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酒如命的酒鬼——劉伶
魏晉之時多雅士，冷眼政治不合汙。放浪形骸無所託，生死有命皆天數。許是因當時政治動亂，權力傾軋現象嚴重，許是因戰亂頻繁，民不聊生的慘象觸目，這時的魏晉文人群體們對於生命的意義與個人的命途開始了新的理解與詮釋。
劉伶
劉伶（生卒年不詳，一說約221年-約300年），字伯倫，沛國（今安徽宿州）人，魏晉時期名士，“竹林七賢”之一；與阮籍、嵇康、山濤、向秀、王戎和阮咸並稱為“竹林七賢”。
在魏晉時期，名人雅士都好老莊，崇自然，玄談之中覓玄理，這既是一種積極的追求個人自由的濫觴，亦是一種消極的避世不聞的鴕鳥心態。報國無路，政局黑暗，這便形成了魏晉名士日日嗑散談玄，夜夜狂飲痛歌，遠離塵世紛雜，避隱山林竹溪，不問人間事，今夕何夕，不妨痛快一醉，人間險惡事，皆付忘憂君。
魏正始年間，劉伶與嵇康、阮籍、山濤、向秀、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當時的山陽縣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他們的作品基本上繼承了建安文學的精神，但由於當時的血腥統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採用比興、象徵、神話等手法，隱晦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
劉伶是我國古代晉朝的名士，被自己的好友張華舉薦給當朝皇上！但是，劉伶說話做事耿直，愛說真話，得罪了一些在朝權貴！甚至得罪皇上！幾次險遭殺頭之罪，滅門之災！事後，劉伶遂辭官回家，一門心思研究釀酒。
劉伶個子不高，容貌也不好看，就只有才氣過人，且最負酒名，他不隨意和外人交往，但認識阮籍、嵇康之後便認定知己，提著酒罐到竹林中去了。劉伶文學造詣頗高，其文筆輕靈飄逸，猶如酒仙入世，飄灑自然，渾然天成。其文章讓人猶如酒後看美人，越看越美。劉伶在當時的文壇有很高的地位。
劉伶是愛酒如命，天天喝酒，而且一喝就要喝醉，然後滿嘴胡言，全是酒話。他的性格也不適合做官。因為他行為太隨便，而且沉默寡言，不與人交往，對人情世故很淡漠，他的好友只有阮籍和嵇康。有一次朝廷派人出去請他出來做官，他不願意，於是就裝瘋，把朝廷的特使嚇得不知所措，於是朝廷放棄了讓劉伶做官的想法。
因為他愛好道家學說，崇尚自然，奉行無為而治的理念，因此他具有獨立人格和反抗精神。同時他還蔑視禮法，用酗酒來避世，這也是他酗酒的原因。這讓上至皇帝，下至朝廷官員都覺得他們自己百無一用，無形中劉伶站到了他們的對立面了。
一個不願意為官的人，是不可能入仕的，就算讓他做了官，他也不會有所作為。劉伶不受約束，反對禮法，更看不上朝廷中的官員，認為他們是無能之輩。在劉伶所處的時代，也讓他不願為官。三國兩晉時期，中原處於動盪時期，戰爭不斷，爭權奪利的事情時常發生，這讓劉伶不敢為官了。而其他的好友嵇康被司馬昭所殺，更是讓劉伶寒心了。
《孟子》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就是要提倡大家守規矩，可是劉伶這樣的放任性格與朝廷制度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他與仕途是漸行漸遠了。離開朝堂的劉伶潛心寫《劉伶酒經》。為了寫酒經，劉伶不辭辛苦，拜訪各路釀酒名人！
然而其中有一位釀酒名士叫狄成！狄成是當時名酒鐘山千日醉的繼承人！幾經周折，終究和狄成合作釀出一款酒！這款酒比狄成自己已釀出的鐘山千日醉還要好喝！於是，他邀來一眾好友前來品嚐！並讓大家幫著給酒取個名字！然後喝多了，他就醉了，所以就叫劉伶醉。
劉伶的妻子很不喜歡他飲酒，他經常喝酒喝得分文不剩。有一次，他讓他妻子去打酒，妻子拿過酒瓶，摔在了地上，並對劉伶說：“喝酒不僅花錢，還對自己的身體有害，還是戒了吧！”劉伶當時答應的很好，跟他妻子說：“你的建議很好，但是每次酒癮發作我就無法控制我自己，這樣吧，我要在神明前發個誓，以後再也不飲酒了。”妻子聽了很高興，馬上買了點酒肉，擺在神明案前。
劉伶見酒肉供好，撲通一聲跪倒在地，口中唸唸有詞：“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女人之言，慎不可聽。”說罷，端起供案上的酒一飲而盡，肉也大吃特吃，不一會兒醉倒在桌下。妻子見狀，哭笑不得，便不再勸他戒酒。
史料記載“劉伶嗜酒，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
奇人自有奇事，劉伶天生曠達，放蕩不羈，性嗜酒，離酒不活，曾在遠遊時，坐在鹿車上飲酒，然後信馬由韁，隨意馳騁，後面讓僕人拿著鋤頭跟著，並跟僕人說出“死便埋我”的話。
而劉伶亦是對酒有著自己的見解，其流傳下的作品《酒德頌》，便是抒發著劉伶這個酒中精靈對自由的追求，對虛偽的道德禮教的鄙夷，世道汙濁，且將酒中醉。
劉伶用行為來表達這種不滿。眾人皆醉而我獨醒。劉伶每天都喝的酩酊大醉，但在那個踐踏名教、虛偽盛行的時代，他估計是最清醒的。他也許也能夠像“竹林七賢”中的其他幾位那樣“難得糊塗”，但他做不到。性格決定命運，他只有在醉酒中麻醉自己，讓這個骯髒的世界自己面前模糊起來，從而減少痛苦。
宋人葉夢得是劉伶千百年後的知己，他認真地解讀劉伶：“晉人多言飲酒，至於沉醉，未必真在乎酒。蓋時方艱難惟託於酒，以為保身之計，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耳！”醉不是真醉，是以醉來掩飾對時局的不滿。有擔當的文人都愛指點江山，可是在那種情況下，欲指點而不能，只有透過醉達到另一種清醒。
劉伶如此不可救藥，卻能恬列“竹林七賢”而無愧，唐代官修的《晉書》甚至還專門為他立了傳。在魏晉時期面對黑暗的社會，品格高潔、性格剛烈的名士唯有透過酒精來忘卻現實的壓迫，唯有飲酒，才能體會到生命的真諦。他們內心的苦悶，也是世俗之人不能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