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苑文化】漫談徽州訟事史話 | 撲朔迷離的“徽州絲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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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400多年前，作為一位世襲新安衛的湖廣江夏普通弟子帥嘉謨，絕沒想到自己痴迷算術而核算出的徽州“人丁絲絹”雜稅秘密，會激發出一場驚動朝野的“絲絹案”風暴，上至巡按御史、知府縣令及其他在朝命官，下至生員鄉紳耆民百姓，都捲入其中。最終導致一人“監候處決”（死緩），數人充軍悲劇而偃旗息鼓，人們從中窺探出明朝後期徽州基層治理亂象的政治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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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朔迷離的“徽州絲絹案”
明萬曆年六年（1578年）7月19日，風雨交加，歙縣古城陽和門下，一位身著青色囚衣、清癯消瘦年輕人佇立在風雨中，兩位手持鎖鏈的衙役押送著他緩緩走出城門。他身後，簇擁著一群送行的人們，依依不捨地與他揮淚告別。年輕人叫帥嘉謨，字禹臣，祖籍湖廣江夏，新安衛軍戶子弟。
算霸帥嘉謨
洪武元年（1368年），朝廷設立新安衛，隸屬中軍都督府。兵士由軍戶充任，軍官可世襲其職，帥嘉謨因先祖在新安衛任職成為軍戶出身。軍戶子弟源自於《大明會典·戶部》律法。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管理天下戶口，置戶帖、戶籍，記錄人戶之名字、年齡、居住地等資訊，戶帖發給百姓，戶籍上交戶部，作為核實戶口、徵調賦役的根據。明代人戶分軍、民、醫、匠、陰陽等多種型別，除優免差役者外，其他人必須承擔不同的差役，不允許變籍，所擔差役亦世襲。其中，軍戶便是世襲供應軍差義務的特定人戶，負擔沉重，社會地位也相對低下，故明人一般以脫離軍戶為幸。明代諸多著名閣臣如李東陽、萬安、劉吉、梁儲、高拱、張居正、葉向高等人，皆出自軍戶。
新安衛史記載
此時的帥嘉謨環顧四周感慨萬千。就在幾個月前，因為“人丁絲絹”案，他受託歙縣鄉親父老奔波八年的訴訟，終於獲得皇帝御批勝果。帥嘉謨南京御告而歸時，鄉親們敲鑼打鼓夾道迎接，帥嘉謨滿面春風地跨駿冠帶，在人們歡呼聲中走進陽和門。可誰曾想到，僅隔幾天，休婺黟祁等五縣由此爆發民變，一場昏天黑地的“徽州激變”和“婺民倡亂”讓皇帝震驚，皇帝遂取消前旨重新御批，並下令“該撫按查先年派額，從公議豁，務令通宜。其為首倡亂者，盡法重處，以振法紀。”帥嘉謨鋃鐺入獄，被判“杖一百流三千里，遣邊戍軍”。一夜間，帥佳謨從萬人仰慕的英雄變為充軍流放的階下囚，人們唏噓不已又百思不解。
徽州府判詞這樣歷數帥嘉謨罪狀：“將不干己事情，捏造寫詞，聲言奏告，恐嚇得財，計贓滿貫”“以陳奏而斂取”。意思是無事生非，沽名釣譽而陳奏斂財。但明《歙縣誌》的《義士》一節中卻這樣評價帥嘉謨：“以匹夫而塵萬乘之覽，以一朝而翻百年之案。雖遭謫戌，而歙人視若壯夫俠士”。在歙縣眾鄉親心目中，這位孱弱書生為了全縣百姓福祉幾番奮筆疾書越級京訟，不惜以身入獄，應為萬人仰慕的英雄。那麼，為何歙縣一邑民眾眼裡與徽州府判詞大相徑庭？究竟什麼原因能讓帥嘉謨如此始終不悔地“捏造寫詞，聲言奏告”屢屢京訟不止呢？十年前，隆慶三年（1569年）的那個夏季揭開了一起驚天大案內幕。
