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武官員的“丁憂守制”：滿臣與漢臣的“丁憂”差異巨大
官員丁憂的規矩源於西漢，西漢時規定在朝供職人員若遇到父母、祖父母等直系親屬去世，允許“去官持服”，在家丁憂三年，三年後再回朝辦差。丁憂期間官員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守在父母的墳前報效養育之恩，吃、住、睡都不能離開半步，且停止一切娛樂、應酬活動，要粗茶淡飯，不能喝酒、不能洗澡、不能剃頭、不能更衣，直至三年之期滿方可。
當然漢時，對於官員是否要“去官持服”，然後回籍丁憂，並沒有採取強制性的做法，它允許官員自行決定是否要“去官持服”。直到唐朝，丁憂期間一定要“去官持服”才被明確付諸於立法條文之上，《唐律疏議。卷二十五》載：“諸父母死應解官，詐言餘喪不解者，徒二年半。”意思就是官員若遇到父母去世，則需辭去官職，然後回原籍丁憂，如果對父母死亡一事有所隱瞞的，且也不主動辭去官職的，按律要判刑2年零6個月。
直到這個時候官員丁憂期間才一定要辭去官職，而之後歷朝歷代也都延續著唐律中關於丁憂期間要“解官居服”的規矩。
就這樣官員“丁憂”制度歷經千年的變化，到清朝已是十分的完善。此時清廷對官員丁憂的時間、範圍、待遇，及管理等都有了十分完善的制度。
同時因民族的關係，清朝與離它最近的明朝，在行“丁憂”制度時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首先有別於明朝的“武職無三年終喪之制”，清朝自康熙年間開始，將丁憂的範圍擴大至武職，1682年二月，康熙下詔：“嗣後提、鎮以下，如奉特旨留任者，應令在任守制，其副將、參將以下等官，如繫緊要地方缺，該督、撫、提、鎮題留者，準其在任守制，餘俱令解任守制。”（《東華錄。卷三十七》），自此提督、總兵以下武將，如果沒有朝廷的特別下旨要其在任守制的，都需去職回原籍丁憂。副將、參將以下武職，如果因其所掌控的位置過於重要，在得到總督、巡撫、提督，或總兵上奏挽留後，可準在任守制，其餘諸將則都必須解職回家丁憂。
而康熙之所以會將丁憂的範圍延伸至武職，主要是因為地方武將的反覆上奏。清初，朝廷的丁憂制度是完全延續明制的，所以對於武將往往是“無三年終喪之制”的，大部分時候都採用“給假100天，大祥、小祥、卒哭等忌日另給假日”的做法。但是這種做法，對於一些十分有孝心的武將來說是絕對不公平的，他們也想在父母的墳前儘自己最後一份孝心。
於是，當時有許多的武將在父母去世時，都紛紛向朝廷乞求能夠準需其去職回原籍丁憂。康熙二十四年12月，四川夔州副將孫斌因父母去世，遂請回籍守制，四川提督何傅得此奏請後，就以此為例向康熙奏請“武官亦應丁憂”，希望武官也能向文官一樣回籍守制（《清世宗實錄。卷一百二十三》），康熙在得到這份奏報後，心生感慨，其言“孝者，治天下之本，理應丁憂”，遂準其所奏（《清世宗實錄。卷三百零七》）。
當然康熙之所以會答應將武職納入到丁憂的範圍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維護清朝的統治。眾所周知，康熙初登基時就爆發了波及全國的“三藩之亂”，此次動亂清廷雖最終將其平定，但是因耗時8年的時間，所以導致全國滋生出了一大批手握重兵的武將。
在這8年的時間裡，他們早已牢牢掌控住這些軍隊，而這對於清廷來說絕對是一個巨大的威脅，正如康熙所言“武官久任非善事，在昔唐朝藩鎮驕蹇跋扈，皆由久典兵權之故耳”（《聖祖仁皇帝實錄》）。於是康熙就藉助“丁憂制度”來將一些手握重兵的武將調離領兵之位，然後讓忠於皇帝的武將去重新掌控這些軍隊。
也就是如此，自康熙後，武將被正式納入到了“丁憂”制度中。
