄》一文。其中“以神造形”觀點特別精彩：

“形似易， 神似難， 形神兼備更難。然則形神無高低主次乎？ 餘謂兼備者， 非半斤八兩之分也， 亦非形備而神則兼， 更非神離形而自在。故曰造型當以神造形以神為魂，以形為貌。何以神造形？ 曰以魂附體， 如是之謂神而形也， 形而神也， 形神一體也。

以神造形， 則可變形顯神， 以形求神，則形全神微。故形之變，異雖外， 而得神氣者為上。觀歷來民間藝人之作， 猶為之動人者。 蓋神之不泯耳。神之為神， 乃具體形象之精神狀態所在。然神亦可遠可遊， 何耶？形者神之載也， 神乘形而遊焉。神之可遊，乃意為之， 意之所為， 乃各物雖異而屬性有同，故緣此知彼。

……神全於意， 形備於法； 無意無法， 難傳神貌。畫貴全神， 而神有我神、他神。入他神者， 我化為物；入我神者， 物化為我， 然合二為一則全矣。故我之觀物， 先神而後形，由形而復神。凡物我之感應莫先乎神交， 無神雖視亦無睹。神先入為主， 我則沿神而窮形， 以動而制靜。形熟而可默想， 固當以寫生與默寫為記載。然默想者非謂背臨， 乃潛移默化也。如此想象翩翩， 凝神聚思， 一臨紙素則入生出神， 形不克神， 神不離形， 出乎一意， 統乎一筆矣。”

“以形寫神”近百年來幾乎被學界視為中國繪畫美學中之金科玉律，尤其是在科學主義和寫實主義盛行的20世紀中國畫壇，幾具最高法典之神力，至今皆然！然石魯居然敢在距今半個世紀前的現實主義流行，且具有威壓的時代，說出上述有著突出唯心主義傾向的話來，讓人吃驚！本來，中國傳統藝術的體系是有別於西方科學理性造型的意象造象的獨特體系，是一個以“詩言志”為核心的 “以情造景”、“因心造境”的獨特的東方意象藝術的體系，它的確是以主觀心志為本質核心的。東晉顧愷之的“以形寫神”之說，即在此種情勢下被定為中國繪畫美學現實主義性質的經典基石的。49年以後至6、70年代，全中國沒有任何人（包括美術史論家）敢於懷疑“以形寫神”的現實主義性質，除了1960年代的石魯！

石魯在上段引文中，把神與形分而論之，且明確指出“然則形神無高低主次乎？ 餘謂兼備者， 非半斤八兩之分也”。顯然認為神高於形。而當他響噹噹地提出“造型當以神造型以神為魂，以形為貌。何以神造形？ 曰以魂附體， 如是之謂神而形也， 形而神也， 形神一體”時，在當時可謂平地起驚雷之觀念！這種把神形分而論之，且“神亦可遠可遊， 何耶？形者神之載也， 神乘形而遊焉”的觀點，即神可離形而在， “可遠可遊”，已帶有強烈的被視為絕對錯誤的唯心主義傾向！石魯這位深入研究過中國藝術傳統的深邃的藝術家，在洞悉中國藝術奧妙之後，不顧危險，毅然發出驚世之論！其睿智其膽識堪稱可敬可佩可歌可泣！如果我們知道，在石魯提出“以神造型”的觀點之後20多年，即開放自由寬鬆的1985年，才由中國當代著名美學家，北京大學教授葉朗，在其《中國美學史大綱》中指出，顧愷之其實並非贊成“以形寫神”，而是否定 “以形寫神”的說法的。作為一個畫家的石魯，憑著對藝術的穎悟和對傳統的研究，在20世紀60年代竟然在中國藝術本質問題上以如此無法無天的天才穎悟，給自已的藝術找到如此精彩的先知先覺般的中國藝術的自覺！

石魯此段時期另一大貢獻是對中國畫語言筆墨與造型關係的思考：

“國畫之重線， 唯線可兼物象與精神也。所云線紋為物體之特徵屬性所在， 又可抽象化為構成概念之文字元號， 且透過形象生動之線， 又可引起感情共鳴， 形成美觀， 故數千年不沒， 而代代增精，神乎其神。線之強弱、方圓、長短， 既可體現客觀形象之骨筋肉血， 又可因其律動而生節奏旋律， 表現剛柔、嫵媚、雄健、飄逸之美感、音樂感。故觀鐘鼎、毛公鼎、散氏盤、石鼓等書法之演受，書尚通情，何況可像之畫乎？故線為客觀形象與主觀情感交織之要求也。

線化為筆， 以立形質， 以傳神情， 以抒氣韻。線雖簡， 然以其抑揚頓挫之變而化眾美。 如音樂之音符雖簡， 然可構成千百不同之樂曲也。

山水樹石無定形， 乃有定質定理，故筆之線面表現亦非定形， 唯求定理定質美感為足。

人物以及動物常有定形， 人面雖異， 亦有定形， 故當定筆。定筆之謂， 乃依據人體五官四肢、肌肉骨骼結構， 高低方圓之面積，順乎生理， 依於轉向， 毫無猶豫， 以筆直取之。筆筆有據， 筆筆無費， 若白石之蝦然，當求準確精到。

先求定筆而後求變筆。變筆者， 有工筆、意筆、逸筆之分。有流雲、折釵、旋韭、淡描、釘頭鼠尾、高古遊絲、鐵線、弦紋、馬蝗、混描、撅頭釘、曹衣、折蘆、柳葉、顫筆、水紋、減筆、枯柴、蚯蚓、橄欖、棗核等描法。由此觀古人之陳法， 乃將線為形之積、動、質， 如是，線則觸類旁通， 可藉諸形象之屬性特徵而形容之。如：工筆如楷書，有儼然精巧之感；意筆如草書，有流動雄壯之風；逸筆又兼帶寫，層出不窮。故順乎法則， 何嘗不可自出新意， 線何簡單之有！”

石魯在解決了形神造型觀的別緻而精彩的認識之後，又解決藝術表現的語言問題。此處對“筆”對“線”的造型與抒情性質的論述，既有傳統筆墨特徵的性質，又有從現代造型角度的 “定筆” “變筆”的論述，石魯對筆墨在造型及主觀抒情上雙重功能的論述，既是對自已創作的總結，對一味重視寫生寫實忽視筆墨形式的畫壇也是有相當的啟示意義的。

石魯

（1919～1982）原名叫馮亞衍，

四川人，因為敬慕清代畫家石濤和現代著名作家魯迅，就把自己的號稱為“石魯”。石魯是長安畫派的領軍人物。有人說石魯的作品“野、怪、亂、黑”，對此石魯以詩應道：“人罵我野我更野，搜盡平凡創奇蹟；人責我怪我何怪，不屑為奴偏自裁；人為我亂不為亂，無法之法法更嚴；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驚心動魂魄，野怪亂黑何足論，你有嘴舌我有心。”石魯是位極具靈氣和創新的畫家，黃土高原和陝北風情既寄寓了石魯對那段歷史的深情回憶，也表現了他對美和美的價值的全新理解。這種獨特的創作手法使他成為了二十世紀中國畫壇上最具反傳統色彩的一代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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