明史奇案
驚天大案
隆慶三年初夏。帥嘉謨閒來無事，因軍戶出身，他在儒學武道學績平平，註定科舉無望。但他卻痴迷九章算術，旁人看來枯燥無味的數字在他眼裡卻有著神奇魔力。這天，他想去拜訪府衙公差的好友而來到歙縣南譙門城樓相對的徽州府衙，當他在好友帶領下，穿過儀門路經戶房看到堆積如山的徽州府歷年稅糧賬冊時，眼睛一亮，突發奇念：這麼多稅賦結構十分繁複的糧稅賬冊，涉及到大量加減折算、書算，練起手來肯定有趣，也許精通了這門手藝，還會混個府衙裡錢糧管事的官吏。
賬冊
於是，帥嘉謨透過關係設法弄到這些繁雜戶籍稅糧賬冊埋頭苦算起來。算著算著，他突然發覺哪裡有點不對勁：按照洪武二十四年定製，徽州府每年應向朝廷繳納的歲賦有夏稅、秋糧、農桑、課程、食鹽等五種。除了這些固定的專案外，還有歲辦之供（主要是戶部軍需、禮部軍需、工部軍需，共銀二萬餘兩）、額外坐派之供、不時坐派之供等。這些稅供按照戶籍人口和田地多少應由六縣分攤。
然而，帥嘉謨發現，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運庫交納的稅糧中，除正稅之外，還有一筆科目叫“人丁絲絹”稅目，要以實物繳納，且數額頗大，每年要繳8780匹生絹，折銀6145兩。帥嘉謨查了徽州府下屬諸縣的分賬，發現徽州府下轄的歙休黟祁績婺等六縣，只有歙縣的賬簿上有“人丁絲絹”稅目記載，與徽州府上繳南京承運庫等同，而其他五縣均無此稅目。
帥嘉謨大惑不解。於是，他找來了《大明會典》，在徽州府條目下，查閱了同樣的納稅記錄。《會典》裡只提及由徽州府承擔“人丁絲絹”，並無任何字樣表明由歙縣獨自承擔。
會不會歙縣稅目記載上有誤？帥嘉謨又翻閱《徽州府志》發現，洪武年間，徽州實施了一次“乙巳改制”。原因是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在徽州實行“甲辰法制”修改元稅。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行中書省發現徽州修改元稅後稅目數字存在問題，很多稅賦科目需要調整，便開始實行“乙巳改制”，對徽州府下轄六縣所欠“夏稅生絲”折麥徵收。
歙縣跟之前繳納的夏麥相比，差了9700餘石，於是政府針對歙縣的3646頃輕租田，每畝各加徵“夏稅生絲”四錢，以彌補缺額。黟、休寧、婺源、祁門、績溪五縣也虧欠夏糧，一共是10780石。按照隆慶時的官方折率，每石夏麥折銀3錢，9700石折算成銀子，是2910兩，10789石折算成銀子為3234兩，兩項相加為6144兩，這恰恰與歙縣獨自承繳的8780匹生絹折銀數基本吻合，帥嘉謨吃了一驚，暗自思襯這會不會是一種巧合呢？
於是，帥嘉謨走訪當地鄉紳耆民，結果更為吃驚：早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歙縣程鵬、王相就發現歙縣“人丁絲絹”問題，越級呈文給應天巡撫陳克宅、巡按宋茂熙，很快有了批覆“仰府掌印官會同佐貳官從公議處，呈奪”，要求徽州府徹查。可隨後這兩位很快調遷。接任的巡撫歐陽鐸、巡按遊居敬也接到同樣的呈文，下發更為詳細批覆“仰府掌印正官造冊成書，斟酌增損，以不失本院致平之意。”隨後巡撫又下牌催促徽州府，將所屬六縣“各項田地稅糧，比照蘇、松等府改行事例，官民各為一則，勿致偏虧。”巡按批覆“查勘呈奪”。結果，下辦官吏不是敷衍塞責就是推諉拖延。隨後，程鵬、王相莫名去世，此稅案不了了之。