其次因清朝是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所以在對待“丁憂”一事上，清與明最明顯的區別就在於“滿漢有別”。對於漢官，清廷大多延續明制，採用“解官居服”回籍守制27個月，滿27個月後官復原職的做法，《欽定大清會典》載：“凡漢官丁憂及承重者，以聞訃日始解任回籍，守制不計閏二十七月。服闕，以原官起用。”。
但對於滿臣的“丁憂”，清廷卻有著多種變化。首先清朝剛入關時，據《請行通制以重大倫事》載：“今漢臣仍遵往制，丁艱二十七月，滿臣不在丁憂之例。”這個時候漢臣需要丁憂二十七個月，而滿臣則無此規矩。直到順治十年，隨著監察御史陳啟泰建議滿臣因與漢臣一起行“丁憂”，被順治採納後，清朝才開始對滿臣也行“定憂”之制。
只是此時滿臣的丁憂同樣與漢臣不一樣，《清聖祖實錄》載：“滿洲、蒙古、漢軍官員，有管旗下事者，有在部院理事熟練者，不便照漢官一例丁憂。議於在家居喪一月，即出辦事，仍私居持服三年。”，這個時候滿臣雖行“丁憂”，但卻並不“解官”，且也只需在家居喪一個月就可出來辦差，之後只需在私底下守孝三年即可。
同時以上的規定僅限在京滿臣，對於外任滿臣，當時則依舊不行“丁憂”制。直到順治十八年，順治才要求外任滿臣也需開始行“丁憂”，《清聖祖實錄。卷四》載：“奉差出兵文官，以回京聞喪之日為始，亦照定例遵行。各省駐防及在外出徵漢軍文官，伊父母在任病故者，仍應照例遵行（守制三個月）；父母在京病故者，準其解任回京，以到日為始，守制半年，仍私居持服，盡三年喪禮。”。
即在當時，若本是京官，只是被派到地方辦差的，如果遇到父母去世，則只需回京居喪3個月，然後就可出來辦差。若本是地方任職的，則父母在其任職的地方去世的，就就地居喪3個月；父母是在京城去世的，則必須去職，然後回京居喪半年，之後再官復原職。
之後到了康熙年間，內外滿臣的“丁憂”又開始有了變化。先是康熙三年，在京滿臣丁憂的時間被延長至3個月。再是康熙十二年，在外滿臣不論父母亡於何處，都需“解任，照漢官例，以聞喪日為始，不計閏，守制二十七個月”，即照漢臣的做法“解官居服”回京居喪27個月，期滿則官復原職。
而後康熙的做法在清朝維持了76年的時間，到了乾隆十四年被再次打破。這一年，乾隆下詔：“其用於外任之滿洲、蒙古官員，遇有親喪照例丁憂離任，回京後亦令守制二十七月。但滿洲、蒙古不似漢人眾多，且旗員亦不應聽其閒居不得當差。嗣後外任滿洲、蒙古官員丁憂至京，已滿百日後，著該旗引見。或於該旗，或於部院，朕酌量委用。”（《大清會典則例。卷二十九》），就是父母去世後，解職回京居喪的滿臣，在滿百日後就可被委派京職，或在主管他的衙門上任行走，或在六部衙門任行走，總之不會讓那些滿臣“閒置”。
自此，清朝對於滿臣行“丁憂”一事，大多都照乾隆十四年所定的規矩來做。
此外，需注意的是以上的規矩僅限於內外滿文臣，而不是內外滿武臣。
我們剛才也說了，自康熙二十一年開始，武職也得到了允許“丁憂”的待遇，所以漢武臣和滿武臣的“丁憂”也是不一樣的。對於漢武臣來說，他同漢文臣一樣，也是實行“以聞訃日始解任回籍，守制不計閏二十七月。服闕，以原官起用”的制度。
但是對於滿武臣卻也同滿文臣那般做，自乾隆十二年開始，滿武臣開始實行“持服百日，期滿即行當差，並不俟二十七月”的規矩。
乾隆十二年，乾隆下詔：“嗣後除提鎮內丁憂者，皆朕深知簡用之人，朕酌量另加委用外，其選用副將之旗員內，遇有丁憂者，即照此例，由侍衛升用者，著在頭等侍衛上行走；由前鋒參領、護軍參領、驍騎參領等官升用者，著在各原處行走，遇參領、副參領缺出，即行坐補；由世職升用者，伊等原處無品級相當之缺，臨時著該旗辦理，具奏請旨，以便酌量委用。”。
即滿武臣中的提督、總兵，行“丁憂”滿百日後，皇帝會親自任命他一些其他差事。而對於總兵以下的滿武臣，則按照“侍衛出身的，則百日後在皇宮任頭等侍衛；前鋒參領、護軍參領、驍騎參領等出身的，則百日後在原衙門任行走，如果遇到參領、副參領等職有空缺時，可直接補缺；由世代承襲的職位升上去的，則賦予在本旗臨時辦差的職務”的規矩來辦。