帥嘉謨由此推斷，極有可能是徽州府中主辦書吏均系歙縣之外的五縣之人，出於鄉情，有意“不待各縣議報，朦朧申塞，以致積弊年深，未見天日！”於是，帥嘉謨向徽州府提出疑問：在國初，整個徽州府六縣共虧欠夏糧20480石，以“夏稅生絲”為名義補之，折8780匹生絹。在“乙巳改制”之後，這筆稅不知為何變成了歙縣單獨承擔？
古歙圖
使人揪心的是，歙縣當地並不養蠶，為交這筆稅賦，糧農需用粟谷換銀，再用銀子買絹絲（當時明朝的各科稅賦大多用實物繳納），這一進一出更加重糧農負擔。如果從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改制”開始到隆慶三年，歙縣糧農們多被“人丁絲絹”榨取銀兩已達兩百多年，這無疑是一個天文數字！
基於義憤和責任，帥嘉謨作出一個艱難決定：他要為歙縣五十萬父老鄉親申訴，討回一個公道！
赴京申訴
隆慶四年（1570）年初，春寒料峭，應天府巡按御史劉世會和巡撫海瑞手中均收到帥嘉謨的呈文。帥嘉謨在呈文中這樣寫道：“天下之遺，貴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則焉。歙縣久偏重賦，民困已極，躬遇仁明在位，備陳情歟，懇乞均平。”“緣本府遞年奉戶部勘合，坐取人丁絲折生絹八千七百八十疋，原額六縣均輸，府志可證。”這裡帥嘉謨有意虛添“原額六縣均輸”內容。接著，話鋒一轉，直奔主題。帥嘉謨說，徽州府根本不養蠶，卻要負擔8780匹。當地民眾只能賣了糧食，折成銀子，從浙江等地回購，這兩道手續，讓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況，這筆負擔若是六縣分攤，還能勉強忍受，現在卻是歙縣一縣承擔，根本不合理。呈文最後，帥嘉謨提出解決方案：或考慮徽州少產絲綢的實情而豁免，或按《大明會典》所載六縣人丁均派到縣，或依《徽州府志》所載六縣田地均派各縣。
隆慶四年二月初十日，巡撫海瑞給出批示：“仰府查議報奪。” 隨後，巡按劉世會批示更明確：要求徽州府召集“知識耆民及里老人等到官，將帥嘉謨呈內所言絲絹事情，是否與《會典》《府志》相同，即今應否各縣均派，仍或應否照舊”，形成檔案迅速上報。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海瑞批轉文書即刻發牌催促六縣派員商議。可就在這檔口上，隆慶四年（1570年）二月二十五，巡撫海瑞調職，改任南京糧儲。
隆慶四年（1570年）四月十八日，績溪縣回覆申文“照舊定納，庶免小民激變之憂，官民兩便”，要求為避免“小民激變之憂”而“照舊定納”。指責帥嘉謨呈文“上滅祖宗之成法，下變府志之冊籍”，不僅“於律有礙”，且有“小民激變之憂”。其他縣知縣或以丁憂在籍，或以準備次年進京朝覲（按明朝規定，地方文職主官每三年即逢辰、戌、醜、未年需進京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任職考核）為由，拖延無果。
此間，帥嘉謨經過細心查證又發現端倪。績溪縣迴文中談到“人丁絲絹”，確實就是國初的“夏稅生絲”。說當年朝廷發現歙縣虧欠夏麥9700石，責成他們補交“夏稅生絲”，一共8780匹給南京承運庫，屬於歙縣滋生的事與績溪無關。可國初六縣均輸的“夏稅生絲”如何變成歙縣獨輸的“人丁絲絹”呢？這裡面必有文章！
帥嘉謨又埋頭投入到浩如煙海的案牘文書中。功夫不負有心人，帥嘉謨終於查到歷代戶部給徽州的“勘合”（收據）寫著“坐取徽州人丁絲絹”，即南京承運庫要徽州徵發的科目，是“人丁絲絹”。可是徽州府發給六縣催繳文書中“人丁絲絹”科目沒了，在歙縣的交稅科目裡卻多出一個“夏稅生絲”。恰好歙縣確實有一筆國初欠麥的“夏稅生絲”科目，縣府無法看出，照章納稅。待該筆稅收上來後，徽州府向上遞解時，又從“夏稅生絲”抽出應有的數目，劃歸“人丁絲絹”之下。
這就十分清楚了，正是這偷樑換柱的把戲，歙縣糧農卻苦苦養了徽州全域近兩百年“人丁絲絹”。帥嘉謨想到了府、縣一級的三班六房職務都是屬於世襲。顯然，始作俑者必是徽州府戶房裡從中舞弊的書手無疑！這一重大發現使帥嘉謨興奮不已，他奮筆疾書寫下第二篇呈文，直言“人丁絲絹”應按人口收取，單獨讓歙縣交納，其他五縣無一人照科納稅反常現象，並提出“先年不知弊由何作”，強調了有人篡改了這個稅科的推斷。
隆慶四年十一月二十五，帥嘉謨正式把這篇呈文提交徽州府，滿懷期待能夠“俯賜決議，申詳改正。”然而，呈上後石沉大海，徽州府置若罔聞。帥嘉謨一氣之下，赴京上告（此處“京都”指南京，當時大明中樞分為南北二京，組織架構一致，南京在南直隸有發言權）。隆慶五年（1571年）六月初二，帥嘉謨來到南京督察院申訴。
六邑爭辯
隆慶五年（1571年）的六月初二，帥嘉謨的呈文透過都察院宋御史遞交發給戶部。同隨呈文轉送的有都察院的批語：“典有所遵，賦當均派，合從抄出酌行。”意思是遵守法典，均攤賦稅至六縣，請戶部酌情辦理。戶部接文迅速批文“候本處巡按衙門題”，轉發給應天巡撫和巡按同時，還特意給徽州府發了一份諮文：“轉行該府從公查勘，前項人丁絲絹起自何年，因何專派歙縣。其各縣有無別項錢糧相抵，如無相抵，今應作何議處。”這裡已經明確要求徽州府查明“人丁絲絹起自何年，因何專派歙縣”“其各縣有無別項錢糧相抵”等該案的關鍵所在。
應該說帥嘉謨此行遂心所願，下一步應該推動徽州府將“人丁絲絹”查個水落石出。然而，正當戶部作出等待當地巡撫、巡按衙門題請的批示關鍵時刻，帥嘉謨滿心歡喜地返家途中，突遭“回途遇害”，只得攜妻帶子“羈縻遠避”，逃回了湖廣江夏縣避禍。
帥嘉謨這一逃使鬧得沸沸揚揚的“人丁絲絹”案消停下來。這一晃到了萬曆即位，力推“一條鞭法”稅制改革的張居正成為首輔大臣。
據《明史·食貨志》可知，明初沿用兩稅法，根據官方登記的戶籍，田地要徵收田賦，分夏、秋兩季繳納；丁要承擔多種徭役。後官府借各種理由加徵賦稅、加派雜役，百姓困苦不堪，大量逃亡以躲避賦稅。政府亦出現嚴重的財政危機，故決定將一州一縣的田賦、種類繁多的徭役、雜稅合併起來，除必須的米麥之外，都折成銀兩，分攤到該州縣的田地上，按照擁有田地的多寡來徵收賦稅，官方徵收、官方解運，稱為“一條鞭法”。這不僅使國家財政收入得以穩定增加，也大大簡化了稅收程式，提高了效率。
從深層次來講，一條鞭法的核心要旨，是合併田賦、徭役，取消米麥之外的實物稅，統一改為折收銀兩。這樣，符合一條鞭法“均平賦役，蘇解民困”要求的已沉寂四年的“人丁絲絹”案又被人提起擺到徽州府縣面前。
萬曆三年（1575年）年初，徽州府突然接到南京戶部責令查詢的文書，責問徽州府，四年前讓查勘的人丁絲絹如何。文書明確歙縣的稅賦肯定有問題，無非是何時開始，以及怎麼攤回到其他各縣，而且是奉旨查勘。萬曆三年（1575年）三月初九，徽州知府崔孔昕突然向歙縣發下一道逮捕令，要求緝拿帥嘉謨。逮捕令寫道“今照帥嘉謨，既能具詞呈告撫按，必為有力之家，有謀之輩，何為捏作在外，屢提不到。中間必有主使之者，擬合行提。為此，仰縣官吏速究帥嘉謨有無妻子兄弟，是否在外，此輩奸惡，漸不可長，設法緝拿解府，從重問擬，庶足以警餘奸，毋得遲違。”