不過清時，雖大部分內外官員在行“丁憂”一事上是分滿漢的，但是有少許的官員卻是不分的滿漢的。如盛京地區，這裡的文官不論滿漢，父母雙亡都准許在任守制3個月，且即使父母是在京去世的，他們也可自由選擇來京守制，或是在任守制，反正自行決定。再如太醫院、欽天監這兩個地方，無論滿漢，官員都不允許“解官居服”，最多給100天的假，之後就得回來繼續工作，當然在任守制時，他們不會有任何的升遷機會，且會被扣除俸祿3個月。
同時在“丁憂”期間的待遇上，滿臣與漢臣也是有區別的。漢臣“解官居服”後一般是沒有俸祿的，如乾隆二十三年，乾隆就定：“現任官員遇有事故，例即停俸。其在家食俸者自不待言，此非為節用，乃教孝之大經也”（《清高宗實錄。卷五》）。但如果是比較窮的漢臣在回籍丁憂時，朝廷會適當的發放一些路費，這一制度在乾隆五年始成定製，這一年乾隆下詔：“各省微員離任，身故實系窮苦，不能回籍者，令該督撫於存公項內酌量賞給路費，以示賑恤”。
不過，在對待一些品級特別高的漢臣時，朝廷雖不會在丁憂時給予他俸祿，但卻會給予他“乘傳回籍”的待遇，順治二年定：“一品官員以禮回籍、給假治喪者，內三院各部院及在外加太子太保以上官……給假守制者，俱給勘合，夫六十名，馬十六匹，水路船二隻；近京百里內差夫十八名馬九匹，廩給一分“。
當然，不管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漢臣在“丁憂”期間是得不到任何的俸祿的。但對於滿臣而言卻並非如此，自乾隆二年開始，他們即使在丁憂期間，朝廷也是會照常發放俸祿的。乾隆二年，乾隆以“滿洲官員及世職等，俱藉俸祿以贍養家口，如皆令離任開缺，無以為養贍之資”為由，諭令“文武旗員，若遇有親喪，百日後仍令入署辦事，並照常支俸”。
再是對待“丁憂”官員的管理上，清朝較之明朝則更為嚴格，當然這裡指的對丁憂官員的管理是對漢臣，而非滿臣。首先清廷規定，凡是需要“丁憂”的漢文武官員須回原籍，不得在任職的地方多停留半日（《清高宗實錄》載：“道、府、州、縣等員，凡遇丁憂及革職者，毋得因例內有聽其自便之語寄居原任地方。請於交代清楚後令該管上司給諮催令回籍，以杜囑託營求之弊，並令原籍督撫將回籍月日報部存案，應如所奏。”）。
而後回到原籍“丁憂”的漢臣也會受到清廷的嚴密管控。首先在原籍守制期間，漢臣不能有任何的應酬，更不能與地方官有任何的聯絡，且禁止在書院講學（《清文宗實錄》載：“至丁憂人員，乾隆年間既有諭旨，不準主講書院，自應永遠遵循。”）。再是清廷會特別囑咐地方官對“丁憂”的漢臣實施監視，藉此防止他們“解官”期間胡作非為，若一旦查出問題，則“除公罪不問外，其犯贓罪及系官錢糧，依例勾問”。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清時，滿臣與漢臣的“丁憂”是存在著極大差異的，清廷明顯傾向於滿臣。如滿臣丁憂期間，照例能得到俸祿，而漢臣卻不可，再如漢臣在丁憂期間必須辭去官職，且只能等到27個月後，才會官復原職，而滿臣卻只需百日即會被賦予新的職務，守制滿27個月後或升職，或回原地就任原職。
而清朝之所以會在“丁憂”一事上採取如此明顯的“滿漢有別”，最重要的原因顯然就是為了穩固清朝的統治。畢竟對於清朝來說，漢臣真的是太多了，可滿臣卻不多，如果讓滿臣也同漢臣一樣，採取“去職居喪27個月”的做法，恐怕滿臣所空下來的位置早就會被漢臣所佔，到那時勢必就會造成漢臣勢力的崛起，於是乎清廷為了江山永固，滿臣往往不會去“丁憂”。
不過到了清後期，隨著滿人的不堪重用，清廷往往會採取“奪情”的做法讓漢臣“在任守制”。比如雲南鶴麗鎮總兵官周天培要去職丁憂時，咸豐帝就親自下詔“仍留江南軍營助剿，事竣後回籍終制”，亦如湖北巡撫胡林翼因母親去世要去職丁憂時，咸豐也下詔“以楚師東下，排程尚待機宜，著照軍營例穿孝百日，加恩賞帑，經理喪事”。
可以說從清後期清廷對漢臣屢屢下詔“奪情”，不允其“解官居服”來看，清廷滿臣的不堪重用可見一般，而這也表明著漢臣勢力在清朝的崛起已勢不可擋。