四月初十，徽州府忽然接到帥嘉謨第三封呈文，除了將“人丁絲絹”的前因後果重述一遍後，解釋自己藏匿原因是“回途遇害，羈縻遠避，未申情款。”同時，提出了一項新證據：順天八府，也有“人丁絲絹”這個稅種，皆為諸縣分攤，沒有例外。並表示“今奉爺臺仁恩催議，千里奔歸，伏乞作主，憐憫偏苦，洞察奸弊。”四月十二日，徽州知府崔孔昕把帥嘉謨的呈文轉發給歙縣，督促歙縣詳查“人丁絲絹”案。
三天之後，徽州府收到知縣姚學閔執筆，歙縣鄉宦汪尚寧（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汪道昆（福建兵備道）、方弘靜（南京戶部右侍郎），舉監生員殷守善、程嗣勳等聯名的申文。知縣姚學閔寫道：“歙縣為蔑制蔑悖典，射害殃民，懇恩遵照《大明會典》，均平絹賦，以蘇偏困事。”申文中說到兩點：第一，《大明會典》記載徽州府輸“人丁絲絹”8780匹，從未提過讓歙縣單獨交；第二，“人丁絲絹”被人篡改成了“夏稅生絲”，以致五縣之稅落到了歙縣頭上。申文指出：徽州府的戶房，一直以來都是由五縣胥吏把持，世頂名缺，從來未出過歙縣籍的糧官。所以，“人丁絲絹”被篡改成“夏稅生絲”“必定是胥吏從中作祟”，矛頭直指徽州府戶房糧科的書吏。
緊接著，婺、績、休、祁、黟也都以知縣或知縣代理名義作出回答，堅持按原來方法，即由歙縣負擔人丁絲絹，其中都列舉“城都裡排”“鄉宦”“舉監”一干人等，以強調此為民意。依據在於從國初以來已經遵守了近二百年，且記載在《黃冊》上。此外，弘治、嘉靖《徽州府志》中的《財賦》《歲賦》也有記載，一時間黑雲壓城城欲摧。
萬曆三年（1575年）五月初十，應天巡按鮑希賢下文給徽州府，說歙縣申文干係重大，必須詳查，一有結果，立即上報。並直接讓兵備道發出憲牌，暗示徽州府這次不能用恐生民變的理由來拖延此事。五月十四徽州府便轉發兵備道的憲牌給五縣，催促他們前來合議。萬曆三年（1575年）五月二十二日，婺源縣知縣吳琯發回申文，提出了一個四兩撥千斤的事情：查閱黃冊。黃冊是明朝重要的賦稅檔案，上面徵派賦役，都依據黃冊來施行。黃冊自洪武十四年（1381年）開始攢造，十年一屆，從無中斷，涵蓋每一個大明府縣，具體到戶。按律法，每一屆的黃冊都會抄送數份，本縣本府本省各自留底，原冊送交南京戶部。
績溪知縣陳嘉則認為歙縣的“人丁絲絹”屬於“獨徵生絲”實屬平常，《大明會典》不可能面面俱到。六月十三日休寧的知縣陳履提出在乙巳改科中，行中書省除了查獲歙縣虧欠夏麥9700石之外，還在其下轄的登瀛、明德兩鄉，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拋荒的桑園田地，以及抄沒程輝祥、葉忠兩個大地主的田地。這些土地，都重新丈量造冊，然後重新計算徵稅。虧欠夏麥、拋荒桑園田地、抄沒田地，這三項加在一起，歙縣新增的賦稅一共是生絲10974。3斤。每24兩生絲，折絹一匹，所以總數是8779匹整，沒有任何問題。
陳嘉還發現歙縣下轄的登瀛、明德、仁禮、永豐、孝悌等幾個鄉里，原有桑園，其他五縣則從來沒有。顯然，生絲是歙縣特產土貢。在洪武十年（1377年）、二十四年（1391年），永樂十年（1412年），成化十八年（1482年），這筆賦稅的數額都有調整。到了弘治十四年（1501年），朝廷把生絲折絹的比率，從24兩調整到了20兩，但定額8779匹沒有改動過。由此，朝廷徵絲絹稅，只可能是從歙縣收。隨後，祁黟也提交申文。
一府六邑古徽州
此間，六邑縣府爭辯昏天黑地之際，兵備道、應天巡撫、應天巡按訴民紛至沓來，訴狀雪片不息。徽州兩院、兵備道的衙署門庭若市，幾乎演變成全民共訟奇觀，導致了幾起跨縣鬥毆，六縣民怨沸騰，一場“絲絹案”風暴風起雲湧即將掀起，以至於兩院急急發出“仍禁諭士民不必紛紛告擾”的諭示。到了萬曆三年年底，十二月初一，絲絹風波的始作俑者帥嘉謨將之前的所有資料統合起來再次呈文，徽州府隨即將帥嘉謨的呈文再次轉發六縣，要求合議。隨即，五邑縣府發出《五邑民人訴辯妄奏揭帖》，再次提出了婺源知縣吳琯的提議：“伏乞查明，洪武十四年初造黃冊，如系六縣公賦，甘派無詞；如系歙縣額科，乞嚴將帥嘉謨等正法治罪！”歙縣則反駁道：“節蒙牌提各縣丁畝文冊並取有無何項錢糧相抵迴文，豈各縣抗違不回，延挨會計，歙苦無伸，懇恩差人守提，早賜均攤歸結。”巡按宋儀眼見於此，撰文至徽州府：“歙民積憤已久，五縣紛爭亦力，示以均平之情，酌以通融之法，雖有偏心，無可復置私喙矣。”
萬曆三年（1575年）十二月十九日，徽州府給五縣下達了一封催提公文，前所未有地嚴厲：“將該縣人丁田畝數目文冊一併，星火申報，毋徒執詞混擾，致礙轉奪，此係至緊事理，難容延緩，如違，提究該吏不貸。”要求五縣把縣存檔案都上交，不許拖延。
萬曆三年（157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婺源縣知縣吳琯再次申文，言明《大明會典》通例至府而不用註明具體縣邑，關鍵是帥嘉謨計算錯誤了夏稅生絲。莫衷一是的爭辯促使六縣急於查詢依據。萬曆四年（1576年）二月，六縣正式要求調取洪武十四年黃冊。於是，徽州府在五月十八日正式向南京戶部提出申請調閱。
峰迴路轉
萬曆四年（1576年）七月二十三日，浩浩蕩徽州府六縣調查團到達南京。面對浩如煙海的十九批積攢起來的黃冊，直到九月中旬，才整理出一份從洪武十四年到隆慶六年的黃冊抄件，另加帥嘉謨的一份報告。報告中指出 洪武十四年造的黃冊，缺損甚多，尤其是最關鍵的“乙巳改科”以及當年四月一日改科的記錄，完全丟失。最後說道“切思《大明會典》乃祖宗立法垂統之憲章，黃冊乃民間遵文攢造之圖籍……豈奸反指府志黃冊為成法，而妄奏藐《大明會典》、部劄為私書。”言外之意還是《大明會典》為依據。
面對各執一詞、愈演愈烈的這場絲絹案風波，戶部迅速下發一道公文。“本部若徑依歙縣之奏，則五縣不從；若徑依五縣之奏，則歙縣不從，告訐日增，終非事體。”隨後提出了一個符合“一條鞭法”的均平方案，要求徽州府按照每年解送戶部和解送應天的稅額，然後統計六縣丁糧，加上存留本折麥米、官府辦公費以及各項額外錢糧，總算總除，平均一下。然後加入8780匹生絹，以數字是否均平來判斷歙縣獨負與否。
十月，徽州府按照戶部方案計算，在均平方案下，人丁絲絹確實是歙縣額外負擔。訊息傳到徽州，五縣譁然，群情激憤。紛紛議論戶部尚書殷正茂是歙縣人，執拗認為其徇私枉法，偏幫本鄉。
萬曆四年（1576年）十一月初八，太平府推官劉垓，寧國府推官史元熙，徽州府推官舒邦儒討論出一個解決方案，人丁絲絹由歙縣獨交，但是從四司銀、磚料銀、軍需銀等雜派均平銀中，減去5000餘兩，分攤給其他五縣。方案上報至兵備副使馮叔吉，馮叔吉駁回上述方案並推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將攤派5260兩改成3300兩。
萬曆五年（1577年）的正月，地方將方案上報給戶部，請尚書殷正茂酌定。對於馮叔吉的這個方案，殷正茂十分贊同，連批了三句話：“其名尤正，其言尤順，其事尤易。”方案於四月五日上奏天子，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下發聖旨。六月初七，聖旨傳達至徽州府，歙縣上下奔走相告，一片歡欣鼓舞。誰也沒有料到，正當歙縣官民揚眉吐氣之際，休黟祁婺績等五邑群情激昂、滋生民變。
五邑生變
此時帥嘉謨覺得自己“為民請命八年有功”給自己用錢買了一副冠帶，殊不知，更加激發五縣民眾生變。婺源縣生員程任卿趁勢而起，率眾佔領了婺源縣衙隔壁的紫陽書院，成立了議事局。打出“英雄立功之秋，志士效義之日”旗號，放言“但有裡排一名不出，我等趕上其門，有一縣不來，我等趕入其縣，遍傳鄉鎮。”並策動千人圍攻縣衙，逼迫徐廷竹代傳冤情；休寧縣半路攔截舒邦儒，代遞申文；組織婺源城外五千民眾向舒邦儒示威。
六月十一日，休寧縣人及鄉紳半路攔截前往婺源縣任新知縣的徽州府推官舒邦儒，並毆打隨行書吏，遞了一份抗議申文，責罵戶部尚書殷正茂是奸臣。六月二十九日，婺源縣人及鄉紳五千人，圍困舒邦儒請命。之後府縣往來公文均被當地人攔截檢驗，之後休寧縣等其他五縣相繼發出檄文，圍堵歙縣商人。休寧縣直接挾持休寧知縣陳履，偽造公文，給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等布政司衙門發去飛報，聲稱休寧，婺源縣遭到一萬多名歙賊入侵。而歙縣民眾四處散步謠言，說其餘幾縣要造反。一時間內徽州府風煙四起，政務癱瘓。
應天巡撫巡按眼見徽州民變，誤以為南京被歙賊佔領，流言蜚語引發江南震動，諸省譁然。南京方面責令徽寧兵備道盡快查明“歙賊”真相。兵備道副使馮叔吉連發兩道安民告示，休寧縣鄉宦覺察苗頭不對，準備了一份揭帖，上書徽州府，說明自己系反奸臣並非造反。
七月二十日，巡撫都院發出安民告示，加上了一份兵備道捉拿帥嘉謨的公文，認定帥嘉謨“陳奏斂財”為自己買冠帶顯擺導致了五縣鬧事。帥嘉謨鋃鐺入獄。戶部尚書殷正茂在重重壓力下，再次修改絲絹稅方案。
萬曆五年十二月，絲絹稅第三次修改方案出爐，均平銀從原來的3300兩調整到2000兩。但是五縣官民還是不滿。萬曆六年（1578年）十一月初四，第四次修改的方案《豁免五縣均平方案》出爐，減免均平銀的數額調整到了2530兩，由徽州府在各個款項中抵扣，但是仍有幾百兩難平。萬曆七年（1579年）的三月，第五次修改方案出爐，人丁絲絹6145兩，由歙縣承擔，但負擔的均平銀，減少2530兩，由徽州軍需銀1950兩，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餉銀抽出580兩，合計2530兩進行衝抵。到此，整個絲絹稅塵埃落定，兵備道釋出大字榜宣佈此稅，自萬曆七年為始，明載賦役冊，永為定規。
以此同時，對帥嘉謨、程任卿等兵備道初審後又由馮叔吉提交給到太平府，讓安慶、池州、太平三府會審，再議罪名。帥嘉謨被判“杖一百流三千里，遣邊戍軍”處罰，程任卿判詞認定其“以欺眾罔利之徒，轉為犯上作亂之漸，建旗張局，召號者數過萬餘，縛吏侮官，陸梁者狀非一出，造飛言於達路，則江、浙、閩、廣亦各驚心。毀禁示於公牆，則山澤閭閻幾為解體”，罪惡極大，被判處斬監候。爾後程任卿獄中寫就《絲絹全書》成為婺源義士，其同鄉餘懋學為其上書喊冤，最終得以改回充軍，並被髮遣戌邊則是後話傳奇。
至此，這起發生在明代，驚動朝野，皇帝兩次御批的驚天大案徽州“絲絹案”偃旗息鼓。
千峰萬仞古徽州
原標題：《【法苑文化】漫談徽州訟事史話 | 撲朔迷離的“徽州絲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